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竖元

(贵州师范大学 社会工作系， 贵州 贵阳　550001)



返乡创业视角下农民工就地市民化的群体差异
——基于湖南、安徽与贵州三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罗竖元

(贵州师范大学 社会工作系， 贵州 贵阳550001)

摘要：“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核心目标，其关键在于引导农民工实现市民化。当前，随着 “二次分化”的加剧，农民工在大城市实现“异地市民化”的同时，返回当地中小城镇实现“就地市民化”也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现实选择。本研究结果发现，返乡创业是农民工实现就地市民化的有效途径，且返乡创业与非返乡创业农民工在就地市民化程度上呈现出明显的群体差异。

关键词：农民工；返乡创业；就地市民化；群体差异

一、问题的提出

“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核心目标，“人的城镇化”不仅意味着农村人口向城镇的空间转移，更重要的是要促进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在转移就业过程中实现“市民化”。“城镇化”是实现“市民化”的途径与动力机制，而“市民化”则是城镇化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在中国特有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下，农民工在转移就业过程中实现市民化，实质上是一个争取获得平等公民权的过程。因此，农民工要从一个“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时，只有将“农民”和“市民”两种属性差异类型化，并置于一个“传统—现代”的连续体中才可以了解其本质与过程[1]。在我国，农民工群体是一个身份特殊的群体，处在“传统-现代”这一连续体的中间，虽大多数农民工有向现代市民转变的强烈愿望，但等级化的“户籍”制度以及依附于这一制度的各种权利与福利造成的“功能超载”现象严重制约其向现代市民的转变。

伴随着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同时，也有一大批农民工走向返乡之路。国外学者对许多国家移民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也表明，无论是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和加拿大等[2]，还是与中国一样正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如巴西、墨西哥和土耳其等[3]，随着经济发展的波动，劳动力市场中的返乡行为也是一种常见现象，即使在没有户籍等制度障碍的情况下，永久的定居大城市的迁移并不是所有移民的选择。许多迁移者采取的是与我国人口流动相类似的循环流动的形式[4]。同时，已有研究发现“民工潮”背后将有一个返乡“创业潮”[5]。经过在城市务工，一些返乡农民工积累了一定的经济条件，具备了现代市场经济意识和经营头脑，在融入大城市无望时，往往会选择在当地中小城镇创业，并通过返乡创业在当地中小城镇实现就地市民化。

因此，随着农民工群体“二次分化”的加剧，其市民化的推进应根据不同的群体特征进行分类引导，采取不同的市民化模式。在引导农民工在大城市实现“异地市民化”的同时，也要积极引导一部分农民工返回当地中小城镇实现“就地市民化”。目前，返乡农民工在“传统—现代”这一连续体中处于什么位置？农民工就地市民化究竟包含哪些维度？这些维度的现状如何？以及这些维度之间的发展是否均衡？返乡创业与非返乡创业农民工就地市民化的现状是否存在群体差异？科学地认识这些问题，有利于我们更有效地引导农民工真正实现就地市民化。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状况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就地市民化研究”课题组在湖南、安徽和贵州三省对农民工进行的抽样问卷调查。本研究对农民工的抽样调查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是采用流出地抽样调查，抽样具体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采用多段抽样方法，先从湖南、安徽和贵州省现有的市(州、地)中按照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各抽取3个县(市、区)，接着从每个样本县(市、区)中，随机抽取3个乡镇，再从每乡镇中各随机抽取50户农民工家庭。这样共抽取到1350个农民工家庭。第二步是入户调查，从以上抽取的1350户农民工家庭中各抽取1名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第二次抽样调查采取流入地抽样调查方式进行,此次抽样调查是在第一次抽样调查抽中的样本县(市、区)所在县城、中心集镇以及农民工创业园等返乡农民工创业地进行的。这次抽样具体包括两个步骤：首先采用配额(quota sampling)抽样方法，预定的样本量为450个，在考虑样本代表性的基础上通过“直接进店进厂”和“滚雪球”等方法在每个抽中的样本县(市、区)分别抽取50名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此次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1800份，收回有效问卷160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8.9%。其中，有效返乡创业农民工样本612份，有效非返乡创业农民工样本989份。

