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亿



二 手

马 亿

二手回到杨树大街那年我上二年级。

我记得他是在一个冬天的傍晚推开我家那扇吱吱响的木门，当时我们全家四口人正围在卧室里吃晚饭，本来就狭小的空间里突然站进来一个高大白净的男人，屋子顿时显得拥挤起来。他头上戴着一顶灰色的平绒帽，鼻子扁扁翘翘的，脸色很白，很像一个中学教师。父亲显然没有预料到这个人会在这个时候站在这里，他机械地站起来想把凳子让给来客，手却停在半空中，愣愣地看了好半天后，父亲竟然伸出一只手握住了那个人的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和另一个握手，恐怕也是父亲这一生唯一的一次主动握手。

父亲把客人请到堂屋，拿出母亲不久前炒好的准备过年的一点儿花生，算是接风洗尘了。我和姐姐都很喜欢这个客人，因为他看起来和村里的所有人都有点儿不同，至于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都说不出来，说不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还没学到这个词儿，这个后来影响了姐姐择偶标准的词儿，叫“气质”。我们又都有点怕坐在堂屋的这个人，他看起来太像一名教师了，而“教师”两个字在那个年代对于学生来说无异于是老虎的同义词。那可是教师随意体罚学生的时代，我们是经常听说周边哪里哪里的学生又被打伤了一个，所以我们虽然都很有兴趣想去听听父亲在和那个人谈些什么，但实在没那个胆量，只有贴在卧室的门口偷偷听。他们谈话的声音是很小的，几乎到了窃窃私语的程度，我和姐姐好不容易听到了几个词儿，“海南”，“刮风”，“回来了”，拼凑在一起实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那场无边无际的谈话不知道持续了多久，反正第二天早上我和姐姐从床上醒来的时候，谈话还没有结束。父亲看我们起来了，把我和姐姐叫到面前，让我们叫人。我和姐姐都呆呆地望着父亲，不知道该叫这个人什么。父亲望着对面的帽子，说，你比我大，那应该叫伯，叫二伯。我和姐姐并排着朝平绒帽鞠了一躬，叫一声二伯好。

这就算是认识了。

这个二伯在被更多人谈到时，都是叫二手，为了叙述方便，我索性也在这里叫他二手，但在现实生活中，我可从来没敢这么叫过。

那几天杨树大街上的闲人们全都在谈论着二手的还乡，有人说他发了，靠着投机倒把狠狠地赚了一票，还说政府现在连这些人都管得松了，这样下去可不行。这话是在一九七七年说的，改革的春风正蠢蠢欲动。有人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二手是穿了一身乞丐装混回来的，大家都不解，为什么要穿乞丐装。只见那人从烟盒里抽出一支游泳牌卷烟，慢慢吞吞地含在嘴里，用手拍拍荷包，说，来，借个火。马上有心急的人划着一根火柴递到他的嘴前，快说快说。

你们都不知道的么，现在有钱人坐火车都这么干，穿一身乞丐装，多少钱都能安安稳稳地带回来，说完，长长地吐出一口烟雾来。周围的人都赞叹起来，哎呀，狗日的就是有心空，说着还使劲地拍击自己的大腿。我们这里把心计说成心空。

有人忧心忡忡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二手，以前划的是地主吧？

这个问题把在场的人都难住了。有人说好像“四清”时改成了富农，又有人说文革开始的那年村里又给改回地主了，难道不记得他那个爹在大礼堂里被斗过几回吗。所有人都陷入了深深的回忆，这个问题把所有人一下子拉回了那个疯狂的年代，就像是前世的一场梦，虚无缥缈的，谁都无法准确地记起来那时的场景，那些曾经令大部分人都热血沸腾的画面。

记忆总是会产生偏差和争论的，但是二手是实实在在地回到了杨树大街，他住进了他家仅剩的那间小芭茅屋里，年纪大的人说，那是他爹做地主时用来养牛的牛棚。

二手在牛棚里住了两年，先前说他发了的那些人都没话了。正好放牛的王瘸子中了风摊在床上，他主动找队长承担起了为队里放牛的责任，队里每年给他一百五十斤米，比王瘸子放牛多三十斤米，那是队长看他可怜，社员也都没说什么。

