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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对企业诚信的作用机理研究
——基于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食品加工企业的实证分析

2016-07-26王书玲马翊华

学术论坛 2016年12期
关键词:伦理诚信维度

王书玲,马翊华

道德对企业诚信的作用机理研究
——基于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食品加工企业的实证分析

王书玲,马翊华

文章以食品加工企业为样本,以“伦理领导”表征企业道德水平,构建了伦理领导与企业诚信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结果表明,表征企业道德水平的伦理领导显著积极促进企业诚信水平,但在具体维度上存在差异。研究结果为从组织行为学视角、管理人员角度着手提升企业诚信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

道德;企业诚信;作用机理

一、引 言

频频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其根本原因在于食品安全的直接责任者——生产企业自身诚信缺失引起的经营短视行为。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同志曾一语道破实质:“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可见,诚信—道德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必然联系,这中间关系机理如何?经梳理相关文献发现,这方面定性描述文献不少,而实证研究寥寥无几。另外,企业诚信到底取决于那些因素?文献研究发现,在相对比较多的企业诚信研究成果中,虽都肯定企业诚信的作用,认可企业失信重大负面影响,但企业诚信的主流研究内容则是对诚信做出评价或预测,这种评价只是一种“静态”的视角,解决了诚信结果“是什么”问题,无法从理论上解释一些知名企业失信原因[1],难以解释企业为什么会失信,即不能解决“为什么”问题,可谓“治标不治本”。为此,本文以食品加工企业为样本,基于“道德影响行为”的思维范式,实证剖析道德对企业诚信的影响机理,为从诚信本源追寻企业诚信解决之道提供参考依据。

二、相关理论基础

(一)道德、伦理与诚信

企业伦理道德①伦理与道德尽管在内涵的确存在一定的区别,比如伦理是主体在处理内外关系时的规范,强调“应然”,道德是主体所接受并内化的认识和要求,是主体真正信奉并在社会活动中体现出来的行为规范,偏重于“实然”(王艳艳和赵曙明,2007)。然而,如果不是以概念考究精致见长的哲学角度开展研究(胡宁,2010),伦理与道德两者在词源含义上是等同的(孔南钢,2011),尤其对于组织管理理论而言,伦理与道德表述经常替换使用(潘东旭和周德群,2006;陈丽君,2009;朱福明,2010;赵立,2012)。基于此,本文将企业道德与企业伦理看作同义概念使用。与企业诚信是一对相生相伴的概念,两者均包含共同的本质内涵,如果将概念范围适当放大,伦理与诚信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等同。研究中,一些学者对伦理和诚信作同样功能使用,如李亮学(2004)[2]直接将“诚信”与“伦理”作为一个概念进行研究;范南(2004)[3]在研究中,就将中义上的诚信概念定义为经济生活中的一种伦理,认为诚信既是一种严格的道义伦理要求,也是一种需要社会制度提供普遍保障的社会伦理规范。“诚信行为指按伦理道德所要求的规范来强制自己,诚信行为就是伦理行为或道德行为。”[4]但仔细分析,二者并不相同,从社会来说,高层次的道德需求和道德供给不可能在规模和数量上成为大众主流,诚信不是高不可攀或资源稀缺的伦理层次,只是普遍性、基本的底线伦理。

(二)企业伦理、伦理型领导

伦理反映了具体道德行为表现的理论化抽象,作用在于引导人们正确判断行为正确与否,进而做出行为决策[5]。商业伦理(business ethics)或组织伦理(corporation ethics)在20世纪50年代全球范围内的争取基本公民权利、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空前觉醒的背景下出现,其研究具体分为三个方向:组织伦理准则、组织伦理氛围以及伦理型领导[6],三者之间,伦理型领导直接影响伦理氛围的产生且伦理型领导通过制定伦理准则塑造伦理氛围,即伦理型领导是其他变量的外生变量,综合控制各类影响因素[1]。也因此,伦理型领导受到了组织管理学者的重视,成为组织管理研究的一个新焦点。故而,在我们对企业诚信影响因素的企业“道德品质”研究中,我们选择影响力更强的“伦理型领导”变量,表征企业道德水平。

伦理型领导(Ethical Leadership)包含个人领导(对人的影响)和公司领导(对一个组织的影响)[7]两方面,是领导者“通过个人行为、相互间关系清晰阐述规范适当的行为,并使用双向沟通、决策制定、奖赏或惩罚引导、促进追随者(followers)的行为”[8][9],在社会环境中伦理领导关注伦理和伦理方式[8],从而传达对追随者的期望以及角色示范[6]。对伦理型领导的测度,本文借鉴Resick等(2006)对不同文化环境下(包含62个不同国家或地区)伦理型领导的结构维度的研究,伦理型领导包含正直、利他主义、集体激励以及鼓励四个维度[10],具有较好的文化普适性[11]。