(二)样本状况

根据表1可见，性别方面，农民工总体样本(0.48)中男性少于女性，而返乡创业农民工样本(0.62)中男性多于女性，表明男性倾向于返乡创业。从受教育年限来看，农民工总体样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29年，其受教育程度多集中于“初中”阶段，而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为9.85年，其受教育程度集中于 “高中(中专)”阶段，返乡创业农民工样本的受教育年限比农民工总体样本的受教育年限要高2.56年。从年龄来看，农民工总体样本的平均年龄为31.32岁，返乡创业农民工样本的平均年龄为35.24岁，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平均年龄要比总体农民工的平均年龄高3.92岁。从农民工的代际类型来看，农民工总体样本(0.47)中第一代农民工略多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返乡创业农民工样本(0.49)中第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在数量上几乎没什么区别。在打工时间上，农民工总体样本的平均外出打工时间为9.96年，而返乡创业农民工样本的平均外出打工时间为7.54年，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平均外出打工时间比总体农民工样本的外出打工时间要长2.42年。在婚姻状况上，农民工总体样本(0.53)中已婚者略多于未婚者，而返乡创业农民工样本(0.72)以已婚者为主，返乡创业农民工主要集中于已婚群体。从宗教信仰来看，总体样本(0.16)和返乡创业农民工样本(0.08)均以无宗教信仰者居多，其中返乡创业农民工群体有宗教信仰者的比例比总体农民工样本要低1倍。个人月收入方面，全体样本的均值为2891元，而返乡创业农民工样本的均值为4887元，后者远高于前者。在阶层认同上，农民工总体样本(2.69)的阶层认同处于“中下层”-“中层”两个层级之间，且偏向“中层”的位置，而返乡创业农民工样本(3.64)的阶层认同靠近“中层”-“中上层”两个层级的中间位置，但偏向“中上层”的位置。从寄回现金的用途来看，农民工总体样本(0.39)打工时寄回的现金花费在家庭开支、修建房屋以及人情支出，以“生存性用途”为主，而返乡创业农民工(0.71)打工时寄回的现金大部分积蓄起来用于以后发展，因而以“发展性用途”为主。

表1　调查样本的基本状况

三、结果与分析

(一)农民工就地市民化的界定、测量指标与因素结构

(1)农民工就地市民化的界定

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从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过程。而现代性的人应该具有一整套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6]。后来学者们在此基础上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进行了细化，并进行了众多实证研究。如有学者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包括经济层面、社会层面 和心理层面等三个维度[7]，也有学者从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以及意识行为等四个维度探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8]。本研究在厘清农民工市民化基本内涵的基础上，结合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地点选择两个维度，将目前农民工市民化状态进行了类型学划分，将其归纳为四类，即异地市民化、“钟摆式”务工型、就业市民化、返乡务农型(见图1)。其中本研究所指的农民工就地市民化，是指具有一定经济基础和发展能力的主动返乡农民工，在当地中小城镇通过创业等就业途径，逐步就地在价值观念、身份认同、经济适应和生活方式实现等方面从农民工向市民转换的过程。

图1　农民工市民化状态的类型分析

(2)农民工就地市民化的测量指标

本研究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我注重现在与未来，有很强的时间观念”、“我对个人和社会的能力充满信心，办事讲效率”、“我注重提前安排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我更喜欢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我尊重并愿意考虑不同意见和看法”、“我认为一个人的成功主要靠自身努力”、“我乐于接受新生活经验、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我觉得自己已经是城市的一部分”、“我觉得我是城市的成员”、“我越来越觉得自己不属于农民了”、“我的社会地位逐渐与当地人平等了”、“我的生活开支与当地人的差距变小了”、“我的住房条件与当地人的差距变小了”、“我的休闲消费与当地人的差距变小了”、“我的教育消费与当地人的差距变小了”、“我经常参加体育活动保持身体健康”、“我经常和家人、朋友在节假日一同外出游玩”、“我经常上网交友聊天、浏览新闻或购物”、“我家用了好些艺术品、艺术画来装饰家庭气氛”、“我在家里的休息时间多数是看电视度过的”、“休息时，我总是要听些音乐、或欣赏一些艺术作品”、“我愿意放弃在老家的田地”、“我和我的家人过生日时，总是到餐馆去聚餐”、“我经常参加城市各种社团组织”、“我逐渐打消了返回家乡的念头”等包括25个指标的农民工就地市民化量表来测量农民工就地市民化。其中答案包括：“非常符合”、“比较符合”、“一般”、“不太符合”和“很不符合”，分别赋以5、4、3、2、1分。

