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丹

[摘 要] 理性主义在传统理性主义那里表征为理性的命定论，在现代理性主义那里落实为主体理性的自觉，而在马克思那里则是通过实践改变世界。传统理性想要实现现代性转向，首先，必须走出理性循环论的怪圈，以实践的方式把理性落实到实处；其次，在理性规则的制定上，不能简单否定人对社会历史的实践创造，应善于以服从规律走向创造规律；最后，理性作为终极的价值目标，应在绝对理性与主体理性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合理建构，更是需要我们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论加以继承和弘扬，准确把握当今时代的社会发展趋势，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 传统理性主义；现代理性主义；历史实践论；中国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B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6）07-0077-12

告别传统理性主义已经成为当代哲学发展的一个时代主题，然而我们有必要继续追问的是，在传统理性主义弊端日显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创造一种怎样的现代理性主义？因此，新时期背景下现代理性主义的建构，不仅需要我们对传统理性主义追根溯源，规避其自身发展的理论缺陷，揭示理性主义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演进，而且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性主义发展链条上所应做出的重要贡献，以马克思的历史实践观不断丰富现代理性主义的思想内容。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合理建构而言，则更需要现代理性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学说与现时代的深刻关系。

一、 传统理性主义的“陨落”

理性主义与现代性作为社会发展的一对“孪生兄弟”，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理性主义的历史展开过程就是一部现代性的发展史。但是，理性主义并不仅仅局限于现代社会。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特别是古希腊时期，理性主义就已经产生并发挥了一定的社会作用。人们把古希腊时期的理性主义称作是古典理性主义，古典理性主义是人类最早并自觉地确立的理性主义原则。但是，古典理性主义的理性原则并没有体现出主体自觉的理性要求，而是从宇宙论或本体论层面为理性主义做辩护，从而陷入了一种命定循环论的理论怪圈。回顾基督教文明语境中的“人是理性的存在物”、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巴门尼德的“唯一的存在”、斯多葛学派的“世界灵魂”和“宇宙理性”、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纯形式”等等，理性无不在宇宙论原则的控制下发挥着社会作用。这具体表现在，上帝已成为社会的绝对基础，人的主体性完全被上帝所操纵。

真正触及到社会发展问题的是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伴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从“文艺复兴”开始，人类已经对主体理性加以重视。在近代理性主义看来，理性是人类优于自然的永恒原则，人可以通过理性和科学把握人与自然、与世界的关系，进而控制和操纵自然。因此，近代理性主义也被称为是技术理性主义。诸如培根发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理性呼喊；笛卡尔更是自信地提出“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将为你构造出宇宙来”；康德在继承卢梭“公意”学说的基础上，对主体理性进行了改造，把主体理性上升为一种普遍理性，实现了认识论上的“哥白尼式革命”，确立了人为自然立法的理性原则，否定了世界的秩序出于上帝，进而肯定了人类的理性认识能力。“从笛卡尔起，贯穿整个启蒙运动及其后继者，所有关于现代性理论话语都推崇理性，把它视为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之基础，人们深信理性有能力发现适当的理论与实践规范，依据这些规范，思想体系和行动体系就会建立，就会得以重建”[1] 27。

抛开古典理性主义与技术理性主义所处的具体时代背景，单就二者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理论特征，明显有其共同性。对于这些共同的理论特征，我们可以从与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真、善、美三个层次进行理论的探寻。正如孙正聿教授所言：“人对世界的关系，主要地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认知关系（真与假）、评价关系（善与恶）和审美关系（美与丑），因此，哲学对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反思，集中地表现为对真善美的寻求与阐扬。”[2] 225因此，从真、善、美三个层次来看，古典理性主义与技术理性主义有3个主要的共同点：1.在本体论层面，传统理性主义表现为理性本体论。从世界存在的本体出发来看，理性本体论也可称作是理性先定论或理性还原论。传统理性主义把理性高高举在头顶，认为其地位不可动摇，提出理性不仅先于人的经验而存在，并且主宰和统治一切现存世界。宣称通过理性的运用，人类可以操控自然、征服世界。以至于法国唯物主义者拉美特利得出“人是机器”的结论，这是一种“纯粹”的理性主义，是不掺杂任何情感和非理性因素在内的极端理性主义。2.在价值论层面，传统理性主义表现为理性万能论。在传统理性主义者看来，理性不仅仅是一切现存事物的本体论根源，更是判断人类事实活动与道德活动的价值标语。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出了一条普遍的道德律令，即“使你的意识的准则同时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3] 152。康德从普遍的道德理性入手，对（传统）理性主义价值观进行辩护。但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理性主义中作为价值层面的理性仅仅是一种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而不包含现代理性所关注的价值理性因素。3.在艺术层面，表现为理性至善论。在传统理性主义看来，万能的理性不仅创造出无限的世界，更确证了人的本质的至善。因此认为，在（传统）理性主义的指导下，人类可以战胜现实中的任何困难和险阻。而且随着理性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终将可以进入一个完满的世界——即从传统走向现代、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自由走向自为，最终达至人类的极乐世界。黑格尔的主客统一的“绝对理念”，正是这种万能理性的真切表达，而这一绝对理性的衰落，也成为了现代理性主义的开端。

由于古典理性主义和技术理性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极端化发展，自然遭到代表世俗和现实的现代理性主义的批判。“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4] 4。随着现代社会技术理性的高速发展，以功利为目的的现代理性精神逐步兴起，传统理性主义的价值体系开始陨落，同时出现了新的社会危机。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现代理性主义开始发挥重要的社会作用。马克思的现代理性主义正是迎合了这一社会发展潮流，超越了传统理性主义，顺应了时代变革的需求。endprint

