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爱明

父亲去世27年了，他老人家寡言寡语，没事的时候总爱抽生烟，那是一种乡村自种的烟叶，非常呛人。印着毛主席语录的搪瓷茶缸里，茶缸壁厚厚的茶碱泡着大叶的浓茶。听说隔夜茶会导致癌症，在父亲去世后，母亲后悔不已，因为父亲的茶缸常有余液，他又总舍不得倒掉。为了这两个嗜好，家里常年准备了一些生烟和茶叶。

据我奶奶家远房亲戚说，我奶奶生活过得很清苦：一个寡妇，拖着三个孩子，几亩薄田，日子可想而知——但是我奶奶自立自强，很少欠人情，日子终究是挺过来了，这简直是奇迹。父亲十多岁的时候，为了养家，奶奶让他去做糕点学徒，大雪下了有两个月，他只有一双破布鞋，每天在没膝的雪地里来回二十里地，冻得浑身僵硬。

新中国成立后，正值年轻的父亲参加了工作，似乎是在做会计。我疑心这不是他的第一份工作，这么多年来，除了做糕点，他一定有很多的坎坷的营生和技能。这一点在后来得到了印证。我二姐恢复高考第二年考中了西北某大学，次年暑假回家，带回来一把小提琴。父亲架在脖子上随手拉起了一首曲子，这件事让我们大吃一惊，无论如何我们也没想到，父亲居然还有这般本事。后据母亲说，父亲以前为了谋生，还在剧团拉过二胡。大家顿时对他肃然起敬了。

在信用社做会计，在70年代的时候，父亲每月能挣二十多元钱。吃住均在在单位，每月餐费二元多，其余的悉数交给母亲当家。父亲算是国家干部了。我去过父亲单位，那是在南村（后改叫荷塘）乡，离家约有15公里。再进去就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深山了。一路崇山峻岭，在一个陡坡下面，仰起头就能看到一座公家的房子，就是南村信用社了，门口有一口深井。单位似乎有七八个人，因为离家远，除一两个本地的，其他人都住在单位，吃着钵里饭，当时乡间基本上都是用木甑蒸饭，那是汉族古代的蒸食用具，把米先用水煮六七分熟，煮完之后再蒸。一次能做出好几天的饭。这样做的好处是提高了出饭率。跟生硬的木甑蒸饭比，钵饭那就是非常高级的享受了。钵饭被乡民称作“神仙米”，意思就是神仙一般的日子了。

父亲长期在乡下工作，基本上是一周才回一次家。那时父亲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那绝对是一部很好的单车。似乎要二三百元，那是我们家最大财产。父亲每天都把车擦拭得很干净，轴承、链子还定期打油保养。那时的单车后面有货架，可以坐人，前轮那里还有保险杠，为了晚上骑行，还配有一个拳头大的照明灯，前轮那有发电机，在骑行的时候，给灯发电，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装配了。父亲有一件厚厚的雨衣，就是当年部队的那种，经常看到在下雨的夜晚，父亲一脸雨水全副武装地推着单车进入家门，那是全家人欢呼雀跃的时刻。

父亲不在家，母亲包揽了全部的家务和农活，身体也日渐虚弱，甚至早早得了鼻癌，那时候还没人懂得癌症的意义，后来父亲陪着母亲到省城化疗，暑假的时候兄弟姐妹都去山上采一种叫白花蛇禾草的草药，晒干的草药我记得铺满了整个楼面。母亲坚持治疗，坚持忌口，她没多少文化，上过识字速成班，或许是无知无畏，她斗志昂扬，癌症居然好了，在当地传为奇迹。后多有患者求药方，母亲逢人便讲，毫无保留。父亲回家，是为了帮着干点农活，比如收割，插秧，或挖番薯等重体力活。后来父亲为了照顾母亲和家庭，多次请求调动工作，这个如今看来非常正当的要求，但是却始终未获批准。遂与领导关系交恶，后来在他的档案中我看到这样的领导评价“该同志私心很重，以照顾家庭为由，不服从组织分配……”多次的入党申请，均因“社会关系存在历史问题”未获批准。

在那个饥荒的时期，父亲决定打老鼠。一来保护楼上的粮食，二来吃老鼠总比吃黄菜要强些。父亲白天先把楼上的粮仓埋设好，该堵的洞堵上，老鼠夹也挂上弦，晚上，我们就在楼下静候佳音。楼板是薄薄的，还渗着光线。等楼上有了动静，父亲就蹑手蹑脚上楼，迅速关上唯一的通道，用竹子一顿乱打，终于有所捕获。次日的桌上，红辣椒炒鼠肉香喷喷地上桌了。

