漆菲+鲁肃

在一些右翼媒体眼中，这群出身中文进修班的外务省官员的一些言行被当作对华软弱的证据，他们甚至被视为“中国间谍”，被批为施行对华“朝贡外交”。

就在不久前，日本内阁决定任命驻土耳其大使横井裕为新任日本驻华大使，木寺则将转任日本驻法国大使。5月中旬，横井裕与木寺进行交接。这是时隔6年，日本官邸首次从外务省的“中国学派”（China School，也称中国帮）中提拔干部担任驻华大使。

在日本外务省内部，有一种天然的“帮派”倾向，初进外务省的公务员都会被要求选修外语，一旦决定了要研修的外语种类，此人就会被描述为进入该外语的“帮派”，例如“美国学派”、“俄罗斯学派”、“德国学派”等等。其任职经历多半也与该语言密切相关。

原本一个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词汇，在诡谲多变的中日关系面前，也被染上些许“亲华”的颜色。追溯日本对华外交的历史，过去核心的外交官几乎均由“中国学派”来担任。2000年后，“中国学派”不断被日本右翼抨击，认为他们对华姿态过于软弱，有的甚至被冠以“卖国贼”“间谍”之名，以至于其在外务省中的影响力随之下降。近几年，“中国学派”一词极少出现于日本舆论中，有人甚至说该词成为了“死语”。

作为“中国学派”之一的横井裕被任命为驻华大使后，“‘中国学派复权”的声音在东京甚嚣尘上。不论哪个学派，毋庸置疑都是为日本利益服务。但对中国来说，通过了解日本外务省的这一群体，可以更全面审视中日关系的波折起伏，也能为中国如何通过“中国学派”开展对日外交提供有益借鉴。

“中国学派”登顶路线图

在日本所有省厅中，外务省的仕途机制算得上特例。一般来说，官僚在其他省厅的仕途巅峰是事务次官，但外务省在2004年改革前，事务次官之上还有驻主要大国的“特命全权大使”。这一特例也被比作“在金字塔的顶端还有一片新天地”。

从数据来看，外务省的内部竞争异常激烈。每年通过国家公务员“1类”考试，成为重点培养对象的精英外务官僚有20-25人，他们中的一半将被派驻成为在外领事馆的参事官。但大部分人在担任参事官乃至公使之后也只能成为中小国家的大使，仅有两三人能爬到局长（相当于中国司长级）以上级别，最终成为外务省事务次官（相当于中国副部长级）的只能是其中之一。

据负责外务省事务报道的日媒记者介绍，由于日美同盟的原因，过去北美局一直是外务省最重要部门之一，外务省内的重要职位（局长及以上）几乎都由欧美派“把持”。但驻华大使一职算是“漏网之鱼”，也为“中国学派”提供了机会。“在欧美派官僚统治下的外务省，长期和俄罗斯以及中国打交道的外交官更加具有‘排他性。首先，两国语言、国情与欧美等国家截然不同，情报收集及决策非他们不可;其次，两国都是比肩英美的大国，在此工作的外交官也比较能发出声音，从而成为‘独立王国。”日本某保守派大报负责外交事务报道的资深记者野口表示。

在获取的“中国学派”名册中，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1972年算起，截至2012年，共有202位外交官（每年3-7人），其中90人属于上述通过“1类”考试的官僚，其余则属于“专门职”官僚，即只专注于对华事务的外交官。

一旦进入外务省研修汉语、成为对华外交的专家，其“登顶”路线就基本被确定：首先用20年左右拿下亚洲局（现为亚洲大洋洲局）中国课课长，此后与中国高层构筑强固的关系，再用约15年成为亚洲局局长、晋身外务省干部之列，最后“越过”次官级别成为“特命全权驻华大使”。

2012年12月20日，日中友好七团体在东京举办欢送日本新任驻华大使木寺昌人，欢迎前驻华大使丹羽宇一耶回国的招待会。时任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和时任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出席了该活动。

除了能力以外，与政治家的交情同样重要。2001年时任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退任时，“中国学派”的池田维本来很有机会继任，但自民党大佬桥本龙太郎和野中广务等人则向时任日本首相森喜朗推荐了阿南惟茂。