(三)企业诚信

企业诚信,狭义来说是谋略化了的企业运营道德水平的静态描述,是动态的企业诚信发展过程中某一时刻的构建结果的陈述;广义的企业诚信作动词解释,是企业谋取公众信任、并不断提升公众信任水平的过程[12]。对企业诚信测度,国外商业伦理研究者提出过程行为评估和结果评估两种思路[13]。“商业就是一个实践”(所罗门·恩德勒),在管理背景下的诚信是个体或组织在面临诚信两难冲突情景时所作出的行为选择,当行为者是个体时,它指个体诚信行为,当行为者是组织时,即指组织诚信行为[14](P51)。基于此,本文采取过程行为评估思路测度企业诚信,借鉴Caldwell(2003)[15]和陈丽君(2009)[14](P120-121)的研究,并结合实地调研、访谈,最终决定从质量保证、遵纪守法、诚实守规、守信履约4个维度测度企业诚信。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伦理道德是当代背景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生变量,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之源[16][17]。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是否具备了诚信意识,决定了企业的行为[18]。学者王新平、张琪等(2012)通过对近几年发生的食品质量安全事件分析,发现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除去政府监管不力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企业自身,均是因为相关从业人员、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缺乏足够的质量意识、社会道德和法律意识而导致的[19],这暗示了企业伦理道德对企业诚信的决定作用。周斌(2010)基于供应链视角,认为供应链企业之间诚信关系演进受内在动力因素和外在环境因素两方面影响,外部因素通过内因起作用,“企业内部伦理”是其中的内部因素之一,良好的企业内部伦理可以使供应链整体“熵”减少到最小值,企业之间诚信关系演进的过程就是熵值逐渐变小的动态过程[20]。

郭建新(2007)认为诚信交易过程依赖于明晰的产权归属、合法的契约缔结、有效的制度安排、对称的信息共享、公共权力的维系。理论上说,满足这些限定条件,可以构成一个比较完备的诚信制度。然而,这种理想状况仅仅能出现于理论中。这是因为一切制度的设计与安排最终都需要参与人行为体现出来,在诚信交易过程中,如果忽视人为因素的复杂性,只是根据理论所描述的交易条件预设是无助于解释失信问题的。因此,作者提出,必须关注诚信交易的主体性动机,关注主体是否具有守约守信的道德品质[21]。施泰因曼等(2001)认为导致企业非伦理行为的原因有三大类:一是外部环境因素,如经济制度造成的压力;二是组织上的局限性,包括劳动分工、决策权限的分散、等级命令制等组织结构因素、文化因素;三是经理者的道德因素[22](P25-49),实际上,企业各级领导者的伦理道德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伦理道德水平。潘东旭和周德群(2006)提出企业的诚信水平需要“提升经营者道德素质,营造诚信的企业文化”[23](P171)。显然,两位研究者认同道德对于诚信的作用。然而,正如作者自己所指出:道德具有不稳定和不可测量的特性,难以作为变量进入实证研究,因此在他们的影响因素模型中,并没有包含与道德相关的变量。而本文将相对完善的、具有可观察的测验体系的企业伦理领导作为能反映道德的替代变量,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领导的作用是引导和激发被领导者向着一定的目标努力,在扮演这种角色时,领导者影响着公司文化和组织的伦理价值观。对于企业员工来说,大多数员工会将企业中的重要他人如领导者,作为自己伦理行为的指导,而企业内员工的非伦理行为又会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极大的危害[24]。组织失信问题会给上下游企业、消费者、乃至整个社会造成非常巨大的损失和危害,同样是一种“不良行为”。因此,组织伦理领导对失信这种不良行为亦有积极影响作用。另一个角度,根据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与杜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的研究结论,人们会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结果来决定是否学习或者模仿该行为,员工如果感受到管理者以一种伦理的方式对待他们,并致力于员工满意,员工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工作,表现出组织倡导要求的行为,从而有助于组织诚信行为的出现。

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企业伦理领导显著影响企业诚信水平,这个假设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H1:伦理领导展现出的正直特质积极显著影响企业诚信各子维度。

H2:领导的利他行为积极显著影响企业诚信各子维度。

H3:领导的集体激励积极显著影响企业诚信各子维度。

H4:领导的鼓励积极显著影响企业诚信各子维度。

四、问卷设计与变量分析

(一)问卷设计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回顾和总结,设计受访者自行填答的调查问卷,共35个题项。企业诚信量表主要借鉴陈丽君(2009)[14](P120-121)和 Caldwell et al(2003)[15]研究和实地访谈设计,包含4个维度20条题项;借鉴Resick等(2006)[10]的研究测度伦理型领导,4个维度包含15个题项。问卷采用Likert 5点量表,1为非常不符合,5为非常符合。并通过小范围预测,确定问卷最终题项为27个,13个测量企业诚信,14个测量伦理领导,具体正式问卷参见表1。