二、 马克思的历史实践转向及其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

传统理性主义的极端理性化立场随着现代社会世俗化的发展，遭到现代理性主义哲学家们的批判。“现在我们怎么会生活在一个如此失去了控制的世界上，它几乎与启蒙思想家们的期望南辕北辙？为什么‘甜蜜理性的普及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我们能够预期和控制的世界？”[4] 133伴随着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发展，人类的工业文明呈现出巨大的发展势头，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和有所成就的机会。但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因而造成了现代人“无寄托感”的生存焦虑。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曾指出：“人类史前时期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进入不再面临冲突和困扰的和谐状态，相反，人的生存永远为各种矛盾所困扰，人必须去解决那些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人的命运……他将不得不成为爱冒险的、勇敢的和富于想象力的人，他必须能够忍受痛苦和享受欢乐，他的力量将奉献给死亡，如果这个人类历史的新阶段会实现的话，它将是一个新的开端，而不是一种结束。”[5] 52现代理性主义正是出于对现代工业社会文化危机的一种批判和反思，从而主张重新定义理性，扩大理性的范围，把情感、心理等非理性因素也融入到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来。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弗洛伊德在心理学上的精神分析理论，韦伯和齐美尔对工具理性的批判都深切地表达着对传统理性主义的哀思。

现代理性主义认识到传统理性主义的有限性，在肯定理性的前提下，积极融入非理性因素，以一种更加包容的心态不断丰富传统理性主义的内容。同时，相对于传统理性主义之注重理性主义技术层面的应用而言，现代理性主义出于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文化反思，更加注重理性主义价值层面的内涵，更加关注现代人的生存价值转向。与传统理性主义对理性发展的盲目乐观主义立场不同，现代理性主义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抱有一种悲观主义的理论情怀。但这种悲观主义却不是一种消极的悲观主义。与传统理性主义的盲目乐观主义比较来看，这种悲观主义是一种积极的悲观主义。恰如衣俊卿所言：“这种悲剧意识并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因为正是理性的有限性和人的不完善性提供了人继续存在、继续创造的根据”。[6]

马克思作为现代理性主义的典型代表，他察觉到现代性的影响具有破坏性，并意识到这种破坏性是不可逆转的。同时，对于马克思来说，现代性正如哈贝马斯贴切称呼的那样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马克思认识到了传统理性主义的有限性、不完善性和盲目的乐观主义倾向，进而更加关注社会现实，主张从社会现实生活的实际出发，不断丰富理性主义的内涵，实现理性主义的历史实践转向。马克思从具体的历史情境出发，认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主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具体而言，马克思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由本体决定论走向实践本体论

与传统理性主义的理性本体论不同，马克思并没有被困于理性主义的立场，而是积极走入具体的历史情境，指出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物质生产方式的变迁推动着社会由野蛮走向文明、由简单走向复杂、由低级走向高级，而这一社会历史的具体展开过程，并不是单靠什么理性主义就可以实现的，它依赖于人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简单的说，现实社会的发展不是由外在的、先验的因素决定的，而是由人的现实的感性实践活动创造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7] 63。并且这种作为人类存在方式的实践并不是盲目的、无目的的，而是包含着“人的尺度”的自由创造性活动。“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8] 32。因此，以人的尺度和自由创造活动为依托的实践理性，就大大丰富了理性的内涵，超越了以宇宙理性和认知理性为基础所构成的传统的绝对理性。

2.由“服从规律”走向“创造规律”

传统理性主义的理性本体论、理性万能论和理性至善论的理论立场，把理性高高举在头顶，先验的理性原则就成为社会发展的一切准则，它是完满的、不容触犯的，并且先于人而存在的。人类在大自然的规律面前，只能顺从、不能抵抗。“这种先定的规律本质上是排斥主体价值与实践的，在这种解释中，人的活动实质上只是适应规律，而不是造就或改变它”[9]。而现代理性主义主张科学地认识理性，将理性奠基于人的实践及其所体现的人的生存发展需要的基础上，人的感性世界的基础不再是超人的理性或与人活动无关的规律和必然性，而是人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10] 165。实践作为人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基本方式，决定于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因此，理性的合理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只能从主体方面来寻求。实践作为人类的存在方式，人不会被动地接受大自然的恩赐，而是会积极主动地去改造自然与社会，创造价值规律，并最终实现“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统一。

3.由“盲目乐观主义”走向“积极的悲观主义”

马克思以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作为现存感性世界和人的本质规定性，进而肯定人类对现存世界的积极改造。同时，马克思也注意到现实社会的异化劳动，并对人的存在进行负面评价，进而超越了传统理性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永远向前的乐观主义，提出了对人之存在有至关重要的批判理性理论。

传统理性主义相信理性具有无限的万能力量。因此，传统理性主义对人与历史前景持乐观的态度，现存社会中的不幸和弊端只是暂时的历史现象，随着理性和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人类终将战胜一切，进入一种完善完满的境地。与传统理性主义不同，马克思并未对未来社会发展做出盲目乐观的结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论述了异化劳动的四种表现形式，即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互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和人同人相异化。这表明马克思深刻认识到现实社会危机之所在，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所存在的复杂社会矛盾。这就不得不使马克思从传统理性主义对社会发展的乐观主义立场中走出来，对现实社会的发展做出一种悲观主义式的论断。但是，马克思对社会前景所做的悲观主义论断却不同于自暴自弃式的人的消极主义态度，而是一种积极的悲观主义。马克思正是认识到现实世界发展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和有限性，才更加激励人们进行自我创造，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并最终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去实现人的“自为”的存在。这样马克思就从实践理性出发，确立了批判理性理论，这种批判主义的理性观也就构成了现代理性主义的本质特征。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