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燕（江南大学 数字媒体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张同标（华东师范大学 艺术研究所，上海，200062）



中印莲花手观音造像的图像学判断①

梁 燕（江南大学 数字媒体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张同标（华东师范大学 艺术研究所，上海，200062）

［ 摘 要 ］除了“天冠化佛”等细节外，佛经提及观音菩萨的形象特征相当有限，这与遍及半个亚洲的观音信仰相比较是很不相称的。印度莲花手菩萨以左手握持长茎莲花为标志。这朵莲花从脚下的大地中生长出来，全敷盛开的花朵多位于菩萨的左肩侧。莲花手菩萨通常被判定为观世音菩萨，称之为莲花手观音。印度的观音菩萨造像可能初兴于法显旅印前后，至玄奘时已经相当普通，现存年代较早的造像出土于鹿野苑，发髻冠前饰化佛，手持长茎莲花。犍陀罗地区的类似造像多手持折枝莲花。在中国，最初的一系列由铭文确定的观音造像均为莲花手观音，造作于皇兴四年（公元470年）以后三四十年期间，时值笈多盛期，多持折枝莲花，多有天冠宝缯，与犍陀罗等中亚地区关联密切。这些中国佛像支持莲花手菩萨被判定为观音的判断。由此又可以推断莲花手观音是印度观音的最古老形象，中国现存年代更早的观音图像或其雏形见于江苏盱眙所出西晋画像砖，同时，晚出汉译密教佛典以莲花为持物的观音诸像应该是早期莲花手观音的演进，成为各式观音造型的基准形象。

［ 关键词 ］莲花手菩萨；观世音菩萨；佛教造像

一、观音形象的佛经典据

观音菩萨造像在中国极为流行，而印度却不甚流行。在佛经中，观音菩萨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是佛法类型，作为精通佛法的善知识出现在《华严经入法界品》，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第27位，观音菩萨为其解说慈悲救度，虽然描述了观音所住地补怛洛迦山的优美风光，却没有提及观音本尊的形象特征；二是救难类型，出现在《法华经》中，虽有三十三变化身，但也同样没有提及本尊的形象特征；三是净土类型，作为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胁侍菩萨出现，晚出的《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描述了观音的形象特征是“天冠化佛”。观音菩萨的这三种类型及其对应的佛典各自独立出现，最初形成的时间都很早，也都很早传入中国，而相应图像与流行时期却很不一致。在印度，第一种佛法类型的观音造像尚未发现。第二种救难类型多见于印度后笈多时期的佛教石窟，有阿旃陀、埃洛拉等石窟中的八难观音等雕刻，延续到波罗王朝又演化出女性形象的八难多罗类型。第三种净土类型，由于难以确认印度佛教图像的净土属性，相应地，观音造像也多在疑似之间，倒是中国及其毗邻的日本等地极盛行净土图像，观音的图像学特征也同样是“天冠化佛”。

从佛经撰著与汉译的情况看，观音出现得很早。中国很早就翻译了与观音相关的佛典，著名的首推“净土三经”。最早的是东吴支谦译《度人经》（no.362），至于旧题东汉支谶译《平等觉经》（no.361），已被确认为西晋竺法护译经的误题。这两部书都提到了观音与大势至作为阿弥陀佛的胁侍菩萨，他们都将在阿弥陀佛涅槃以后先后承绍佛位，但是经文中没有直接叙述观音菩萨形象特征。后来以康僧铠译《佛说无量寿经》（No. 360）为代表的后期译经取消了阿弥陀佛涅槃之说，观音作为接引大菩萨的特性得以强化，却也同样没有涉及观音的形象特征。与观音形象相关的出自宋西域三藏畺良耶舍译《佛说观无量寿佛经》（No.365），历来简称“观经”，叙述佛尊应韦提希夫人之邀，分十六观而说观想阿弥陀佛之身相及净土之相。

