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与特殊之间
2016-08-03于佳彬
人文杂志 2016年4期
于佳彬
内容提要侯外庐针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治史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认为应当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相关学科的方法论出发,在以特定“倾向律”的条件的满足以确立中西历史发展的普遍性的同时,以满足条件的具体“路径”说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侯外庐治史的独特路径是在《资本论》自身理论结构与其早年从事过的翻译工作的影响下形成的,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在民族意识与史学理论上的自觉阶段的到来。
关键词侯外庐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论普遍性特殊性
〔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4-0087-07
20世纪2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有关人类社会构成与发展的理论,逐步被中国学者接受并运用于历史研究之中。在中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治史的早期阶段存在着诸多问题。最明显的,是将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所描述的欧洲历史发展过程。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认为,“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我们的要求就是用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的社会”(《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页);吕振羽在1934年对中国史前社会研究中也指出,“中国社会发展的法则或客观规律,和世界其他各民族、国家一样,并没有什么本质的特殊”(《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三联书店,1961年,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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