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天人合一”观念不断地积淀、发酵，经过中国历代思想家的探索、宣扬，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标记和财富，在世界文明中独树一帜。

尊重自然，坚持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并重，应该是新世纪我们现代化建设的主题。

“天人合一”观的首要问题在于如何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的息息相关、相依共存，反映了人对大自然的一种依赖感与亲和感。

打造汉水生态旅游经济带，一定要充分发挥文化资源富集的优势，加强资源整合，加快文化与景点的融合，搞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形成一批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一批风格鲜明、品位高雅的文化旅游设施，切实增强文化旅游产品对游客的吸引力、震撼力和影响力。

姚伟钧：《从天人和谐到生态文明》

万里茶道是长距离、多种交通手段合作联运的商贸、文化和传播的共享线路典范，具有丰富性、多样性和珍贵性。

湖北在万里茶道中的地位与作用重要而特殊。湖北万里茶道品牌资源丰富，拥有近代中国茶叶贸易重镇——武汉、输俄砖茶产地——赤壁及汉水运茶中枢——襄阳3座重要节点城市。

茶叶贸易是近代全球最具经济效益的贸易，万里茶道对中国的茶叶和茶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广泛长久的传播具有重要作用，不仅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还广泛影响着世界人民的生活。

万里茶道沿线省份涉及国家三大战略：“一带一路”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

利用湖北居中得厚的区位优势，加快开通多条至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欧洲的班列航线，使湖北成为中部地区通向俄罗斯乃至欧洲的首选地。

陈文华：《湖北在万里茶道中的地位与品牌复兴的路径选择》

楚人经过艰苦奋斗，博采众长，于山林草莽之中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特别是在哲学、文学、字画、乐舞方面，都显现出独具特色的荆楚文化气息。到战国时期，楚国经过变法，俨然以一个文明之邦与中原诸侯并驾齐驱。

在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楚人敢于打破常规，做出惊世骇俗之举，形成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楚人秉性。

金相超：《先秦时期楚人的艰苦创业精神》

苗族传统节日之所以能长期传承、生生不息，得益于在它的文化内涵中，有着难以替代的社会功能。

李储林：《贵州苗族传统节日文化的功能变迁》

文字是信息传播的工具，书法则是一个民族文化艺术个性魅力的张扬。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通时代，以文字为符号的民族信息，更多时虽然以文字展示，但在特殊情况下却是以书法即艺术的形式交流，且唯有这种情况，才能展示一个民族的悠久文化魅力。

千姿百态的形意文字，虽然不是艺术品，但因其本身就有着分布结合、对称均衡和参差长短等美的因素在内，事实上就为下一步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可能性。

书法是一门艺术，而艺术的本身就是创新变化。

冷光伟：《浅谈写字与书法的区别与联系》

善于总结经验，实现正确决策，是邓小平决策思想和工作方法的一个显著特点。

如果说总结历史经验是我们前进的基础，那么总结和吸收新鲜的现实经验则是我们不断开拓前进的永恒动力。

张学俊 刘文娟：《邓小平决策思想的显著特点》

实验主义虽先于辩证唯物论在中国盛行，但在1919-1937年间双方从哲学到政治层面的论战过程中，辩证唯物论后来居上，最终战胜实验主义，其根本原因是因为辩证唯物论更适应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革命性变革的发展趋势。

吴志娟 袁杜娟：《辩证唯物论对实验主义的批判》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尊重自然、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施政理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重要理论成果。

社会是人同自然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从而揭示出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人同自然的关系。

人从自然中分化而来，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本身及其活动离不开自然，自然因为有了人才实现了真正的复活，所以，人与自然具有统一性。

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当前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要尊重自然规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达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

我们要进一步学习和领悟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因为它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科学观，对于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践行社会主义新时代生态文明观，不但关乎人民当前的生活与健康，还关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刘玉高 沙 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视阈下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探析》

西藏的和平解放有力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力地巩固了国防安全和中华民族大团结，有力地挫败了境内外势力分裂西藏的图谋，有力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为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继承前人理论观点、紧扣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具体实际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科学、完整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不仅从口号上反对民族歧视和偏见，反对民族主义，而且在实践中努力消除各种形式的民族歧视和偏见。

毛泽东关于解决民族问题思想的实践经验具有广泛借鉴意义，这些成功的实践经验更加论证了其思想在一般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正确性，对新时期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体系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深远理论指导和现实启示意义。

李华兴：《毛泽东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主要思想及其实践》

我们党历来重视反腐倡廉建设，尤其是建国之后，面对“赶考”不合格的党员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不惜开杀戒，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应该而且必须充分吸收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强化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修养。