《说经》第十观：“观世音菩萨，此菩萨身长八十亿那由他恒河沙由旬，身紫金色，顶有肉髻，项有圆光，面各百千由旬，其圆光中有五百化佛，如释迦牟尼，一一化佛，有五百菩萨无量诸天以为侍者。举身光中五道众生，一切色相皆于中现。顶上毗楞伽摩尼妙宝，以为天冠。其天冠中有一立化佛，高二十五由旬。……观世音菩萨……臂如红莲花色。……手掌作五百亿杂莲华色。……其余身相众好具足，如佛

张同标（1970-），江苏盐城人，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佛教美术。

图1　印度观音菩萨头像

观音菩萨的头光与身光之中遍布化佛，令人联想到通身化佛的华严主尊毗卢舍那佛，这里特别提到的是观音天冠中的化佛。——天冠化佛，始终未见于其他菩萨，这是观音独有的形象特征（图1）。经文说是“立化佛”，虽然也有立佛的例子，而更多更普遍的是坐佛。立佛与坐佛两者未见明显的差异。——这一点得到了后来佛教界的普遍认同。净影寺沙门释慧远撰《观无量寿经义疏》说：“观宝冠中，先观宝冠，后观冠中化佛大小”（T37， no.1749， p.181，b12-13）。天台智者大师智顗撰《观无量寿佛经疏》卷一：“观音头上天冠中有一立化佛，势至头上有宝瓶，以此为别”（T37， no.1750， p.193， b5-6）。这里也都没有说到天冠化佛之外的其他造像特征。——至于“臂如红莲花色”“手掌作五百亿杂莲华色”云云，虽然是印度常见的与莲花有关的褒誉之辞，而对于图像尤其是金石造像却茫然不知究竟应该如何表现。在这部经书中，倒是大势至菩萨与莲花有关，“此菩萨天冠有五百宝莲华”（T12， no. 365， p. 344， a18-b1）云云。

这部《观经》译于南朝刘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前期（公元424-442年），相对于“净土三经”中的其他两部经来说，年代较晚，却是汉译佛经中第一次明确提到的观音菩萨的形象特征。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观音形象本身，除了“天冠化佛”之外，其他细节特征仍然是不明确的。《法华经》中说的三十三观音，固然也印度教特别是毗湿奴的化身观念有关，大概也可以视为观音形象最初并不固定的代表性证据。正因为观音信仰极为广泛，而观音形象却相当模糊，这一点令我们相当困惑，因为佛经所说观音图像特征之寡较之于观音信仰显得极不相称，这也使得我们解读早期观音形象时遇到了很大的难题。对于观音诸象之中最古老的莲花手菩萨，这一难题就显得尤为棘手。

二、印度早期的莲花手菩萨造像

印度所见观音造像的形象特征，除了伟丈夫形象的体格特征外，总体来说有两点：一是在发髻冠（即汉译佛典所谓的天冠）正前方镶嵌化佛，二是手持长茎莲花。这两点作为辩识观音图像的标志，经常同时出现，但也有不少仅仅手持长茎莲花即所谓的莲花手菩萨。也就是说，长茎莲花具有更加明确的辩识意义。即使说“天冠化佛”以《观经》为典据，那么，长茎莲花呢？学界虽然努力探寻莲花手菩萨的佛经典据，结果却始终不尽人意。

图2　鹿野苑出土莲花手观音立像

印度现存的莲花手菩萨造像（图2），年代早的著名造像出自鹿野苑（Acc. no. 49. 113，136×38.5×20cm），现藏新德里国家博物馆，通常认为是公元5世纪之物，或言公元475年左右，正值笈多王朝盛期，恰与中国北朝时代造作观音像的年代相对应。从左手和台座残痕分析，菩萨应该是手持长茎莲花的。莲茎从观音脚下生长出来，全敷盛开的花朵应照例位于菩萨的左肩侧。这尊莲花手菩萨，发髻冠正前方有化佛，符合《观经》所说观音的形象特征。天冠化佛、长茎莲花，这两点与印度其他观音造像的基本特征一致，因而常被视为观世音菩萨，或按其形象特征名之为“莲花手观音”。

