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锦华

四、抑制通货膨胀，确保经济社会稳定

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主要通过价格来实现。价格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和流动，起着传递信息和引导配置的作用。在中国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中，价格改革始终是一个关系全局而又极为敏感的问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式模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全面重视价格改革因素的作用，包括正面的促进生产、增加供给的效果，和负面的通货膨胀对人民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及价格扭曲对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损害等。

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特别是1994年，我以相当多的精力，也可以说是主要精力，用到控制通货膨胀的相关工作上。王春正副主任、分管物价工作的罗植龄、马凯副主任同我一起抓这件直接关系到宏观调控工作成败的大难事。由此引起了国家计委一些司长的意见，说我不重视专业，对一些涉及行业及企业的工作，包括专业规划和重大项目，没有及时安排时间讨论研究。我不大同意这种意见。我说国家计委工作主要是综合，是各种专业的综合平衡和统筹协调，这当然离不开专业，专业搞不好，平衡工作就缺乏基础。但我强调，专业主要靠各部、各大公司去做，属于微观经济活动的更是要靠企业去做，只是涉及到全局的平衡、协调工作，国家计委才去管。我说，中国这么大，专业这么多，国家计委不可能也不应该去管各种专业的事，国家计委的工作重点是宏观，是为专业、为微观经济活动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国家计委要是忙于管专业、管微观，就会陷于日常事务，就没有精力去管宏观，去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为面上成千上万的微观经济服务。我现在还是坚持这个看法。

多年来，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引起争议和反复的经济社会现象，即改革的社会效果，往往也是表现在物价波动和通货膨胀上。抑制通货膨胀成了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一道极为重要而又必须跨越好的门槛。应当说，中国的价格改革，总体上是成功的，它卸掉了计划经济长期积累的价格背离价值的扭曲包袱，引导资源合理流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在改革中注意保持物价相对稳定，注意保护广大居民生活不受大的影响，注意降低改革成本，为改革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宏观经济环境。这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形成鲜明的对照。

1991年10月，以盖达尔为首的“总统经济工作组”，提出了俄罗斯经济体制改革方案。1992年初，以价格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私有化、控制通货膨胀为主要内容的“休克疗法”政策组合出台，90%的零售价格和80%的批发价格一次性放开，国家不再控制。3月5日，又决定放开基本食品价格。“休克疗法”的改革方案，不认真考虑俄罗斯的国情，不考虑人民的承受能力，不考虑前苏联多年计划经济体制积累的重重弊端，使俄罗斯当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500%，国民生产总值下降18.5%。第二年即1993年通货膨胀率仍高达940%，国民生产总值下降12%。第三年通货膨胀率降到204%，国民生产总值再下降12.6%。实行“休克疗法”后的3年，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的排位，由第2位降到第16位。“休克疗法”的改革，对俄罗斯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破坏，集中表现为广大居民的一生积蓄以极大的幅度缩水，卢布变得一文不值，广大工薪阶层因此倾家荡产，社会急剧震荡。它的严重后遗症，多年都难以消除。

1993年开始的中国经济过热，一个突出的现象，也是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就是物价快速上涨。1992年全国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一年上涨8.6%。1993年6月，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比1992年同期上涨13.9%，12月达到17.3%，1994年10月高达25.2%。

1994年初，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开会前夕，李鹏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他要我第一个发言。我说，根据多种民意测验的报告，通货膨胀已成为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第一位热点问题，但现在各地方和有关部门，为了增加效益，减少补贴，仍然纷纷要求提高价格。我建议今年一定不要再出台新的提价方案，这事关大局，请大家务必支持，并督促下属单位在深化改革、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上下功夫。这个发言，集中表达了我当时的焦急心情。

国家计委管物价，工作直接关系到家家户户，物价上涨，群众责备政府，计委首当其冲，怎么解释也脱不了干系。我深怕事情闹大，情况恶化。在物价上涨，特别是粮油上涨最迅猛、也是群众排队抢购最厉害的时候，我曾分别到过西直门粮库、清华大学宿舍区粮店、十里堡国棉三厂宿舍区的粮店，以及灯市口居民街道粮店了解情况，直接听取售货员的反映和意见。他们对物价失控的担心，以及群众反映的强烈意见，都深深触动了我。我问粮店售货员一天进几次货。他们说一天进3次，把米袋、面袋在柜台后面堆得高高的，以货源充足的形象告诉群众粮油有的是，不要抢购。即使这样，群众仍不放心，还是成袋成袋、上百斤、数百斤地购买。我感到事态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决不能大意，工作一点也容不得怠慢。在1994年九十月间物价涨得最厉害的时候，我连着几个晚上梦到群众抢购粮食。有一次我在睡梦中发出艰难的惊叫声，被住在隔壁房间的老伴听到，她慌忙赶过来问发生了什么事。我说梦见群众抢粮食了。可见当时我思想上的压力有多么大。

