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杨 晨

朱敏：父亲是我生命中永不熄灭的明灯

整理/杨 晨

朱敏与爹爹朱德在一起

1926年4月，我出生在莫斯科。那年，爹爹正好40岁，为了纪念他40岁得一女儿，特地给我起了“四旬”这个乳名。不久，爹爹回国参加北伐战争，从此，走上了艰苦漫长的武装革命斗争的生涯。母亲为了追求与爹爹的信仰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叛离了爹爹，又弃我而去。1927年的夏天，我的姨妈从四川成都万里迢迢赶到中苏边境的满洲里，从母亲手中接过刚满一岁正在患病的我。

多年后，我又一次面临与爹爹的远别。爹爹和毛泽东伯伯共同商量，决定送我去苏联学习。迎着爹爹充满希望的目光，我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去异国他乡的求学之路。

从1941年到1945年这4年中，陪伴我的是痛苦深重的地狱般生活。在充满死亡气息的孤儿院里，我一头的黑发脱落。我是朱德的女儿，我的血管里流淌着爹爹的血液。自从在延安见到爹爹，我的心中就像拨亮了一盏明灯，爹爹憨厚的神态、慈祥的笑容、坚毅的性格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德国法西斯面目狰狞的咆哮，没能使我屈服。在德国鬼子的眼皮底下，我勇敢、智慧、冷静的越过了一个又一个险情，顽强地生存下来。我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找到爹爹，回到祖国温暖的怀抱。我在德国集中营拍下的那张照片的背面写下了心中深切的期盼：“啊！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的那天，我又一次被送进德国集中营。在押往德国的黑压压的人群中，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我在饥饿与死亡的边缘挣扎着，幼小的心灵被刻下一道道血淋淋的伤痕……

报考教育专业是我在战争年代目睹了许多孤儿的悲惨遭遇后，萌发的念头。特别是当我观看了记录苏联人民教育家马卡连柯辉煌成就的影片后，立下了坚定志向。从此铸定了我勤勉重教的一生。回国后，我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工作。语言不通、教学经验不足、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在教学中，我遇到许多困难。但我始终牢记爹爹对我说过的话：“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需要建设人才，你所从事的正是培养人才的工作，这是一项非常伟大的事业，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是爹爹对你的期望。”在同志们的热情关心和帮助下，我很快便胜任了教学工作。每当我看到学生们带着知识，走上祖国的建设岗位，我感到非常欣慰。我一生都在从事教育工作，从助教、讲师，到教授、教研室主任。我从事业的进取中得到人生的最大快乐！

1986年，我离休了，尽管身体不好，但我心中铭刻着爹爹的期望。离开工作岗位，并不意味着教书育人的事业已经结束。80年代中期，部队整编，有大批的干部战士转业复原回到地方。这些复转军人为保卫祖国无私地奉献了青春年华，回到地方后，怎样才能尽快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我与几位老同志商量，提出要创办一所军地两用人才学校。

办学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没有启动资金，没有办公设备，没有教师……十几年中，我又因乳腺癌和股骨头骨折置换，接受了两次大的手术，因糖尿病形成的白内障，使我的眼睛近乎失明。但是为了继承爹爹的遗志，继续教书育人，我与老伴刘铮联合几位老同志白手起家，自己凑钱、凑桌椅板凳，四处聘请教师，寻找校舍与教学设备，经过不懈的努力，学校真的办起来了。我们不仅创办了针对不同层次、多学科、有完整教学体制的学院，还在全国各地建立起20多所分校和辅导站。10多年来，学院培养了14万多名合格的毕业生。这些学员既有军人的素质，又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发挥了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