虽然天冠化佛与《观经》相关，但是，这尊造像与净土信仰恐怕也说不上必然的联系。这尊鹿野苑造像的台座上，观音脚下“有两个饿鬼卑躬屈膝紧随着观音。从他的左手所现的与愿印中流出甘露水，以满足这些饥渴的众生，即可证明观音对一切众生的怜悯”［1］。这种形象被专称为迦萨留波那”（Khasarpaa）［2］，汉译或为“水月观音（迦萨留波那）”①《五百佛像集：见即获益》（瑞士苏黎世大学民族学博物馆版本提供，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有两种形象的水月观音，见no.113， no.436，Khasarpaa Avalokitevara，汉译名为“水月观自在（迦萨留波那）”。这种后期密教系统的“水月观音”与唐代周昉所创截然有别。，有时也译为“空行观音”［3］。关于观音的饿鬼救度，很可能出自天息灾译《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no.1050）［4］，至少与该经的关系密切。更进一步地说，如果这尊鹿野苑观音的天冠化佛与《观经》没有直接的联系，那么，造像所依赖的佛典依据以及造像内蕴的信仰动机，就需要重新上下求索了。

图3　奥兰伽巴德八难救度观音（左）与金刚手菩萨（右）

年代更早的印度观音造像是否存在？虽有各方推测，却难以得到明确的实物印证和对应的定名依据。我们注意到：法显在摩头罗国（秣菟罗），注意到：“摩诃衍人则供养般若波罗蜜、文殊师利、观世音等”，这样的记录很难认为大乘教徒（摩诃衍）供养观音造像，因为，法显说到的大乘教徒是与小乘相对而言的，小乘“诸沙弥多供养罗云，阿毗昙师者供养阿毗昙，律师者供养律”（T51， no. 2085， p. 859， b25-28），既然没有说小乘教徒供养佛像，推想大乘教徒供养的也未必全部是造像。至少，法显没有明确提到过观音造像，在法显之时的印度观音造像恐怕还不多见。二百多年之后，唐僧玄奘在印度求法时期（630-645），他礼拜了不少珍贵的富有灵验色彩的观音造像。与玄奘同时及稍后，西印度德干石窟中确实普遍浮雕观音造像（多见于窟外和窟门附近的敞亮壁画，不排除后世补刻的可能性），远远超过其他菩萨，其中尤有特色的是见于奥兰伽巴德、阿旃陀等石窟的“八难救度观音”［5］441-458（图3）。

这是中印度单尊观音造像的情况。在犍陀罗地区，观音与弥勒常成为一组作为佛陀的胁侍菩萨出现，观音多以手持莲花为形象特征。这类造像的主尊通常结跏趺坐于莲花座，多被认为是“舍卫城大神变造像”或其变形［5］244-343。类似的一佛二菩萨形式，有时是观音与金刚手菩萨的组合，这也是德干西部石窟中常见的形式。犍陀罗造像年代缺乏铭文可证，我们初步判断当在4-5世纪期间，甚至有可能更晚，其上限为法显旅印的公元400年前后。犍陀罗莲花手观音都是印度王侯的装束，身披璎珞，头戴发髻冠，冠前有化佛，手执折枝莲花。所以认为：由于《观经》很可能是在犍陀罗地区形成的，因而这里的观音菩萨的天冠化佛可能与《观经》有关。尽管这些仍有不少疑问，但终究与中印度救难类型的观音不同。至于手执莲花这一点，依旧难以获得佛典的佐证，不过，这一点却在同时代的中国造像中由铭文得以确认。

三、中国北魏后期的莲花手菩萨

中国早期更加明确的莲花手观音造像出现在北魏平城后期，集中于公元5世纪后期。兹据《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6］的辑录，自铭为观音的纪年造像有：