父亲是个平凡的人，但这辈子却干过不少大事，做出了事业。当年全家居无定所，还曾经在别人家借房子住。他辛辛苦苦搭建了三间房子，为我们一家找到了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后来孩子大了，他又去寒山买树买木板，带领我们去周家塘打砖，烧窑，那是一个部队曾经使用过的靶场，据说以前也曾在这里枪毙过人。荒冢丛生，常有毒蛇出没。天晴的时候，用板车到垒里冲的长埠煤矿拖煤。自力更生，筹备了好几年，才开始盖第二栋房子。他可以说是终生在为我们的生活奔波，那时候，生存始终是一个家庭的首要问题。至于我们的学习，完全靠我们自己，父母无暇顾及。

父母拉扯大五个孩子，大姐因遭遇到“文革”，生不逢时。三哥因身体原因休学，转而学艺。其余三个考出农门，二姐更是东渡日本，学有所成，一下子成为乡邻间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成为当时各家各户教育孩子的榜样。记得二姐考中西北某大学时，父亲凑齐了学费，用扁担挑着行李，坐完汽车，再送她上火车。因为路途遥远，父亲只能在火车站与姐姐告别，折回家里，我们看见父亲有些难舍的哀怨。

父亲刚退休不久，回到家中，整日看到邻居都摇着蒲扇。有说有笑，常常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甚是开朗。为了充实退休生活，他不但跟农民一样耕种，甚至带领我们做面条，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多么好的致富门路啊。一家人忙得不亦乐乎。那个年代我们没有装三相电，就用人工摇，那可是一个巨大的体力活啊。这个活自然是他在做。一边做面条，一边还张罗着哥哥的婚事。

父亲其实不能算是体力劳动者，他似乎很难承受那些体力劳动，每次他都是汗流浃背的，体力透支显得很虚脱。不像那些强壮的体力者，一身精干的肌肉。现在回想起来，他干体力活，那是对他的一种折磨。退休才两年，白白净净的他，就变得消瘦了许多，肤色蜡黄。他的颈背上，有一个慢慢长大肉包子，后来的医学证实是脂肪瘤。我曾经无法想象，父亲是如何将一担担沉重的稻谷挑回家的。

父亲和母亲以前是长分短聚，虽然彼此都辛苦一些，家庭矛盾倒是也避免了不少。退休后随着日子久了，难免为一些琐事吵架，我都记不清所为何事，记得有一次是我家的鹅“偷”吃了人家的稻谷，被人家追出很远打死了。母亲心疼，与人大吵一架，但是父亲却去和解，用孩子的眼光看来，父亲是对的，是客观的，母亲有些主观，有些胡搅蛮缠，躺在床上不吃不喝，长吁短叹，骂天。邻居个个来房间安慰，于是她逢人就诉屈，赢得众人的理解甚至支持。父亲铁青着脸，红着眼珠，在喝闷酒，地上几只破碎的碗，也不去收拾。后来发展到居然说是发现父亲与某妇女有染，纯属空穴来风，女人胡搅蛮缠、捕风捉影的伎俩着实可恶，父亲似乎越来越不开心了。

有段时间，父亲觉得身体有些异样，后来发现有些面黄肌瘦，肚子却在胀大，但是决不像人家说的“发福”。去检查，发现已是肝癌晚期。父亲大概觉得我还是个孩子，也许是怕耽误我的学习，什么都没跟我说。我只记得我的姐姐们如临大敌，为了治病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压面机也卖掉了，还到处举债，那年中秋，我家没有买一块月饼，全家笼罩着悲凉的气氛。母亲也日夜哀伤。

我考中了师范，七十多个人的班级，我名列第二，是命运青睐的四人之一。家里为我凑齐了学费，因为大家忙于照顾父亲，就差一个远方表哥送我去学校报到。那也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一个月后，他又来到学校，告诉我父亲病危的消息，我赶回家，父亲老泪纵横，躺在床上，瘦得不像人样了，肚子却出奇地胀大，高高隆起。夕阳透过蚊帐照着他浑浊的眼睛，姐姐轮流一调羹一调羹地往那干裂的嘴唇中喂水，我们在一旁低声抽泣。各式各样的药盒，还有一些亲戚邻居看望时捎来的礼品，充斥着整间房间。在这段哀伤的日子里，我们一家人陪着他走完了最后的时光。

我当时还是个不太懂事的孩子。

我失去的不仅是父亲，更是我成长道路上的一个心理支柱、一个指引者。

责任编辑：黄艳秋

美术绘画：韩静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