二手在队里放牛的那几年，是我童年生活最丰富的几年。那时的二手皮肤已经晒得跟村里的人一样黑了，甚至比村里人还要黑，因为他的皮肤总是会出油，所以显得黑亮亮的，一双大眼睛还是跟刚回来时一个样，那眼睛里有一种大水牛的慈爱和平和，跟村里人动不动就抄家伙干架的眼睛是很不同的，这样的眼睛当然更招小孩子喜欢。

也许是出于对远方的向往，你想想啊，海南，边境，椰子，军舰，这样的一些词语对于一个还没走出过镇子的十岁小男孩是怎样的一种诱惑。几乎一有空我就会跑到小队后面的白石山上找二手，他总是坐在山顶的那块大青石上，曲着腿，把两只手交叉着叠在膝盖上，也不牵牛绳，任着那几头牛一路从山坡上吃到山脚下，又从山脚下吃回来。等到牛们都甩着尾巴围着大青石转起圈，西边的山岗上就会出现一个橘红色的大火球，漫天的彩霞给山坡披上了一件绚丽的外衣，这时就是牵着牛去饮水的时候了。我最喜欢这时的牛，肚子两边气鼓鼓的，一个个都显得很健硕威风，而且很听话，慢吞吞踱着步子的神态就像凯旋的将军。

到了晚上，吃完晚饭，就是我缠着二手讲故事的时候了，在那间低矮的牛棚里，我头一次见识到了世界的广阔，他的每一句话都将我所以为的世界扩大了一圈。而那时的我就渐渐明白了，像父亲这样的人，一生都是无法走出家里的那几块田地了，我小小的心灵很为父亲感到悲哀，而在我的内心深处，也暗暗地有了一种向往远方的憧憬。现在想来，也许这就是所谓最初的梦想吧。

如果没有母亲后来的好心，也许二手会在队里安安静静地放一辈子牛吧，但是这世上的事，谁又预料得到呢。

有一天晚上我去找二手，他竟然反常地穿了一套蓝色灯芯绒的新衣服，还标标正正地戴上了那顶灰色的平绒帽。他站在一块巴掌大的三角形小镜子前面整理着荷包翻出来的领口，或者把帽子取下来整理一下被压塌了的头发，我在他身后站了大约有一刻钟，他竟然一点儿都没发现。

我偷偷地走过去抢下他的帽子，把他吓了一跳。他凶狠狠地扑过来抢回帽子，那一瞬间我吓得差一点叫了起来，我完全没想到他会反应这样激烈，整个脑袋都懵了。他回过身来定定地盯着我看了好久，仿佛这么半天才认出来是我，他伸手把我鸡窝似的头发捋平，然后很郑重地把帽子戴在了我的头上。我把帽子取下来放在他手里，一步一步地退出了那间小芭茅屋。

在往回走的路上，我竟然一边走一边哭了起来。这种哭跟父亲用擀面棍把我打哭是完全不同的，我用手按着自己的胸口，仿佛听到了胸腔里的心脏一片片碎掉的声音，我觉得我失去了一种什么东西。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母亲叫醒了，她捏了捏我的鼻子，叫我把家里的那几个搪瓷杯子找出来洗一下，待会儿有客人来。我洗着杯子上面的毛主席语录，突然想到昨晚二手穿新衣服的样子，感觉这两件事情存在着什么关联。