在对调查的返乡农民工样本进行分析后发现，农民工就地市民化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23，说明量表的信度较高，但由于“我家用了好些艺术品、艺术画来装饰家庭气氛”、“休息时，我总是要听些音乐、或欣赏一些艺术作品”、“我逐渐打消了返回家乡的念头”、“我和我的家人过生日时，总是到餐馆去聚餐”、“我在家里的休息时间多数是看电视度过的”、“我愿意放弃在老家的田地”等6个指标的CICT值小于0.4，因此将这六个指标删掉后，Cronbach's Alpha系数上升为0.879，表明剔除这六个指标后整个量表的信度更加理想。

(3)农民工就地市民化的因素结构

运用调整后的19个农民工就地市民化指标对农民工就地市民化进行测量，并运用正交旋转的主成分法对其进行因子分析，得到“价值观念”、“身份认同”、“经济适应”和“生活方式”四个因子，其中四个因子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分别为0.853、0.861、0.850和0.730，其组合信度为0.879，其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2.214%(见表2)。

(二)返乡农民工就地市民化的现状分析

从表3可以发现，从19项测量农民工就地市民化指标上的均值看，其中均值超过中分点(3.0)的有12项，按照均值的高低顺序依次为：“我认为一个人的成功主要靠自身努力”(3.65)、“我更喜欢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3.59)、“我的生活开支与当地人的差距变小了”(3.49)、“我注重提前安排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3.49)、“我注重现在与未来，有很强的时间观念”(3.49 )、“我尊重并愿意考虑不同意见和看法”(3.46)、“我的休闲消费与当地人的差距变小了”(3.36)、“我乐于接受新生活经验、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3.34)、“我的住房条件与当地人的差距变小”(3.32)、“我对个人和社会的能力充满信心，办事讲效率”(3.31)、“我经常参加体育活动保持身体健康”(3.25)、“我经常和家人、朋友在节假日一同外出游”(3.08)、“我的教育消费与当地人的差距变小了”(3.05)。而均值低于中分点的有7项，按照均值的高低顺序依次为：“我经常参加城市各种社团组织”(2.98)、“我觉得我是城市的成员”(2.94)、“我的社会地位逐渐与当地人平等了”(2.88)、“我经常上网交友聊天、浏览新闻或购物”(2.88)、“我觉得自己已经是城市的一部分”(2.85)、“我越来越觉得自己不属于农民了”(2.62)。由此可见，经过城市文明的洗礼，农民工群体的就地市民化水平相对较高。

表2　农民工就地市民化因子分析(N=1601)

注：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 旋转方法：Kaiser 标准化最大方差法，旋转在 5次迭代后已收敛。

为了便于比较分析，将以上因子分析后所得到的各个初始因子值加以转换，使其变为范围在1至100之间的指数①*①转换公式是：转换后的因子值=(因子值+B)·A。其中，A=99/(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B=(1/A)-因子最小值。B的公式亦为，B=[(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99]-因子最小值(参见边燕杰、李煜，2000，《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资本》，《清华社会学评论》第2辑)。，转换后的结果如表4和图2所示。根据表4可知，从农民工在就地市民化因子上的得分来看，价值观念因子最高，其因子得分为56.62分，而经济适应因子得分最低，仅有47.98分。生活方式因子和身份认同因子的得分处于中间，分别为54.71分和52.57分。

表3　农民工就地市民化群体初始描述与推断(N=1601)

表4　转换后农民工就地市民化因子得分(N=1601)

从图2可以直观的发现，农民工就地市民化程度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身份认同和经济适应上的因子得分呈“递减趋势”，呈现出明显的“文化性超前，物质性滞后”的特征。

图2　农民工就地市民化因子得分图

(3)返乡创业农民工与非返乡创业农民工就地市民化的群体差异

根据表3和图3可以直观地看到，除了“我经常参加体育活动保持身体健康(C1916)”和“我经常参加城市各种社团组织(C1919)”这两个测量指标外，其余17个测量指标的平均值都是返乡创业农民工高于非返乡创业农民工，其中返乡创业农民工群体在 “我觉得自己已经是城市的一部分(C1908)”、“我觉得我是城市的成员(C1909)”、“我越来越觉得自己不属于农民了(C1910)”和“我经常上网交友聊天、浏览新闻或购物(C1918)”等4个指标上的平均值远高于非返乡创业农民工，而在“我注重现在与未来，有很强的时间观念(C1901)”、“我尊重并愿意考虑不同意见和看法(C1905)”和“我经常参加城市各种社团组织(C1919)”等指标上两个群体则几乎看不出什么差异。