470年，北魏皇兴四年王钟造观音立像（p.24，pl.18）

471年，皇兴三年仇寄奴造观音立像（pp.27-29，pl.20）

484年，太和八年丁柱造观音立像（p.68， pl.44）

484年，太和八年赵某造像观音立像（pp.69-70，pl.45）

489年，太和十三年阿行造观音立像（pp.73-74，pl.47）

498年，太和二十二年吴道兴造观音立像（pp.94-95， pl.63）

500年，景明元年比丘保明造观音立像（p.106，pl.69）

501年，景明二年杨某造观音立像（p.109，pl.71）

503年，景明四年某氏造铜观音立像（p.113，pl.74）

504年，正始元年韩愿造观音立像（pp.114-116，pl.75）

505年，正始二年某氏造鎏金观音立像（p.117，pl.117）

513年，延昌二年方城某氏造铜立像（p.136，pl.93）

以上所录均为金铜佛，或许是因为材质贵重、制作精美、易于收藏等原因才幸存至今的。推想当时也应该有石质造像存在，或同时并存其他材质和形式的造像，这提醒我们留意传世的早期佛像，期待相关的考古发现。

上表所录，始于北魏皇兴四年，迄于延昌二年（470-513）。前者的皇兴四年是目前所知莲花手观音的最早纪年，截止于后者有以下两个原因。其一，上述造像均为莲花手形象，头戴宝冠，手执莲花，都是伟丈夫形象，没有其他形式的像容出现。其二，在延昌四年（513）出现了比丘尼□双造观音三尊像（p.139，pl.96），该像左手持净瓶，虽为后世净瓶观音的祖型，却也与印度以净瓶为弥勒造像的图像特征混同。类似的观音形像在以后更为流行，形成主流趋势，造像也趋向于华美繁富，莲花手观音虽仍有造作，却显见式微之势。因此，我们把上列观音诸尊视为中国早期莲花手观音的代表序列。

皇兴四年，王氏造像铭云：“为亡父母造观世音像一躯，愿令亡父常与观世音菩萨共生一处”（p. 440）。皇兴五年仇寄奴造像铭云：“为父母造观音像为亡父母上生天上”云云（pp. 440-441）。其他诸像也多为亡者造像的铭记，与往生极乐有关，虽仍然隶属于净土信仰的范畴。由于这些造像都是单尊的礼拜像形式，表明观音信仰的独立化趋势明显加强。太和十三年阿行造像铭中还提到：“请师造观世音像，阿行舍此女形，生思□□”云云，这是企望脱离女身转世为男的果报，可能与《妙法莲华经》中宣扬龙女成佛之类有关。在经文中，“龙女忽然之间变成男子，具菩萨行，即往生南方无垢世界，坐宝莲花，成等正觉”（T09， p.35， c18-19）。在涉及这段文字的《提婆达多品》中，实际上没有说到龙女成佛与观音的联系，这尊造像说明了观音信仰的普泛化，已经从阿弥陀佛的胁侍地位上升为独立的崇拜尊格，并且开始与其他佛经混流，显示观音信仰的多重属性。

前文列举的这些造像均为立姿，左手执长茎莲花，斜伸于左肩外侧（上录诸例惟韩愿造观音立像例外）。莲花均为花苞形，佛典将此未敷之时的莲花专称为“摩屈罗”（mukula）。我们知道，印度的持莲观音均为盛开的莲花，即莲花处中盛时，专称为“芬陀利”（），两者明显不同。又，这些观音都头戴宝冠，冠后有飘带外扬，学者们普遍称为“天缯”，这是中亚波斯一带萨珊王冠的形制，表明这些观音像的原型，不是来自印度本土的恒河流域，而是来自中亚。萨珊沙普尔二世（Shapur II， 309-379）约在350-358年间入侵喀布尔、犍陀罗、旁遮普，在塔克西拉建立政权，其后，约390-460年间由寄多罗贵霜替而代之，成为犍陀罗一带的新君王。寄多罗贵霜文化与萨珊颇为亲近，他们也把自己崇信的拜火教祭火坛移入了佛像。萨珊王冠加诸于观音，应当在他们入主犍陀罗之后，这种新形式的观音造像当为公元400年前后的产物，大约在将近百年的时间内传入中国北方的北魏辖图之内。这些造像由铭文证实了莲花手菩萨即观音的论断。

