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

谢甫琴科生长在农奴家庭，从小失去双亲，孤苦伶仃，身份似乎比农奴高一等，叫“使唤人”。

后来，他成为乌克兰民族的画家和诗人，声名远播，于是受到沙皇的召见。

其刻，宫殿上文武百官都向沙皇三躬其腰，口出颂词，唯谢甫琴科一人挺身于旁，神情漠然。

沙皇愠怒，问：“你是什么人？”

诗人平静地回答：“我是塔拉斯·格里戈里耶维奇·谢甫琴科。”

沙皇又问：“你不向我弯腰致敬，想证明什么？”

诗人不卑不亢地回答：“陛下，不是我要见您，是您要见我。如果我也像您面前这些人一样深深地弯下腰，您又怎么能看得清我呢？”

这一次召见，决定了诗人一生的命运。

如果，他和沙皇面前的那些人一样;如果，他哪怕稍微装出一点儿卑躬屈膝——这在当时实在算不上什么耻辱，许多比他声名显赫的人物都以被沙皇召见过为莫大荣幸——那么他也许将从此成为沙皇的宠儿。

但是由于他的桀骜不驯（这乃是由于他的出身和经历，从一开始就在他内心里种下了轻蔑王权的种子），使他几乎一生都成为让沙皇耿耿于怀的人。在王权的巨大投影之下，无论什么人，若想站直了，就必付出代价。

谢氏为此付出过代价，法国的雨果也为此付出过代价，还有俄国的普希金，还有许许多多在王权的巨大投影之下企图站直了的人……

民主之所以对于人民是好事，就在于它彻底驱散了王权的巨大投影之后，使人人都有可能从心理上获得解放，弯腰与不弯腰，完全出于自愿，出于敬意的有无，而根本不必假装作戏。有权之人，每每在人民面前作秀，以获得人民的好感。因为人民几乎无时无刻都有资格以民主的名义理直气壮地说：“你的权力是我们给的，我们想收回给予别人，便可以那样做！”

但我们国人毕竟在王权的巨大投影之下弯腰弯得太久了，似乎成了一种遗传病，鼓励站直了，反而许多人可能一时不习惯，感觉不自然。

扫描社会，观察这一种现象，所见是非常有趣的。

“我认识××厂长！”

“我认识××处长！”

“我认识××局长！”

“我认识××部长！”

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都时常会听到这样一种炫耀;而其炫耀，效果往往又立竿见影。仿佛炫耀者本身，顿时脑后呈现七彩光环似的。倘不直接认识官员们，那么认识他们的秘书、儿女、三亲六戚，也似乎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尤以认识官员们的夫人，最是资本。国人公开宣布自己拥有这些特殊关系时，其实是想证明——我是一个有条件站直了的人！但所认识的官员一旦“趴下”了，或从官体制中隐退了，一度站直了的某些中国人，又必然会一如既往地弯下腰。于是他赶紧弯下腰去认识另外的官。因为他毕竟曾靠认识官而站直过，体验了站直的感觉之良好……

如今，一个国人站直了，已不需付出以往时代那种代价。那种代价太沉重，有时甚至很惨重。在中国以往的时代，只有几千万分之一的人尝试过。

但如今，一个随时准备弯下腰的国人，依然肯定地比一个随时准备“站直”了的国人获益多多。

某一天这种情况反过来，中国就将成为一个前途更光明的国家了。

【原载2016年第6期《领导文萃》】

插图 / 塔拉斯·格里戈里耶维奇·谢甫琴科 / 佚 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