图3　农民工就地市民化群体差异之初步描述　　注：图中变量C1901到C1919分别对应于表3-5中由上至下的19个变量。

均值检验的结果支持了图3中的直观观察结果。F检验的结果表明，返乡创业农民工除了在“我经常参加体育活动保持身体健康”(F

=8.726，sig=0.003)这一指标上的得分要明显低于非返乡创业农民工以及在“我注重现在与未来，有很强的时间观念”(F= 0.046,sig=0.830)、“我尊重并愿意考虑不同意见和看法”(F= 0.846,sig=0.358)和“我经常参加城市各种社团组织(C1919)”(F=1.043，sig=0.307)等指标上的得分与非返乡创业农民工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外，其他指标上的得分均高于非返乡创业农民工。

为了便于比较分析，将以上因子分析后所得到的各个初始因子值加以转换，使其变为范围在1至100之间的指数。统计分析的均值检验结果显示(见表5和图4)，返乡创业农民工群体与非返乡创业农民工群体在价值观念、身份认同、经济适应和生活方式因子上均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在返乡农民工就地市民化的进程中，返乡创业农民工群体比非返乡创业农民工群体的就地市民化进程步伐较快，其就地市民化水平也较高。

表5　转换后农民工就地市民化因子得分群体差异之比较(N=1601)

从价值观念因子来看，返乡创业农民工群体和非返乡创业农民工群体的平均得分分别为59.54分和54.81分，前者比后者高4.73分，且这种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F=4.382，sig=0.037)。从身份认同因子来看，返乡创业农民工群体和非返乡创业农民工群体的平均得分分别为58.02分和49.19分，前者比后者高8.83分，且这种差异具有相当高的统计显著性(F=49.304，sig=0.000)。从经济适应因子来看，返乡创业农民工群体和非返乡创业农民工群体的平均得分分别为51.52分和45.78分，前者比后者高5.74分，且这种差异具有相当高的统计显著性(F=37.739，sig=0.000)。从生活方式因子来看，返乡创业农民工和非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平均得分分别为55.86分和53.99分，前者比后者高1.97分，且这种差异具有较高的统计显著性(F=5.757，sig=0.017)。

图4　农民工就地市民化因子得分群体差异之比较

四、结论与讨论

在对湖南、安徽和贵州三省1601名农民工的抽样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可以初步形成如下几点结论。

1.农民工就地市民化由价值观念、身份认同、经济适应和生活方式等四个维度构成，且现阶段农民工就地市民化水平呈现出“文化性超前，物质性滞后”的特征。

本研究发现，从农民工就地市民化因子上的得分来看，价值观念因子最高，其因子得分为56.62分，而经济适应因子得分最低，仅有47.98分。生活方式因子和身份认同因子的得分处于中间，分别为54.71分和52.57分。总体来说，农民工就地市民化程度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身份认同和经济适应的因子得分呈“递减趋势”，呈现出明显的“文化性超前，物质性滞后”的特征。已有研究在农民工市民化各维度的实现步伐上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主要存在“递减模式”、“递增模式”和“平行多维模式”等三种观点。如有调查发现农民工在社会、心理、经济与身份归属等方面呈现出递减趋势[9]，农民工总体市民化已达到54%，而心理、观念等非物质方面的市民化程度则高达60%[10]。也有学者认为农民工经济融入是基础，社会与心理方面体现其市民化的广度与深度，因此，农民工市民化在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维度上存在依次递进关系[11]，同时也有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既不是“递进模式”，也不是“递减模式”，而在不同维度是“平行多维式”推进的[12]。

本研究发现农民工市民化各维度的发展步伐与西方移民城市融入所呈现的“文化滞后”特征截然相反，呈现出明显的“文化性超前，物质性滞后”的特征。这种“文化超前，物质滞后”的现象折射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往往会形成“结构性紧张”。因此，如果不及时调整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以及消除对农民工的“集体排斥”，就会导致这种鸿沟进一步拉大，一旦这种体现在农民工身上的市民化主观愿望与其缺乏实现市民化的物质支撑之间的“张力”超越其承受限度，势必会激发出农民工本能的“反叛”行为，从而严重威胁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2.返乡创业农民工与非返乡创业农民工在就地市民化程度上呈现出明显的群体差异。