顺着这样的思路，我们注意到：与古印度较晚才出现观音造像略有差异的是，中国现存的早期观音造像可能要早于印度初兴之时的公元五世纪前后。

图4　西晋太康九年（公元288年）捺，砖画像

这方面的例证可能是江苏盱眙出土的佛像画像砖［7］（图4）。该砖的正面模印三尊造像，上下重叠，尊像之间没有明确的区隔，仅有上半身明晰，没有表现具体的座具和坐姿。可能是结跏趺坐，有头光有同时代的佛陀像相似。简报把此砖命名为“仙人图”，“仙人端坐，头部带项光，左右各有两个花蕾”。今按，“仙人图”云云，固然不合适，但也拈出了造像的特别之处在于尊像的肩部有一束莲花升起。该像又或称佛像，然而佛像没有手执莲花的成例可寻，参照印度的莲花手观音造像，盱眙造像应该是莲花手观音。莲花手观音的出现，与当时流行的支谦等人汉译的阿弥陀经典有关，也可以看做是庐山慧远信仰阿弥陀佛的莲社佛会的先声。盱眙画像砖有“太康九年（288）五月□卯十二日丁丑作甓”的铭文，是西晋（265-313）世祖司马炎时期的作品。当时，距东吴末帝孙皓降晋（280）仅数年之久。盱眙莲花手观音造像有可能是目前所知的中国最早的观音造像，这也许表明印度的观音造像起源也同样很古老，虽然目前还没有考古遗物作为佐证。

汉译“净土三经”难以导致莲花手菩萨造像的形成与普及，因此，盱眙造像别有来源亦未可知。中国的早期观音造像很少，与阿弥陀净土信仰的流行盛况难以对应，其中是否有特别的原因，暂时尚无确切的解答。无论如何，在净土信仰中，主角是阿弥陀佛，而观音仅仅是配角，比起阿弥陀佛和他所居处的西方净土，观音菩萨较少受关注也是可能的。

四、印度莲花手观音的图像化演进

把莲花手菩萨像比定为观世音菩萨，虽然在佛典依据方面遭遇了难题，但就北魏的观音造像分析，由于铭文的确切性，把莲花手菩萨比定为观世音菩萨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考虑到中印度与犍陀罗都没有早于公元5世纪的观音造像，我们据此考虑这些地区观音造像的流行时期的上限，确定为公元400年前后。法显在此间旅印，仅在秣菟罗提到了观音，而玄奘时代就相当普遍。这些差异所显示的观音信仰的兴盛趋势，恰好与印度造像的现存情况基本吻合，也得到了中国北魏观音造像的印证。中国西藏的观音造像据说始兴于6-7世纪，这恐有误会，因为义净、慧超等人以及大昭寺蕃汉盟誓碑都明确说西藏当时没有佛教。

印度的观音造像始终以手持长茎莲花为主要特征。倘论细微的差异，印度本土的莲花多从观音脚下的大地中长出来，升至齐肩高的位置，而犍陀罗多数是手持一朵莲花，类似于中国绘画艺术中的折枝花，没有生长于大地的图像表现，这也是北魏观音的图像学特征的源头所在。

无论是犍陀罗还是中印度，观音图像的谱系都是比较单一的，只有到了波罗时代的密教化时期，才有了更多的形式，然而也仅局限于不空羂索观音、马头观音、千手观音等少数几种。东亚流行的三十三观音，扣除了源于民间传说的生造尊格外，其余数量也是颇为有限的。尼泊尔佛教有108观音之说，除了掺入其中的印度教大神以外，真正有佛典依据的正统形象也并不多。虽然佛经没有明确叙述，而从造像分析，各式观音之中，渊源最古的首推莲花手观音。