1994年8月，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发言的常委都强烈地表达了对物价上涨的严重关切。有的常委说，物价如果再控制不住，要对政府进行弹劾。会后，我在向李鹏汇报工作时讲到了人大财经委员会反映的强烈意见。我说要弹劾的话，不会弹劾你总理，也不会弹劾分管国家计委的副总理，只能弹劾我。我还说，如果通过弹劾我，能够把物价马上降下来，那我真要谢天谢地了。

正是出于上述的焦急心情，我经过反复考虑，并找分管物价工作的罗植龄副主任商量，决定由国家计委颁布《关于加强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监审的通知》和《关于商品和服务收费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两个文件。在國家计委办公会讨论决定前，我专门向邹家华副总理作了报告，他完全同意。文件发布后，我还特地到玉泉路百货商场等地察看执行情况，听取售货员的反映。她们说，明码标价有利于接受工商部门和群众监督，对消费者也可以起到稳定人心的好作用。

我还根据李鹏、朱镕基的指示，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一起主持研究保值储蓄，设法使广大城镇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不受货币贬值的影响，能够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况。在研究保值储蓄结构和相关权数的时候，我还一再找过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队的同志，直接了解家计小组调查统计居民收入支出的原始数据，仔细计算弥补货币贬值所需要的保值系数。

这些实际工作的复杂和艰巨，以及对群众思想的牵动，都使我深切地感受到，要推进市场化改革，加快价格改革步伐，又要使物价相对稳定，不让改革增加群众负担，损害群众利益，特别是广大低收入人群的利益，实在是一件非常两难的选择。这需要各方面的工作配合，把改革的政策和实施方案搞妥帖，使“看得见的手”作用适当，不在大的层面上为市场设置障碍，又能弥补市场的缺陷，尽可能维持市场秩序的公正性。后来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齐心努力，特别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95年又决定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李鹏还亲自主持专门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进行检查督促。这些都对国家计委的工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支持作用和指导作用。1995年全国物价开始回落，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从1994年的21.7%降到1995年的14.8%，1996年再降到6.1%，开始恢复到一个接近合理的区间。

多少年之后，回顾这段经历，我给自己做了测评。我感到很欣慰，在群众生活困难的时候我没有忘记他们，心里总想着货币贬值后他们怎样过日子，怎样才能把物价上涨造成的群众生活困难尽量缩小点。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艰难困苦的岁月，经受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实践和教育，我下过乡，当过河南省偃师县大口农村人民公社党委副书记，在工厂多年劳动生活过，知道民间疾苦。现在尽管时代前进了，条件好了，但心里有群众这一条不能变。只要有这一条，中国的改革举措就一定能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就能克服困难，把工作做好。我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罗干同志主持全国总工会工作的时候，曾经找我们座谈，主要是讨论如何动员工人群众维护社会稳定。我在座谈会上发言说，对老百姓、对工人群众不能搞实用主义，需要的时候把他们抬出来，不需要的时候就根本不放在心上。我至今依然认为，我的意见是对的。现在，很多文章、著作论述中国改革与俄罗斯改革的差异，我看都忽视了一条，即两国改革的理念差异，即改革是否为老百姓着想的差异，这是根本性质的差异。讲中国改革的成功，改革的经验，我认为最本质的是这一条。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在改革中注意社会稳定，注意保护群众，特别是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这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我所以列举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与中国改革作比较，也是为了说明改革理念的重要性。心里想到老百姓，改革就有正确目标，就有力量源泉。否则，就会失去人心，改革就要走弯路，甚至失败。

中国价格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重大活动，或者说是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价格改革的双轨制。从1982年初实行价格双轨制开始，到1996年正式消失，历时14年，是我在国家计委工作任期内的一件大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对中国在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推行的价格双轨制，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说这是中国人的智慧，这种聪明的过渡办法，既推进了改革，发展了生产，又避免了社会的过大震动。事实正是这样。另一件大事是外汇汇率并轨，开始也是朱镕基要我牵头研究，最早提出了建议意见，后来转到中国人民银行，由他们继续研究并组织实施。