太阳刚刚从杨树大街的东头露出半个脸，一行陌生人就喜气洋洋地奔进我家。母亲变戏法似的摸出一小袋白糖，用搪瓷杯子泡了水分给每一个客人，我坐在门槛上眼巴巴地舔着嘴唇，白糖啊，我只有一次过年的时候喝过一碗红糖水，甜得很，我长这么大还没喝过白糖水。就在大家谦让着喝白糖水的时候，二手照着昨天在镜子里演示的样子出现了，他一进门就大方地把我牵在手里。母亲把他拉过来坐在一个女人旁边，跟他俩说着什么话，我也懒得听。那个女人瘦瘦黑黑的，很矮，还穿着一条大红色的灯芯绒裤子，看着有点不伦不类的意思。母亲反复强调要他们自己好好看看，谈一谈，但是那个女人始终都没抬起头来，所以不存在看一看。他们好像也没什么好谈的，就这么干坐做，二手时不时偷瞄一眼那个女人。

大伙儿一窝蜂地到屋檐下晒太阳，母亲把我也拉出去，我不愿出去，又回到门槛上坐着看屋里的那两个人。坐了大概半个小时，这一行人就起身走了，父亲和二手把他们送出了村口。

回到家，母亲把客人没喝完的白糖水拢在了一个杯子里，我一口就吞下去了。看来是成了，母亲对二手说，我看桂枝的眼睛就知道，她是看中了。我很是怀疑母亲的话，那个女人从头到尾都没抬起头来，根本就不可能看得到她的眼睛，我甚至怀疑她都没有眼睛。二手听了母亲的话很兴奋，使劲地搓着手，好像是不知道接下来该干点什么的样子。母亲看着孩子一样手足无措的二手，说，要准备准备了。二手慌慌张张地往外走，嘴里念念有词，是要准备准备，是要准备准备。

算起来，那年二手应该有四十多岁了。

那次相亲是二手这一生的一个转折点，母亲曾经多次懊悔自己当年的多事。

据说女方是看上了的，父亲带着二手送了中秋大节，礼也收下了，双方的生辰八字也问了。但是不久女方又反悔了，听说还破口大骂起媒人，对方嫌弃二手的家庭成分。家庭成分当时虽然在法律上是取消了的，但是农村人还是会讲究这个，贫农找贫农，贫农找地主狗崽子，说得过去么？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很有一些当年经历过文革的老一辈人相信下一次文革会马上到来的，毛主席说的，阶级斗争要年年搞月月搞天天搞，暂时是平息了，但是谁能说得清上面的形势是怎样的呢。所以在当时的农村，地主头上那顶有形的高帽是没有了，但它扎扎实实地存在着人们的心里，特别是婚姻这种事，大家都敏感得很，几乎是一票否决，能躲多远躲多远。

二手的脑子就是从那时候出现问题的。他闷头在家睡了半个月，起床后就谁也不认识了，光对着墙壁唱歌，而且都是一些没人唱的老歌：“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有一天，二手又穿戴整齐地站在了杨树大街上，那是一年里最热的三伏天。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了一件洗白了的旧军装，而且还是一套，裤子看起来新一点，还能看出来一条隐隐约约的裤缝。他把上衣的每一个扣子都扣得工工整整的，帽子戴的还是那顶平绒帽，只是在原先空空荡荡的帽额上用红墨水画了一个规整的五角星。他穿着这套衣服在杨树大街上这里坐一坐，那里看一看，神情就像是在梦游。先前别人都对他很有兴趣，围着他问这问那的，比如海南那边的人睡的是床还是炕，吃的是米还是面，他都老老实实地回答。有人起哄问起找老婆的事，他就变得非常唠叨，说先前别人是答应了的，后来听说成分不好，就反悔了，不仅反悔了，还大骂帮忙做媒的大阿婆，要别人以后怎么做人呢。又说老婆还是很应该找一个的，不要学他，连老婆也不找一个。又有人问，老婆为什么很应该找一个，他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好像做了见不得人的事被当场捉住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二手也不回他那间小芭茅屋了，夜里他就在出村的路口睡，缩在一棵大树底下。先前父亲还过去劝他回家，他也能讲一些道理，但都跟父亲说的话无关。后来就完全无法交流了，只好任由他睡在树下，母亲叫我把他家里的那床破被絮给他搬到树下。他倒是还记得我，对我嘻嘻嘻地笑。