徐方平 高 静：《论新〈准则〉和〈条例〉对反腐倡廉建设的贡献》

“五大发展理念”作为指导军队建设的大政方略，对厚实部队建设基础，打牢部队强军根基，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也为实现强军梦开辟了新路、谱写了新篇。

人类文明的制高点就是善于创新，人类文明的悲剧史即疏于创新。创新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兴盛与强大；反之，会致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衰败甚至消亡。

在当今动荡的国际局势中，我们应当看到，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防，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经济建设，那么，加强社会建设和维护人民的利益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军队作为稳定经济社会安全发展的基石，必须坚持开放发展理念，以开放的胸怀和视野，跳出单位、放眼全国、立足长远看待部队建设，吸取经验教训，看清差距、找准方向、制订措施，内外联动促进部队全面建设。

共享发展的目的就是要消除差别、消除差距、消除贫富不均。对于部队来说，就是要解决好广大官兵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阮嘉明：《运用“五大发展理念”指导部队建设》

习近平“四个全面”是在继承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而来的重大战略思想，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两者的内在联系既体现在两者统一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同时也体现在两者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辩证统一上，在理论逻辑与实践发展的结合中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习近平的全面深化改革观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整顿和治理问题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习近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有机结合，是治国理政理论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和创新，因而必将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向新台阶。

袁 昕：《习近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内在联系》

大学生的内隐职业观倾向于职业的内在价值。也就是说，在大学生择业过程中，会更注重职业是否符合兴趣、能否发挥才能、是否有成就感等内在因素。

社会中可能还广泛存在着某些对女性的传统认知以及性别不平等的理念，影响了部分女性在职业生涯中对自我实现的追求。

徐碧波 张 磊 黄美程：《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实证研究》

在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下，大学生更多地是奉行“你说我听”的学习理念。因此要将“全面深化改革”融入到“概论”课教学中，首先就要引导大学生对这种“被动学习”进行“自我革命”。

五大领域的深化改革要以解决新问题为意识导向，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好经济发展新常态。

郭改玲 姚迎春：《努力将“全面深化改革”融入“概论”课教学》

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在改革开放的竞争大潮中，尤其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

政府相关部门在农民工医疗保险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包括立法建制、监督控制、宣传管理等。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全国医疗统筹是解决农民工医保转移续接问题的根本途径。

官翠玲 程 潇 张晓香 李捷理：《中国农民工医疗保险现状分析及其对策思考》

赛风赛纪问题不仅关系到CBA联赛整体形象以及长远发展，而且关系到俱乐部的形象与声誉。

加快赛事管理的标准化进程，加强体育赛事风险管理，注重风险预防与风险应急，强化赛事相关队伍的教育管理，全面完善赛事管理机制是必不可少的应对良方。

李 峰 张德胜：《从CBA群殴事件看体育赛事管理的重要性》

突发事件情景复杂多变、决策时间紧迫、有效信息高度缺乏，这些特征使得管理者在实际处理突发事件的过程中难以有效利用以“无限理性”为假设所建立的最优化应急决策模型。

运用直觉进行决策的过程中，由于时间有限，管理者并不是根据缜密的逻辑推理，而是基于自身综合决策能力，直接制定行动方案解决问题。

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置过程中，传统的应急决策模式已不完全适用，管理者临场的即兴决策能力越来越重要。

孙素青 薛耀文：《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管理者即兴决策模式研究》

对于上市公司，通过发起海外并购，不仅可以获得目标公司的优质业务，还能拉低本身的市盈率，从而彰显出在资本市场的融资优势。

通过收购目标企业，中资企业可能获得技术、品牌等无形资产，以及提升自身规模经济或者产业层次，但由此所支付的成本肯定不菲。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不应当只满足于获取企业股权或者技术与品牌资源，而应当将并购行为与进入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结合起来。

张 锐：《中资企业跨国并购的全新特征与风险规避》

大数据并非完全可靠，虽然大数据技术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对舆情信息进行统计分析，但其中难免掺杂非理性因素，有鉴于此，如果过于依赖大数据，过分相信数据分析结果，那么，就会使我们做出很多不必要甚至错误的决策。

无数事例说明，舆情监测应逐步向舆情预测转变。

徐文亭 肖 强 张卓群 王春莉：《大数据条件下政府舆情监测的挑战与对策》

网络社区文化的构建离不开党和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在网络资源建设上，努力做到广、精、博、深，既要照顾广大居民的一般文化水平，也要服务于文化层次较高或有某种需求的特定人群。

王 匆：《基于网络的社区文化培育与构建研究》

（以上“决策语录”为本刊2016年第6期相关文章观点）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