在这方面，木寺昌人备受好评。与官邸交往密切的一位资深媒体人透露，木寺为人谦虚，曾自称“内交家”（对应外交官），很会维护与官邸的关系。“在中国任职期间，木寺每次回国都会向安倍汇报，也很尊重政治家的意见，与过去一向自视清高的外务省精英形成反差。”

与其他官僚机构相比，由于外务省干部更容易与首相见面，因而张口闭口就是“官邸怎么怎么样”，被其他官僚私下批评为“颐指气使”。2001年之前，对“中国学派”而言，拥有“经世会”这一自民党最大的派阀作为后盾，不仅能够成为对华外交的助力，在外务省内外的影响力也能得以强化。

“中国间谍”日渐式微

当年桥本恕的努力，为其继任者国广道彦的履职铺平了路。国广1992年10月到任，当月日本明仁天皇就历史性地访华。国广1992年到1995年任内是上世纪90年代中日两国交往最为活跃的时期。然而不久后，1996年日本右翼团体连续四次登上钓鱼岛、时任首相桥本龙太郎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导致中日关系再掀波澜。

2000年以后，日本政治环境发生变化，自民党第一大派阀易主——旧“经世会”经历了分裂和退潮，“清和会”则迎来复苏和崛起。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的影响力在亚洲地区日益扩大，地区力量平衡发生巨大变化，日方对华政策被迫需要调整，以日中友好为主旋律的“中国学派”逐渐失势。

“最早的所谓排挤，是‘美国帮的秋叶刚男（现外务省综合外交政策局局长）2005年被任命为中国课课长。这对当时的‘中国学派是非常大的打击。主要原因是他们此前的一系列亲华之举在国内遭到激烈批评。”谙熟中日关系的斋木介绍说。

批判的高潮来自2002年。当年5月8日，朝鲜“脱北者”金高哲一家五口逃进日本驻沈阳领事馆，时任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及沈阳领事馆默许中方人员进入领事馆将人带走，当时录像拍下副领事给中方人员捡帽子的场景，语气甚为客气。这些言行被当作对华软弱的证据，在一些右翼媒体眼中，这群出身中文进修班的外务省官员甚至被视为“中国间谍”，施行对华“朝贡外交”。

作为批判主角的《产经新闻》在5月中下旬连载六篇长文质问“中国学派”，也让日本社会普遍关注到外务省的这个群体。其中的一篇文章称，“完成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断传递当年艰辛谈判的‘中国学派外交官有一种极度反感摩擦的‘体质。他们过度为中国的立场考虑，最终规避中日摩擦的结果是一边倒地希望日本政府执行中国提出的要求。作为日本的外交官，他们反而与中国外交部形成主从关系。”

1983年起任职驻华大使的阿南惟茂在日本一直被视为“头号中国通”，但恰恰在他任职的十多年内，中日关系屡陷僵局：2001年和2004年，日方两次为李登辉发放赴日签证;200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通过右翼炮制的历史教科书;2001年至2006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六次参拜靖国神社。

由于小泉年年参拜靖国神社，使得中方长期拒绝双方首脑会谈，日本对华舆论也逐渐恶化。当时阿南惟茂和槙田邦彦等人多次出面劝说小泉放弃参拜靖国神社，于是被外界批评为“媚中派”，他们的言行在外务省内以及官邸内也变得不受待见。

小泉上台后，“旧经世会”逐渐衰落，却极力维护派阀在对华外交上的“遗产”。李登辉护照事件时，槙田邦彦多次造访自民党总部野中广务的办公室寻求“破解方策”。沈阳事件时，政坛要求阿南下台，但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和野中广务均表示：“阿南大使只不过说了理所当然的话。作为中方信赖的人物，如果他下台就太遗憾了。”

此番“护犊之心”强化了外界对“中国学派”的不信任感，认为其无论做什么都是遵循“旧经世会”的意向，并非为了国家利益。此后，“旧经世会”通过联合公明党来维护一贯的对华政策。然而，除去民主党执政的3年，日本政坛一直由自民党的“清和会”（小泉、安倍皆为此派）统治，“中国学派”作为“不听话”的“臣子”，注定受到打压。

