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菊与刀》中，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和内部心理，考察了日本人价值体系，最终得出日本人属于“耻感文化”。“耻感文化”中人们的善行依靠外部力量推动，形成日本人“耻感文化”的原因可归为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中国儒家文化的传播和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的助力等三个方面。“耻感文化”对日本人在封建时期、二战时期和二战结束后的行为和心理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耻感文化；罪感文化；等级制

一、日本“耻感文化”的内涵

本尼迪克特是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在其著作《菊与刀》中，她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和内部心理，考察了日本人价值体系，最终总结出这样的结论，即与欧美人的“罪感文化”不同，日本人属于“耻感文化”。这一论述过程及结论，也是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理论的体现。关于“文化模式”理论，她在书中做过这样的说明：“最孤立的细小行为，彼此之间也有一些系统性的联系。我十分重视数以百计的单项行为如何构成覆盖总体的多种模式。”1我认为，耻感文化也是日本的国民文化模式之一。

“耻感文化”中人们的善行依靠外部力量的推动。羞耻作为一种心理感受，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羞耻感的产生都是需要外人在场。在“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因为只要不良行径没有被别人发现，就不会感到耻辱，也就没有必要坦白忏悔而自寻烦恼。

二、日本“耻感文化”的源起

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集体意识。自然地理环境是影响民族文化的重要因素。日本列岛周围被太平洋环绕，自然灾害频生，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个人必须借助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和发展。在部族的形成和发展中，以群体利益为最高行动准则的群体意识扎根于日本人的民族精神之中。日本多山多水，地理条件将日本划分为多个区域，生活着不同的部族慢慢发展成为村落，且村落之间很少往来。这就加深了各村落的集体意识，并产生了排外主义。由于生存的需要，村落之间不断争夺生存资源，摩擦不断加强。随着时间的推移，村落之间的摩擦演变为地方势力之间的抗衡，最终演变为战国时代各方势力割据的局面。由此，集体意识和排外主义进一步加强。

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阶级意识。飞鸟时代的圣德太子（574～622）大力引进中国文化，当时最为盛行的儒家文化也传入日本。儒家文化讲究的“三纲五常”，讲究的“忠”、“孝”，事实上是维护社会分层、社会阶级的规则。这使得以天皇为首的统治阶级把儒学奉为国学，将国人按照尊卑分为皇室成员、武士、平民三个等级。但是中国的耻感文化与日本的耻感文化还有不同之处。在中国的耻感文化中，道德是“知耻”的标准和底线，而对于日本人来说，“知耻”的标准和底线非道德，而是对集体行为准则的完全遵循。

日本本土神道教的影响——服从意识。神道教是日本本土最古老的宗教，也为日本耻感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助推力量。日本神道教视自然界万物为神祗，属于泛多神论的宗教，认为“凡不平凡者皆为神”。所以“神”不仅有善良者、优秀者、有功者，凶恶者、奇怪者、可怖者皆可为“神”。民众对于“神”的感情，不仅有敬仰，更有畏惧。因此，民众心理有了“神高于我们的阶层，我们无法与之抗衡，必须服从神”观念。统治阶级也利用了神道教的教义和影响，向民众传播服从意识。

于是，通过上述自然地理环境、儒家文化和神道教教义三方面的影响，形成了日本人的集体意识、阶级意识和服从意识，使得日本人在狭小的阶层范围以集体利益作为行为的最高准则，普通百姓开始接受了分阶层的思想，接受统治阶级为自己所处的阶层规则，并监督同一阶层和下一阶层人的行为是否触犯了规则。这三种意识共同作用形成了日本人独特的“耻感文化”。

三、“耻感文化”对日本人的影响

（一）“耻感文化”是日本两次崛起的助推器

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西方国家用了近200年的时间来完成，而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却只用了短短20年。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从国土一片废墟、国民经济崩溃的谷底，到发展为资本主义大国，也仅仅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耻”是日本人重要的精神动力。

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个人需要得到同伴或是他人的认可，否则就会自杀，抑或是努力洗刷掉不被认可的耻辱，而日本这个国家亦是如此，它时刻把自己置身于整个世界的范围中，要让世界来承认和认可它，并为这个目标而不懈努力。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实现了从落后的封建国家到新兴的资本主义工业国的转变，但日本仍摆脱不了它的自卑的心理，它需要他国的关注和认可，否则就觉得受辱。或许这和日本的地理位置有关，它怕被世界忽略，被世人遗忘，所以它要想世人或世界证明它的存在，并且因为它的存在，可以改变世界的格局。在二战后日本国力的迅速崛起，很重要的原因也在于此。

（二）“耻感文化”助长了二战中日军的反人道行为

一方面，在日本的“耻感文化”下，道德的约束对他们的影响很小，而是强调将集体行为规范作为行动的主导。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对他们将做的或做出的很多灭绝人性的行为会感到内疚，但是这是上级发出的命令，他们仍然会果断地执行。

另一方面，日本军人是否感到受了作战对方的辱，也会很大程度地影响他们对作战对方的行为。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举了日本对俄国在旅顺作战胜利和日本对美国在菲律宾作战胜利的例子。在旅顺日本战胜了俄国，并认为俄国没有嘲笑过日本，日本作为战胜者曾谨慎地避免侮辱失败的敌人。 而日军在占领菲律宾期间的残暴行径和肆意破坏是世界周知的，本尼迪克特认为，这是因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有日本人都将美国的政策视为对日本的侮辱和蔑视。因此，对俄国和对美国的胜利，显示了日本人在“耻感文化”影响下对应的行为。

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开创了国民性研究的先河与典范，随着世界各国联系的日益密切，关于国民性的深入研究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以中国为例，“一带一路”重要战略计划的实施，就需要对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国家的国民性进行研究，从而保证战略的顺利、有效、持续推进。

【参考文献】

[1]鲁斯·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商务印书馆.2003.

[2]刘代荣，姜昊.日本文化探索——以耻感文化为中心[J].学术探索，2015（02）：115-119.

[3]陈飞.论耻感文化与耻感底线伦理[J].学术论坛，2008，31（04）.

[4]张莉.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刍议[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29（01）：124-126.

[5]游国龙.文化与人格研究和心理人类学的方法论剖析——以<菊与刀>和<家园>为例[J].日本学刊，2010（05）：101-114.

作者简介：于亚男（1992-），女，蒙古族，内蒙古人，学生，学历本科，中央民族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