又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二手竟坐在街边跟人下起了象棋，曲着腿，把两只手交叉在膝盖上，跟以前放牛时坐在大青石一个样。经常跟他下象棋的王三叔说二手这象棋下得可得，黄冈地区的比赛他能去争个名次。二手听到夸奖只是轻微地笑一笑，他的样子就像一个淡泊名利的隐士。那时我已经上高中了，稍微懂了一点事，每每放月假回家看他坐在棋盘前凝眉苦思，便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想彻底地了解一下他。

我问了很多老人，关于二手的事也大致搞清楚了，却越来越觉得悲哀。

二手出生在三十年代，具体出生年月是没人记得了，之所以叫二手，是因为他妈当初生他的时候是先生出了两只手，然后把他从肚子里拉出来的。据说他爷爷鼎盛时期拥有上千亩田地，传到他爹这一代，就只剩下一两百亩，而真正分到他爹的却只有三亩三分地。他爹起早贪黑，省吃俭用，一心想为儿子多置几亩田产。村里的人笑他爹“边捡狗屎边啃生红薯”，笑就笑，他爹仍然趴在土地里，田地也增加到了几十亩，还雇起了长工。

平静的生活在一九五一年被打破了。

先是土改工作组下乡宣传土改政策，要划分成分，大喇叭喊了半个月也没个人理。工作组的人入户搞调查，原来是农户有误解，以为共产党跟国民党一样，坐了江山就要开始大收税了。又耐心解释半个月，大家才都搞清楚了，原来是要分田地给大家，误会了共产党。按照当时的规定，田地超过一百二十亩且全家无劳动就要划为地主。本来他家这两个条件都不符合，贫协会却以他爷爷是大地主，现在高帽传给儿子了，这一毫无根据的理由强行把他家划为地主。在武汉求学的二手也被牵连，退回原籍。他家的房子田地全部收为集体所有，仅留下两间芭茅屋给全家栖身。

下学以后的二手凭着二哥在湖北国税区江汉关当差的关系，好不容易入了伍，企图靠参军摆脱屈辱的家庭成分，由于表现良好，一九六四年四清的时候终于被划为富农。改成分那天，二手他爹对着毛主席的像磕了三个响头。

本以为成分改了就没事，没成想文革一来，家里无缘无故又被划为地主。一九六六年的腊月二十四，按浠水这边的习俗是过小年。二手和他爹把千辛万苦喂起来的一头肥猪刚刚赶出来，就被守候在一旁的红袖章给抢走了。大年三十家中一无所有，二手一咬牙把那只油光水滑的小黑狗给宰了，刚剖开，那只死狗也被红袖章抢走了。大年初二，他爹终于不堪忍受戴着高帽被批斗，吊死在村口的大槐树上，辛苦了一生连棺材板也没赚到。

二手的经历是很能震动一个涉世不深的高中生的，虽然当时觉得心酸，但自己毫无办法，只好把这份悲哀深深地埋在心底。

上大学参加工作之后，我回故乡的次数也少了。最后一次见二手是在去年清明节回老家扫墓，二手的须发尽白，坐在镇里养老院的阳台上晒太阳。我把一个红包塞在他手里，他似乎是认出了我，拿着红包对我傻笑，他的眼睛已经很浑浊了，护工说他连面前一米远的台阶都看不到了。我离开养老院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二手，他的一根手指指向了东边。我一扭头，泪如雨下，他的手指着那片他带我放牛的山坡。

昨晚二手的护工打电话过来，说他走了，是睡过去的，安静得很。我站在二十二楼的阳台上吸了一根烟，西边渐渐暗了下去，脚下灯火阑珊。

小说责任编辑：郑 因

马亿，生于1992年，湖北浠水人。曾获新概念作文大赛和中国小说学会奖项，有小说发表于《作家》、《作品》、《青年文学》、《四川文学》、《湖南文学》、《短篇小说》、《新作家》、《东坡文艺》等杂志，现供职于某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