图5　尼泊尔百八观音之莲花手观音

尼泊尔的108观音群像［8］，早在1924年就被巴达恰利亚发表于《印度佛教图像志》。其中保存了独立尊格的莲花手观音（no.104：）（图5），一面双臂，左手置于腹前，手持一朵盛开的西藏式折枝莲花。这种形象也是喜马拉雅地区后期的观音造像的基准形象。采用这一形象或大致雷同的还有：no.7：， no.91： Vajradhātu L.， no. 106： M a h ā s t h ā m a p r ā p t a L.， n o.108：rīmadāryāvalokite vara等，第108号圣观音与第104号莲花手观音尤为相似，惟后者的莲花为盛开全敷形，前者圣观音近于半敷的莲蕾形。圣观音是后出的概念，在后世佛教中被认为是各种观音形态的基础。在108观音中，他显然是依据渊源最古的莲花手观音为原型描绘的。

另外，中印度最古的观音为立像，流行于笈多与后笈多时期，至波罗时期出现坐姿；犍陀罗始终是立坐并存的，这说明了坐姿观音出现比立像后起。在尼泊尔108观音中，也出现了手持莲花并且没有其他执物的坐姿观音形象：no. 18： Lokanātha， no. 21：， no. 23： Vajradharma L.， no. 49： L.， no. 53：Samantabhadra L.等。这些观音都是单面双臂，也是其他变化观音赖以形成的图像基础。有时，会在莲花上增加一把宝剑、一枝金刚杵、一册梵箧等，这样又与其他菩萨发生混同，集诸神功德加之于观音菩萨。无论如何，以左手持莲花，始终被认为是莲花手观音菩萨的特征，与其他诸菩萨紊然不乱。各种变化观音都是以莲花手菩萨为原型发展而来的。

五、莲花手观音的后期佛典依据

作为诸多观音变化身之一的莲花手观音，这个专名在佛典中出现得很晚。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材料，除了尼泊尔的百八观音，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这个专名的理由是观音的造型特征，源于图像，而不是相应的佛典经文。

事实上，与观音相关的经文，据研究，大致可以约为四类。①早期叙述观音的佛典，缺少观音形像的描写，前文说过经文中仅有天冠化佛一项。这些佛典只说观世音，没有提有莲花手菩萨这个专名。②其他佛典提及观音手执莲花，却依旧没有把莲花手菩萨作为专名使用。③佛典中有出现莲花手菩萨的，但均为笼统之辞，均不能断言其为观音，也难以从图像中加以识别。④密教佛典中出现了诸多观音专名，其中有一种为莲花手菩萨，其而地位不及其他诸尊，大概是古老传统的孑遗。

后者的③④两者的佛经典据可以举出以下数例：

施护译《佛说秘密相经》卷三：“尔时世尊大毗卢遮那如来，告圣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言：即汝莲华手是名为莲华”（T18， no. 884， p. 467， c4-5）。

天息灾译《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卷二：“归命大悲莲花手，大莲花王大吉祥。种种庄严妙色身，首髻天冠严众宝，顶戴弥陀一切智，救度有情而无数……。我今虔恳至归依，赞叹大悲观自在……若人恒念大士名，当得往生极乐界，面见如来无量寿，听闻妙法证无生”（T20， no. 1050， p. 53， a14-28）。卷四：“莲花手莲花吉祥，如秋月色发髻宝冠顶戴，一切智殊妙庄严。见如是身相，法师告除盖障言，善男子观自在菩萨摩诃萨”（p. 62， c18-21）。

不空译《金刚恐怖集会方广轨仪观自在菩萨三世最胜心明王经》卷一：“中画阿弥陀如来。……右画观自在菩萨。身相白色虎皮为裙，白玻璃宝以为腰绦，以黑鹿皮角络而披。住白莲花。左手持白莲华，右手施愿，无璎珞臂钏”（T20， no. 1033， p. 10， a22-26）。