重挫后“中国学派”转向

2012年安倍上台后，“中国学派”势力进一步被削弱。最明显的现象是，几位“中国学派”出身的公使之后均未能得到提拔。

据了解，“中国学派”出身的驻华公使堀之内秀久2014年6月直接从北京调往美国，出任洛杉矶总领事一职。另一位公使和田充广于2015年2月成为底特律领事馆总领事，两人或将都无缘对华外交。

也有日媒披露，2015年9月在中国举行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之前，“中国学派”的驻华公使远藤和也提出主张，认为日方应该派人出席阅兵式，结果招致官邸和外务省的不满。

“他本来有望成为中国蒙古第一课长，结果被派到联合国政策课任课长，成了闲职人员。”

日本驻美公使、前上海总领事泉裕泰2016年调任回国后，不久前被任命为外务省研修所所长。“好比一个杂志的副主编调去广告部管发行。”斋木说。

更值得关注的是，据《产经新闻》3月25日报道，泉裕泰离任后，日本驻美大使馆30年来第一次没有了“中国学派”，而之前一般会有两三个“中国学派”。文章认为，这样做对中日关系不利，“因为现在是最应重视中国因素的时候”。

上述“中国学派”中唯一的“幸存者”是前驻华公使垂秀夫。垂1985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法学院，进入外务省后在南京大学学习汉语，此后在驻华大使馆以及香港总领事馆工作，回国后被任命为中国课课长。仅看经历，实属传统的晋升路线。

1992年10月24日，日本明仁天皇与皇后美智子参观长城，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

不过，由于垂秀夫与传统的“中国学派”划清界限，反而得到首相官邸的信任。很多人高度认可他的情报收集能力，有传言说由于其在华期间收集了很多对中国政府不甚友好的情报，导致其在任内“突然”被调回日本。

当时很多人觉得，由于失去中方的好感，垂的政治生涯或许要到头了。但恰恰相反，2013年9月，垂秀夫被调回外务省，担任被认为对华有核心决策力的官房总务课课长一职，短短几年又当上亚洲大洋洲局的二把手。如今，他更被熟稔外务省事务的记者公认为是目前“对华政策最有影响力的人”。“在亚洲大洋洲局的主要职位被‘门外汉占据之时，垂在对华事务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他很可能将来会成为局长吧。”多位受访的日方人士如此评价。

除了能力不错以外，垂作为一位精明的外交官，也非常善于运作人际关系。据一位驻京的日本媒体人回忆说，他深知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重点要搞定内政，所以他曾专门拜见公民党和其他党派的大佬们，“得到政治家的认可，也是让自己获得高位的有利保障”。

一位与垂熟识的日方人士则评价道，垂在京都大学时师从日本著名保守派国际政治学者高坂正尧，算得上是日本在冷战之后独立思考的第一代外交官。“冷战前，日本是在东西方之间搭桥的角色;冷战后，日本过去的任务消失了，需要直接面对中国，而中国又变得这么强大。”该人士说，“大环境的改变，也让这批新的外交官变得更加现实。他们觉得，老一辈的‘中国学派一直拿着刨子，把国家当成鱼刨成鱼片。”

在野口看来，垂的做法恰恰是“中国学派”重返政治中心的正确方式。“‘中国学派应抛弃过去一味对华友好的根基，构筑综合的对华战略，以专业的汉语以及信息收集分析能力作为武器，成为真正了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的专家。只有当他们正确掌握以及探测中方的想法，并反映到首相官邸的对华政策中，才能回到外务省的中枢位置。”

斋木认为，近两年来，安倍一直将实现中日首脑会谈作为外交的重大成绩，对于今后是否重视对华外交毋庸置疑，“官邸主导大使人事确实能够增进大使与官邸今后的直接沟通，更有助于落实安倍式的对华外交”。

但他也提出担心说，由于官邸对人事方面的管控严格，导致了政客和官僚的一体化。“外务省也好，财务省也好，在日本都只是官僚机构，按道理不应该牵扯进政治家的纷争之中，做好本分的事情、协助政治家就可以了。但现在，越指望被升级的官僚越努力靠近执政党的有力政客，这也是安倍政权的长期化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