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走了。她的脚步一定很轻盈，因为经过这105年，她早已洗净了周身的凡尘，清点好灵魂的行囊，心静如水地迈过人生的边缘。

反倒是我，呆呆地看着桌上刚出版的《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增订本），久久难以平静。这些日子，常常听到杨先生病重的消息，每次听到都一阵揪心，但愿那只是谣言。而今摸着这本还没送出的样书，忽然发现这些年，送书是我唯一能为杨先生做的事。

最后一次送书是在今年春节前夕，送的是《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的最后几册样书。她没有说太多的话，但白皙的面庞上流露出淡淡的笑意。墙边矮柜上摆着《钱锺书集》《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中文笔记》，书前是钱先生和女儿钱媛的照片，她示意阿姨把《外文笔记》摆到柜子上，就像一个惦记交作业的孩子。

去年年末，《外文笔记》第四、五辑出版，我与杨先生的朋友联系送书之事，听说杨先生虽然闭门谢客，但是出版《钱锺书手稿集》是她最牵挂的大事；而且我们这些年轻人去跟她聊聊天儿、解解闷儿，她没准儿也会很开心。果然，当我们把两箱样书搬上楼，杨先生早已笑吟吟地坐在客厅。看着我们气喘如牛的样子，她习惯性地合掌连说了好几声“谢谢”。《外文笔记》每辑卷首都有德国专家莫芝宜佳或莫律祺作为编者撰写的简介。在第五辑《简介》中，读到这一辑笔记全部是打字稿，她说：“钱锺书是用两个手指头打的。”我说：“对啊，莫律祺先生在简介中也提到了。”并指给她看那段话，她又合掌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