价格双轨制是在价格渐进式改革进程中采取的一个阶段性的重大举措。由于某些基础工业产品供求严重失衡，而当时的宏观经济环境又不允许大面积调整价格，为了解决市场需求方面的突出问题，国家在特定时期内对某些产品的销售体制和价格管理，采取了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并举的制度。

价格双轨制首先从石油价格开始，逐步推广到几乎所有生产资料价格和一些重要的消费品价格。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油田在完成原油产量包干后的超产部分，可以按国际市场价格在国内销售，也可以出口。大庆油田超产原油在国内按每吨644元的价格出售，比平价高出544元；其他油田超产原油均按胜利油田超产原油的油价以每吨532元销售。超产的高价油与平价油的价差收入，用做“勘探开发基金”，以弥补石油勘探开发资金的不足。1984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规定企业有一定的产品自销权，在不超过国家定价20%的幅度内自主定价。1985年1月，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国家物价局、国家物资局发出《关于放开工业品生产资料超产自销产品价格的通知》，将企业自销范围扩大到所有品种，市场价格所占的比重也不断增大。据国家物价局研究所对17个省、市、区的调查，1989年企业按计划价购进的生产资料，占全部需要量的44%（以金额计算为28%），其中煤炭计划调拨量为45.4%、钢材为29.7%、木材为21.7%、水泥为15.5%。中国价格体制从此进入双轨制，即计划内外两种价格并存时期。

價格双轨制从1982年产生，经过1985年至1987年的迅速发展，到1988年至1990年达到全盛时期，市场价格上涨非常严重。1989年3月，市场价格高出计划价格的幅度分别为：煤炭149%、原油213%、钢材105%、木材112%、铜150%、铝124%。1990年以后，经过治理整顿，供求矛盾有所缓解，计划外高价有所下降。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改革步伐加快，国家放开了绝大部分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1993年和1994年以后，随着钢铁、机械、煤炭、原油等重要生产资料价格实现并轨，1996年价格双轨制完全消失，成为历史。

价格双轨制在原有的计划价格制度基础上，再增加一重市场价格制度，形成两重制度，这种制度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在实行初期积极作用大得多，而到了后期则消极作用逐渐显现。

现在回过头来看，价格双轨制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搞活企业，增加产品的有效供给。企业可以在计划调节之外接受市场调节，安排自己的经营活动。因为市场调节是在计划调节外的剩余，市场调节实际上是一种“边际调节”。相对来说，边际效益才是企业自觉追求的利益，边际价格自然成为企业追求自身利益的导向机制。价格双轨制的形成，搞活了企业，也搞活了国民经济，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使国民经济出现生机与活力，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市场需求，调整了国家、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利益关系。第二，为工业品生产资料市场成长发育开辟了一个通道。通过这种过渡形式，加快了生产资料市场的发育过程。第三，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乡镇企业能得到的计划分配物资很少，而价格双轨制则增加了一个取得物资的渠道，只要多花钱就可以买到急需的生产资料，从而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第四，价格双轨制在计划价格体制中打开了缺口，加速了计划价格体制的瓦解，对于中国由计划价格体制向市场价格体制过渡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价格双轨制的消极作用表现在：价格双轨制的特点决定了它的过渡性。短短几年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工作中，价格双轨制都暴露出它的不足和缺陷，受到了广泛的批评。首先，在事实上形成了计划内外两重市场，损害了市场的统一性，冲击了当时的国家计划，使许多重要工业生产资料的分配计划不能完全落实。第二，损害了价值尺度的同一性，同量货币在两个市场具有不同的购买力，不利于对企业经济效益做客观评价。第三，两重市场通行不同的规则，损害了竞争原则的公平性，造成了市场秩序混乱。不同市场的参与者具有不同身分，计划内外两种价格之间又存在着巨额差价，诱发了倒买倒卖、牟取暴利的投机行为，也为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贪污腐败行为提供了滋长的土壤。价格双轨制的直接后果，还加剧了部分商品的价格上涨。实行计划内外两种价格后，国家计划比重逐年降低，而计划外价格水平却由于物资短缺而大幅度上涨，成为影响物价稳定乃至造成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利弊两方面客观历史地评价价格双轨制，应该说，它的积极、进步作用是主导性的。在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计划、物资分配和投资体制都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一个双轨制的过渡阶段，价格双轨制是同这些方面体制转换配套实施的。由于价格双轨制的推行，实现了价格改革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协调配合、同步推进，成为中国计划价格体制向市场价格体制过渡的桥梁。（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