前两例基本可以证实观音的别称之一为莲花手菩萨，后例可以证实，观音菩萨的形象确实为左手持莲为基本特征。虽然这些都是较晚出现的佛典，带有追想的性质，但与北魏莲花手观音造像互相印证，仍然不失为可以征信的原始材料。

汉译佛典缺乏早期观音形象的具体描述，估计尼泊尔佛教也有同样的困惑。我们看到了一则关于“莲花手”的传说，说有一头大象想要去摘取池塘中的莲花，不幸的是它滑进烂泥中，这头大象痛苦地大喊并祈请那罗衍那（毗湿奴）的解救。这时正在丛林中的圣观音，听到了求救声，马上变成那罗衍那的样子，从沼泽中救出了大象。得救的大象将莲花献给观音，观音又将大象献给他的莲花转给了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谢过观音的莲花，并要他将莲花献给他的本尊无量光佛。观音将整个故事告诉了无量光佛，为了赞扬观音的慈悲行为，无量光佛让他永远保持莲花，继续做有利于众生的事。从此以后，观音就以手持的莲花手而著称了。［9］

这个故事的原型在印度早已流行，在印度笈多时期的印度教神庙中就已有雕刻，出现在北方邦的毗湿奴十化身神庙外墙嵌镶的石板浮雕上，题为“毗湿奴救象”，浮雕上确实也有毗湿奴乘骑上金翅鸟背上飞翔而至的形象。在尼泊尔的这个传说中，观音菩萨代替了毗湿奴，被改造成了落难大象的救星。尼泊尔传说应在印度神庙浮雕之后，是后起的传说，不能早于浮雕凿刻的公元五世纪。这个故事不但追想了观音被称为莲花手的原因，还表明了尼泊尔把观音与毗湿奴信仰等同起来，在108观音确有多尊毗湿奴大神相关。

结 论

就汉译佛典来看，莲花手菩萨被明确指认为观世音菩萨的别名之一，出现于很晚，本文征引的施法译经已经是五代前后了。而在传统造像中，中国早在西晋就出现了盱眙画像等尊像，北魏平城后期的五世纪末叶更是出现多尊自铭为观音的莲花手造像，这些遗作是莲花手菩萨等同于观音的客观证据，而且这是中国早期观音的造像的惟一图式。古印度的情况也大略相似，也以手持莲花为观音造像的特征，虽缺少佛典依据，但依旧被判断为观音，这一点得到了中国观音造像的印证。不过，在中国，莲花手观音在北魏之后迅速淡化，但在尼泊尔等喜马拉雅地区却颇为兴盛。尼泊尔的108观音中不但保留了莲花手观音的独立尊格，而衍生与此图像特征相近的一系列拥有不同专名的坐像和立像。这些现象说明观音信仰的深化和细化。基于《成就法鬘》的解读和研究，出自不同目的以观像为主体的佛教冥想修炼，往往只是对莲花手观音略增持物、变化伴神，或是置于不同的神话背景中，随即为之赋予专名及其相应的功能，因此，我们在《成就法鬘》和《百八观音》中看到了诸多形象大同小异的以手执莲花为主体特征的观音变化身。虽然基于《成就法鬘》的深化研究尚待深化，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确信莲花手观音不仅仅是佛国世界中最早出现的观音，而且还是后来出现的诸多观音形象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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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同标.尼泊尔百八观音造像与信仰［M］.中国美术研究，2013（7）.

［9］李翎.藏密观音造像［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134.

（责任编辑：夏燕靖）

［ 中图分类号 ］J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75（2016）01-0125-06

收稿日期：2015-06-10

作者简介：梁 燕（1977-），女，山东潍坊人，江南大学数字媒体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设计艺术、佛教美术。

基金项目：①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舍卫城大神变与中印佛像莲花座源流研究”（15BF078）；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佛教庄严图像的中外源流与传播”（2015BWY003）的阶段性成果。无异，唯顶上肉髻及无见顶相，不及世尊”（T12， no.365， p.343，c12-p.344， a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