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6月6日，中华民国首任总统袁世凯在北京去世。曾几何时，这位被称为“中国的华盛顿”的政治家，却因为称帝，沦为世人嘲笑的对象。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100年来，“告密者”“窃国大盗”“卖国贼”等无数帽子，遮蔽了这位影响中国近代史走向的关键人物的真实面貌，也影响了世人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

在中国学习西方的进程当中，确有袁世凯不可磨灭的一笔。但恢复帝制，自称皇帝，是袁世凯最大的人生败笔。从一代雄才堕落到天下后人耻笑的对象，这对袁世凯个人来说是悲剧，对国家来说也是悲剧。 （本专题12-21页）

从“中国华盛顿”到“窃国大盗”

从镇抚朝鲜到崛起山东，再到编练新军、雄踞北洋，最终逆流称帝，在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袁世凯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人物。他曾被喻为“中国的华盛顿”，因为其亲手终结了帝制，在其“窃取革命果实”之后，又因种种原因，选择了大历史下的逆流称帝，成为了近代史上的“窃国大盗”——尽管在当时，拥护其称帝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并不在少数。

在袁世凯看来，现代化和民国只能等同于一个富于效率的中央政府和某种军事上的统一，并且不能骤然背离中国传统。“中华民国是个非常幼小的婴儿，必须加以看护，不叫他吃不易消化的食物，或者服用一些西医开的烈性药物。”袁世凯这样对时任美国驻北京公使芮恩施说。

1912年10月10日，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身穿陆海军大元帅钴蓝色礼服，头戴叠羽帽，乘着八抬彩轿，出现在故宫太和殿前。他宣誓就职后，文武官员都呼“万岁”。他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两万多人的部队，是乘坐二人肩舆代步的，现存的一张照片中，那轿夫的肩头刚好在大总统的足下。

一年多后的1914年12月23日，在历代帝王都举行过祭天仪式的天坛，袁大总统也“祀天”，他是乘坐钢甲小汽车去的。从新华门到天坛，沿途加铺黄土，这是皇帝出行的礼节。

章太炎说，“袁公就职岁余，渐恣肆”。

一些精英人士在当时也以为中国仍旧需要一个皇帝。美国政治协会首任会长古德诺根据在北京一年半的经验得出结论：“中国缺乏它要表现的自由民主所应具备的法制、个人权利，甚至纪律都没有，因此，专制应该继续下去，直到它发展出对于政治权威有更大的服从、对于社会合作有更大的力量、对于私人权利有更大的关注之后再说。”

古德诺为当时的政府撰写了《古德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在古德诺看来，这一草案对于大总统之地位，“系兼采法美两国之制，总统任期稍长，大总统拥有行政权，由国会选举而非普选，任期为六年，有提议法案之权等”。

袁世凯的幕僚杨度也赞成古德诺的观点和忧虑。他认为，多数人民根本不知道共和是怎么回事，野心家人人都想当大总统，如果选不上就会用武力来争夺。而且，清帝废除后，“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

混战时代的开启

在王朝末世，权臣篡位总是为新的权臣树立了榜样。为了控制军队，防止新的权臣的出现，袁世凯于1914年5月8日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以削弱段的军权，段暂时只能消极抵制。

从旧体制内衍生出来的领袖，如袁世凯这样的人，因为没有社会力量的动员和支持，他的社会基础反而越来越窄小，领袖的度量也越来越窄小，最后成为孤家寡人。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个领袖，袁世凯登上巅峰的道路并没有像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一样，通过全国的征战统合达成政治上的绝对权威，其对基层的控制力相当有限，他的影响力仅限于北洋，而即便在北洋，也是山头林立。

1915年8月14日杨度等成立筹安会，正式登场筹备帝制，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制，实行所谓君主立宪制，后又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之后护国运动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

在各省离叛的过程中，冯国璋于3月间联合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长江巡阅使张勋（一说为湖南将军汤芗铭），5将军密电请求“取消帝制，以安人心”。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之下，于3月22日被迫宣布撤销承认帝制，23日废除洪宪年号。以年号计算，他只做了83天皇帝梦，还没有来得及举行登基大礼，就梦想破灭。内外交困之下，本来一向身体很好的袁世凯，于6月6日忧惧病死，年仅57岁。

必须承认的是，在护国运动中，孙中山系统、梁启超系统的现代观念和现代社会力量的动员，是非常微弱的。真正逼死袁世凯的是野心勃勃的各路军阀。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冯国璋分割了袁世凯的遗产，形成了皖系和直系的对立。非北洋系的地方军阀，则割据一方。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代。孙中山系统、梁启超系统都在护国运动中得不到他们所期望的成果。从主流上说，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中国传统王朝解体之后的必然结果。中国社会的重新整合不可避免地走上从基层动员着手的艰难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