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王朝以农立国，重视农业生产。农业家庭在农业生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两周时期两种类型的农业家庭在农业转型中呈现不同的经济形态，而作为农业家庭中的女性角色则投射着时代转型的影子。

关键词：两周时期；农业家庭；女性角色

农业是古代社会的重要生产部门，农业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周王朝重视农业生产，天子亲耕行“籍田礼”而激励臣民。作为基层组织的农业家庭在两周时期农业类型的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农业家庭中女性角色的演变则是时代转型的缩影。

一、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农业家庭女性角色

西周时期土地制度推行井田制，农业家庭作为井田制度的基层执行组织，在公田之外分得郊野之地偏僻而贫瘠的田地，“方里为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田百亩，同养公田，共是毕，然后敢治私事。”而农业劳动起初多为本族下层民众后渐以异族的土著的和迁入的居民为主，称呼为“庶人”。如《管子·君臣上》：“务四支之力，修耕农之业以待时令者，庶人也。”加之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农具多由骨、蚌、石制成，靠“一夫一妻”式的小家庭进行农业生产是难以取得较高的劳作效率，而且也不足以克服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困难，因此沿袭农村公社式的集体协作，血缘亲属间互助，“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宗族大家庭下的集体协作成为西周农业家庭在井田劳作下的真实写照。

在宗族农村公社的集体劳作中，农业家庭中的男性作为劳作的主要劳力，“沾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支之敏，以从事于田野“，而女性则作为农业劳作的辅助力量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集体协作的劳作中，女性则会将做好的饭菜送到田间，为男性的集体耕作做好饭食供应，“同我妇子，馌彼南亩”，“或来瞻女，载筐及筥，其饟伊黍“。从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看，田地耕作需要付出重体力，所以女性参加耕种的可能性不大，但辅以薅草、施以野草腐烂而成的肥料当为合于事理，”以薅荼蓼，荼蓼朽止“；而从当时主要种植的黍、禾、麻、菽、麦、豆、梁等农业作物来看，女性参与辅助劳作是完全可能的。学界所共识，虽男性在农业生产中渐居于主导地位，但自原始农业产生以来，妇女一直都是农业生产的参与者。

在农村公社的集体劳作组织中，农业家庭中的女性也有着自己的劳动分工，晚春时节采桑养蚕，“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桑麻收获后，相聚以治丝麻而缝制衣物，而且须置备王家所用衣物，“七月鸣鸡，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女性劳作的安排也是很紧凑的，“载绩，丝事毕而麻事起矣。”为王公贵族按时节缝制精美的衣物，“取彼狐狸，为公子裘”；或是为王公贵族频繁而隆重的祭祀祖先、农神等祭祀活动做准备工作，《诗经·采蘩》载有女性外出山涧或沼泽等地采集白蒿以祭祀使用，“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涧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还归。”

可见，女性成为农村公社集体劳动的辅助力量，或辅助农业耕作，或集体采桑养蚕而制衣，或为贵族祭祀筹备，以个人力役的形式集体协作为贵族劳作，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劳动徒有空名。她们扮演着在农业家庭名义下被抽离出家庭，与自己的丈夫分开劳作为王公支配劳役的角色。

二、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的农业家庭女性角色

春秋中期以后，铁制农具的推广及牛耕技术的使用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井田制逐步瓦解，土地私有化进程加快。各国纷纷进行改革变法，新的田制、税制、兵制等出现，赋税劳役趋于以家庭组织为单位承担，农业家庭逐渐强化了其国家基层单位的政治、经济职能。小农经济形态成为农业家庭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农业家庭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个体农业家庭中的夫妇共同经营农业生产，“各安其宅，各田其田”，传统农业家庭的“男耕女织”在历代史籍中屡见不鲜。男性在农业生产领域中居于主导地位，从事田地耕作，女性从事采桑养蚕、纺织制衣成为通用理念，《孟子·尽心篇》有言“匹妇蚕之”，“匹夫耕之”之语，这种考虑到男女体质、生理上的差别而做的分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容置疑，在实际经济形态转型变化中，女性参与农业及相关劳动生产，男子在农闲居家时参与蚕桑纺织也是大有可能的，劳动的分工界线并不是非常清晰和严格。此时，具有小农经济形态的个体农业家庭出现后，女性在辅助农业劳作和专事织衣等劳作中，除满足赋税之外有了满足家庭的劳作需求。

此时纳税主体转向以家庭为单元，增生更多的个体家庭成为各国变法的要义，冲破血缘组织关系的羁绊，分割从西周开始盛行的宗族大家庭，“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促成更多个体小农家庭出现鼓励其独立发展。相对周初宗族大家庭式的集体劳作，此时的个体小农家庭中的女性需要与丈夫共同参与农业劳作，在农业耕作中的辅助作用更加明显。另外，农业家庭中的女性作为劳作的辅助力量也会对丈夫提出温情的提示与鼓励，“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乱纷争，农业家庭劳作之外承担相应的力役，各国以不违农时处理“耕作”与“战备”的关系，“当务之时，不兴土功，不作师徒……”，男性作为力役的主要承担者在耕种之余外出服劳役，时久而艰辛，《诗经》多有女性思念服役丈夫的记载。家庭中的丈夫外出服力役时，女性理所当然成为家庭中暂时支柱。她们以孝德为己任，照顾父母与子女，妇子相亲，“归宁父母”；打理农业生产，期盼丈夫的归来，“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可见，农业家庭中的女性对家庭的观念意识日渐强烈。

综上，两种类型农业家庭历经宗族大家庭的集体协作向个体家庭的小农经济形态转化，在两种不同的农业类型下农业家庭呈现着不同的形态，作为农业家庭中的女性扮演着别样的角色。探讨两周时期女性在农业家庭中的角色，呈现女性在农业家庭的农业转型及经济形态转化中的角色，为当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营和农业女性化现象希冀有所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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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于勇（1985.07～），男，汉族，山东临沂人，硕士，烟台南山学院人文学院社会科学教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