(二)数据收集和研究样本

正式调研采用网络方式进行,借助我国专业问卷调研网站——问卷星企业版,通过微信、短信、邮箱、腾讯等通讯平台分享问卷网址链接,在限定食品行业范围内转发扩散,为保证问卷有效性,问卷采取了答题人身份双重甄别机制和防重复答题和答题时间限制措施。正式调研问卷于2015年3月10日开始发放,至2015年4月30日截止,问卷初步收回476份,通过分析,最终得到有效问卷354份,问卷有效率为74.37%。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本次调研包含高层管理者66人、中层管理者145人、基层管理者143人,基本达到高层:中层:基层=1:2:2比例;在企业类型上,国有企业占比31.6%,民营企业占比47.5%,外资/合资企业占比20.3%,其他占比0.6%;企业成立年限为1—5年的占 6.2%,5—10年的占 24.3%,10—15年的占33.3%,15—25年的占24%,25年以上的占12.1%;企业规模在100人以下的占11.3%,101—300人的占36.4%,301—500人的占27.1%,501—1000人的占13.8%,1001人及以上的占11.3%;企业盈利情况认定非常缓慢的占0.6%,比较缓慢的占10.2%,一般占40.4%,比较快速的占44.9%,非常快速的占4.0%;生产食品涉及饮料、蛋糕、饼干、奶制品、果汁、面包、肉制品等。总体来看,样本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三)信度和效度分析

1.信度分析。对354份有效样本进行信度检验,采用Cronbach′s系数和组合信度(CR)检验问卷的信度。由以下表1可知,9个潜变量的Cronbach′s系数在0.740~0.969之间,均超过0.7标准,表明量表具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所有变量的组合信度在0.742~0.969之间,均大于0.600,量表的组合信度通过检验。表明本研究设计的量表能够对潜变量进行可靠的测量。

2.效度分析。对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本文采用拟合优度、标准化因子载荷、组合信度、平均变异数萃取量(AVE)等指标。自变量伦理领导模型的拟合指标为:x2/df= 1.287,RMSEA=0.029,GFI=0.963,AGFI=0.945,NFI= 0.978,TLI=0.993,IFI=0.995,CFI=0.995;因变量企业诚信模型的各项拟合优度指标为:x2/df=1.254,RMSEA=0.027,GFI=0.968,AGFI=0.951,NFI= 0.981,TLI=0.995,IFI=0.996,CFI=0.996,两变量模型拟合情况均达到理想或较理想水平。并且由表1可以看出,变量所有题项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0.500,组成信度均大于0.600,且平均变异数萃取量(AVE)在0.462~0.886,符合吴明隆(2013)[25](P61-63)的标准:(1)因素负荷量大于0.5;(2)组成信度大于0.6;(3)平均变异数萃取量大于0.5或可接受门槛0.36~0.5[26],因此本研究的收敛效度通过检验。

表1 测量模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表2 相关系数和区别效度的分析结果(AVE方法)

研究通过考察所有变量AVE值的平方根是否都大于变量间相关系数检测量表的区别效度,见以上表2对角线下方数据。对照以上表1和表2可知,各变量AVE值的平方根都大于变量间相关系数,据此可以推断,本研究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五、假设检验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本假设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标为:x2/df=2.364,RMSEA=0.062,GFI=0.853,AGFI=0.819,NFI= 0.911,TLI=0.939,IFI=0.947,CFI=0.946,模型的拟合情况良好。模型路径和系数检验统计结果如图1所示,基本符合假设预计。

图1 伦理领导影响企业诚信模型

从图1可以看出,集体激励对企业诚信各维度作用均影响显著,正直对遵纪守法、诚实守规、守信履约显著影响;利他特质对企业诚信的质量保证、守信履约维度显著正向影响,鼓励对企业诚信各子维度影响均不显著。表明原假设H3完全得到支持,H1、H2部分得到支持,H4未得到任何支持。但检验结果可以证明,企业伦理领导显著影响企业诚信水平的假设成立,只是在具体维度上存在差异。

六、结 语

总体来说,表征企业道德水平的伦理领导显著积极促进企业诚信水平,但在具体维度上存在差异,首先是集体激励的影响程度最大,对企业诚信四个维度均显著影响;其次是正直,显著影响企业诚信三个维度;最后是利他维度,影响两个维度。值得注意的是,鼓励对企业诚信的影响不显著,仔细分析,鼓励能够增强下属信心、独立能力,体现了领导者对下属的认同和尊重,但下属是否一定表现出组织倡导的行为有待商榷,我们认为,可能需要一定的中介条件或调节因素,例如伦理氛围、组织承诺等,也是进一步需要探讨的因素。

本文基于“道德影响行为”的思维范式,初步以伦理领导作为测度企业道德水平的变量,对伦理领导对企业诚信的影响机理进行了探究,发现伦理领导能够促进企业诚信水平的提高。研究拓展了企业诚信的研究深度,对企业诚信影响的前因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剖析了企业失信的伦理原因,从组织行为学视角、管理人员角度着手解决企业诚信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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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烜显]

王书玲,河北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马翊华,河北经贸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师,博士,河北 石家庄 050061

F 27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6)12-0086-06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食品安全供应链中核心企业决策机制研究”(12BGL004);河北省食药局重点项目“供应链视角下食品加工企业诚信影响因素研究”(ZD201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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