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与“文化主义范式”的初创
2016-08-15肖伟胜
学习与探索 2016年3期
肖 伟 胜
(西南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0715)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与“文化主义范式”的初创
肖伟胜
(西南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0715)
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创造性地将索绪尔语言学模式引入原始文化研究,在对原始社会的亲属关系、神话以及野性思维等文化形态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出文化系统像语言一样,具有自身的运作规则与逻辑,进而初步创立起以语言—符号学为基础的结构人类学“文化主义范式”。这一研究范式直接促发了20世纪“文化转向”思潮的衍生与兴盛,并给予其方法论上的强大支援。不过,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由于立足于从语言学语境转向于人类学语境,这种语境的转换一方面使他对文化范畴的分析往往富有启发性,但同时在对人类学观念的反思上却常常引发混乱,因此招致了持续的批评。
列维-斯特劳斯;语言学模式;结构人类学;“文化主义范式”;20世纪“文化转向”
一、从语言学到结构人类学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是二战后结构主义思潮最主要的来源,正如特伦斯·霍克斯所说,“当代大多数结构主义者的思想都是以他的著作为基础的”[1]10。约翰·斯特罗克则更直接地指出:“‘语言是一种形式,而不是一种实体’,这句名言就是索绪尔对其基本见解的总结。少了这一点,列维-斯特劳斯、巴尔特以及其他三位思想家(这里所指的是福柯、拉康和德里达,引者注)的著作就都无法把握了。结构主义始终坚持着这个基本假设,它的研究也始终关注着系统中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而不是各种独立本质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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