本研究发现，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就地市民化在其四个因子上的得分均高于非返乡创业农民工。具体而言，返乡创业农民工在价值观念、身份认同、经济适应和生活方式等四个因子上的得分分别比非返乡创业农民工高出4.73分、8.83分、5.74分和1.97分。这可能一方面是因为返乡农民工经过创业实践后，其经济社会地位普遍要高于非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而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个人的经济社会状况是其市民化进程的决定性因素。如林宪等人在台北近郊的木栅区所进行的有关社会经济地位与传统价值观认同程度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认同普遍偏低[13]。一般而言，在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其生活环境和人际交往模式往往都比较现代化，这可能便是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其个人的“现代性”较强的主要原因[14]。而现阶段，返乡创业是农民工提升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的有效途径。这主要归功于国家大力鼓励和扶持农民工自主创业，在创业项目、信贷支持、创业技能的培训、创业信息平台的建构、税费减免以及工商登记手续的简化等方面大力扶持，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良好的创业环境[15]。同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需求越来越呈多样化趋势，消费水平显著提高，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巨大的成长空间。

另一方面，“在培养人的现代性方面，工厂是一所学校”[16]。农民工在创业过程中，在“资本主义精神”满足需要的原则下，获得满足个人需要的必需品的愿望，支配着其经济活动的形式和方向。创业者成长于残酷环境之下，既克勤克俭、敢想敢做，又诚实守信、机敏强干，还能严格遵守资产阶级的观点和原则，可以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事业当中[17]。创业是按照现代市场经济规则运行的经济活动，与农民工曾经从事的传统产业截然不同。在创业过程中，农民工不断扩展自身的交往范围，突破了以血缘、地缘和亲缘为主的“特殊主义”关系范围，与各级政府、形形色色的消费者以及中介人员等群体的交往日益频繁，这有利于加快“普遍性”人际关系的建立，从而加速农民工在价值关系、身份认同、经济适应与生活方式等方面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参考文献：

[1]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55-61.

[2]Suzuki M. Success story? Japanese immigrant economic achievement and return migration, 1920-1930[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95, 55(4): 889-901.

[3]Dustmann C. Return migration, wage differentials, and the optimal migration duration[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3, 47(2): 353-369.

[4]朱宇.户籍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及其制约机制[J].南方人口， 2004(3):21-28.

[5]白南生，何宇鹏.回乡，还是进城？——中国农民工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M]//李培林.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4-30.

[6]周晓虹.流动与城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北京“浙江村”与温州一个农村社区的考察[J]. 社会学研究,1998 (5):60-73.

[7]张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研究, 2011(6):100-109.

[8]刘传江,程建林.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J].人口研究, 2008(5):48-57.

[9]罗竖元.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的结构与现状——基于厦门、长沙与贵阳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江汉学术，2014 (2):20-25.

[10]王桂新，沈建法，刘建波.中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以上海为例[J].人口与发展，2008(1)：2-23.

[11]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2002(6)：82-88.

[12]李培林，田丰.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J].社会，2012(5)：1-24.

[13]杨国枢.中国人的蜕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73.

[14]Freedman, R. and Takeshita ,J.Y. Family Planning in Taiwan: an Experiment in social Chang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9.

[15]刘小春，李婵，朱红根.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评价及其完善[J].农村经济，2011(6)：101-104.

[16]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101-102.

[17]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苏国勋，覃方明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58.

责任编辑彭国胜英文审校孟俊一

收稿日期：2016-05-0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就地市民化问题研究”(13CSH03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罗竖元(1981-)，男，湖南新化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教授，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C91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16)03-0052-09

On the Group Differences of Local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turne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LUO Shu-yuan

(Social Work Department,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China)

Abstract:People’s urbanization is the core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key is to guide the migrant workers realize citizenization. As the second dis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tensifies, while some of them choose to be citizenized in big cities, the way of coming back to local small towns to realize citizeniz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hoice.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shows that local citizeniz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for migrant workers to realize citizenization in local small town and there are distinguishe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ho had returned to start a business and who had chosen to stay in big cities, on the degree of citizenization in local place.

Key words:migrant workers; Returne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local citizenization; group dif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