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诺

袁世凯称帝败亡后，中国再度陷入到南北分裂的危险境地。在南与北、血与火的冲突中，北洋军阀内部又分化为皖系、直系、奉系等派别，其间朝云暮雨、风云变幻，演绎了民国史上最纷繁复杂的一段乱世传奇。

在它的另一面，则是一些正在为人所知的事实：这一时期，诞生了第一架中国制造的飞机；生产出了中国第一艘万吨级的轮船；这一时期，颁布实施第一部民主宪法；第一次在亚洲实现真正的民主选举；这一时期即使混战不断，仍然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被经济学家称为：“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

“金佛朗案”背后的三权分立

1921年，法帝国主义以中法合办名义开设的“中法实业银行”倒闭，翌年，法国政府与北洋军阀政府秘密协议，发功以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恢复”中法实业银行“为诱饵，要中国以金佛郎（即法郎，当时法郎纸币贬值，金法郎实际并不存在。）偿付对法庚子赔款，使中国多付关银六千二百余万两。

早在1923年5月，直系政府曾做出决定，按照法国的要求解决“金佛朗案”，但为国会所否决。同年12月，曹锟基于“执政在野，亦反对甚力”而再次拒绝各国的要求。1925年4月11日段祺瑞的国务会议决定接受“金佛朗案”，使中国在对法赔款中蒙受损失。这件事情导致司法机关的介入，京师地方检察厅派检察官翁敬棠调查此事。10月2日，翁敬棠写出8000字报告，确认“金佛朗案”使中国损失8000多万，认为外交总长沈瑞麟、财政总长李思浩已触犯刑律第108条，构成外患罪，应处“无期徒刑”，建议“饬令主办公员依法先行羁押，俾不致逍遥法外”。10月12日翁敬棠又检举前司法总长章士钊为“金佛朗案”从犯。翁敬棠以一个地方检察官的身份侦查此案，搜集证据，侦查活动历时6个月，整个过程依法进行，当时的中央政府至少不敢公然妄加干涉。

20年代围绕“金佛朗案”的争执，能够看出当时中国政治中司法独立的特征。

当时的北洋政府采取三权分立制度，权力受到制约。例如，面对段祺瑞内阁的专权，国会内进步党和国民党摈除党见，联合起来，维护权力制衡的原则，对段祺瑞的权力形成有力牵制，这一点，在对德国宣战问题上集中表现出来。1917年5月，段祺瑞提出参战案，国会拒绝合作，形成了政治僵局。段祺瑞不断对国会施加压力，结果适得其反，国会于5月19日作出决定，先改组内阁，暂缓讨论参战问题。这就表明国会对内阁的不信任态度。总统黎元洪在国会的强烈要求下，于5月23日解除段祺瑞的职务，从而引起政府危机，使段祺瑞的参战计划严重受挫。我们可以看出，北洋军阀时期的国会不是“橡皮图章”“表决机器”，而是真正起到了监督政府、制约权力的作用。

“每隔两三天就有一种新刊物问世”

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李敖曾说：“你们不要再骂北洋军阀了，为什么呢？你们想，他们让你们这个追求进步、反对独裁的北大出现在他们的心脏地区，这是需要度量的。”

北洋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氛围自由宽松，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百花齐放，那时的大学正如李敖所说的“政府钱来了留下，公文拿走”。

北洋政府时期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极大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中国近现代几乎所有的文化大师都涌现于这个时期。

北洋政府时期存在着大量的独立媒体，据统计，辛亥革命之后到袁世凯称帝前，民间办的报纸有500多份。据叶再生先生所著《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统计，1920年全国报刊杂志有一千多种，甚至“每隔两三天就有一种新刊物问世”。当时，创办一新报刊相当容易，几个大学教授凑在一起，拿出月薪的很小部分就可以创办一个刊物。

在教育方面，早在1905年，袁世凯就联名湖广总督张之洞请求清廷废除科举，推广新式教育。据学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统计，袁世凯当政的直隶省（今河北省）共办有专门学堂12所，实业学堂20所，优级师范学堂3所，初级师范学堂90所，师范传习所5处，中学堂30所，小学堂7391所，女子学堂121所，蒙养院2所，总计8723所。为解决对新式军官迫切需求，在筹建和扩编北洋新军期间，他从自己每月薪金中取三分之一（200两）作为奖学金，来资助由北洋所创办新式军事学堂中的学生。

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

中国近现代几乎所有的文化大师如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梁实秋、辜鸿铭、傅斯年、鲁迅都涌现于这个时期，当代中国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是在北洋政府时期奠基的。

军阀们的北洋气质

北洋政府所呈现的作为，与北洋政府当权者密切相关。

北洋时期的许多政治人物，既承接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治国安天下的理想，还受到西方民主与科学的影响，他们一方面希望能凭一己之力改变中国分裂落后的现状，另一方面无论是对于国家法制，还是舆论清议，他们从心底里还是有所畏惮。北洋内部派系林立，轮流执政，北洋军阀们几乎都具有一定的传统道德操守和民主政治理想，这些官员多数不贪财，为政廉洁，对民主的奉行和实践令人惊叹。

黎元洪为官清廉，秉性慈善，能跟士兵同甘共苦，得士兵爱戴。段祺瑞最为人熟知的便是被称为“六不总理”，即“不嫖娼、不赌博、不贪污、不抽大烟、不徇私、不喝酒”，清誉可见一斑。即便当时靠贿选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曹锟，在后来日军占领天津，并企图说服曹锟建立亲日政府，与中国国民党系统的汪精卫建立日伪傀儡政府不同的是，曹锟拒绝与日本合作。徐世昌、段祺瑞等人，晚年都受到过日本人千方百计的拉拢，但都断然拒绝了充当傀儡政权的首脑。

在整个北洋时期，除了最后一年控制北京政府的张作霖之外，其他的军头，对于现代政治的基本规则，大体都是能尊重的。虽然皖系段祺瑞麾下的徐树铮，对选举有操控，直系曹锟搞过贿选，但他们都知道维护国会，维护基本的程序，也大体尊重选举。某些地方军头，比如湖南的赵恒惕和广东的陈炯明，还尝试进行了联省自治的地方试验，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在北洋时期，从晚清开始的法律和司法改革，并没有止步，司法的独立审判，也大体能得到军人政权的承认。段祺瑞讨伐张勋复辟刚刚获胜，权势和威望如日中天，但北京地方法院，却于此时把他的两个马仔以此前组织公民团干扰国会议事的罪名给判了，段祺瑞只能徒呼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