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凯航

田口卯吉的“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及其批评∗

李凯航

本文旨在通过考察田口卯吉晚年基于“比较语言学”研究而提出的“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以及围绕此说田口与青年语言学家新村出(1876—1967年)和藤冈胜二(1876—1935年)的争论，一方面梳理出田口“人种论”的演变过程和原因，另一方面揭示在明治末年日本有关人种研究问题上的复杂性。田口表面上是以学术方法的革新来研究人种问题，但实际上暗含着日本帝国对外侵略扩张的要求；而作为青年学者的新村出和藤冈胜二，他们因为身为专业的语言学家，对田口的批评则体现着知识界日益专业化的学术自觉。

田口卯吉；日本人种论；比较语言学；新村出

一、森鸥外与《鼎轩先生》

田口卯吉(1855—1905年)，字子玉，号鼎轩，在日本明治年代是与福泽谕吉(1835—1901年)齐名的思想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

据森鸥外(1862—1922年)日记记载，1911年3月5日，田口卯吉逝世七周年祭，其子田口文太(1878—?年)前来拜访，托森撰写纪念文章。①森鸥外：《鸥外全集》第35卷，日本岩波书店1973年版，第517页。森于是撰写《鼎轩先生》一文，9日交付田口文太。②森鸥外的悼念文章《鼎轩先生》(《鼎轩先生》)刊载于1911年4月22日的《东京经济杂志》第63卷第1591号的“鼎轩田口博士七回忌”专栏，收录于《鸥外全集》第26卷，日本岩波书店1973年版，第421～423页。森这样回顾到他与田口的关系：“我与鼎轩先生并未有过见面。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一有时间就会只顾着读书，名家的演讲几乎从未去听过，因而，一直没有机会与先生见面。”

田口是明治年代最为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当时还是青年学生的森自然对他是欣赏与崇拜的。虽然与田口未曾谋面，但森在为其撰写的悼念文章中，从两方面特别地强调了田口的重要意义：其一是田口思想中的民主主义；其二是田口是一位“二本足”(二本の足)的思想家。

有关第一点，森这样谈道：“先生在学问上所有的见解，如果不能说是彻底的民主主义，也应该说是深受民主主义的影响，与官学不同。从这一点来看，鼎轩先生的学问与福泽谕吉先生相近。……在学问上，我觉得鼎轩先生在某些地方胜于福泽谕吉先生。”

森在这里强调田口思想中的民主主义有着特别的意义。仅在森撰写《鼎轩先生》的前两个月，明治政府大审院(最高法院)下达判决，处死以幸德秋水(1871—1911年)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一系列异见分子，共11人，史称“大逆事件”。明治政府对“大逆事件”的处置以及与之相随的严厉的思想审查给日本思想界带来极大的震动，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无不惶惶不安，陷入一种“时代闭塞的现状”之中。③石川啄木：《啄木全集》第4卷，日本筑摩书房1967—1968年版，第256～265页。而此时已身处军医总监之高位的森以田口为旗帜，大力褒扬其民主主义的学问，一方面显示了森巨大的道德担当，另一方面也可以窥见田口在明治思想史中对民主主义的贡献。

除此以外，森还特别赞赏田口是一位“二本足”的思想家。所谓“二本足”，是森对知识分子的一种比喻，表面上指“靠两条腿走路”，实际上意味着“精通东西两洋文化之人”。而与此相对的就是“一本足”，指那些仅仅专注于国学或者洋学之人。森认为，“一本足的学者意见偏颇。因为偏颇，所以他们的观点付诸实际总会遇到问题。如果追随东洋学者，则过于保守；而尊崇西洋学者，则过于激进”。森认为时代急需的是“二本足”的学者，而田口就是难得的“二本足”学者：

先生的研究重点在西方文化，可是先生视野广阔，东洋文化亦有所涉猎。先生以西洋文化之眼来看东洋文化，以彼之长，补我之短。在这个意义上，先生是播种人。遗憾的是，那些幼苗依然只是幼苗而已，并未成长成二本足的学者，亦不是先生的后继者。这是因为成为二本足的学者太难之缘故。

有的学者认为，“二本足”可以称得上是森的“自画像”，①篠原義彦：《森鴎外における東と西の問題》，《高知大学学術研究報告·人文科学》1992年第41期，第11～20页。“没有谁更比森鸥外自己更适合这一说法”。②平川祐弘：《和魂洋才の系譜―内と外からの明治日本》，日本河出书房新社1971年版，第58页。由此观之，田口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领袖，森鸥外对其的赞美之情已经是一目了然了。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与以上在文章中对田口热烈的赞美相反，森在《鼎轩先生》中还留下了一段异常苛刻的批评文字：

鼎轩先生曾在一本小册子中论证日本人属于雅利安人……日本人属于雅利安人这一论断，以及作为其理由的语言学上的事实，完全是浅薄无知之见，作为一位学者，怎么能如此草率呢?

鉴于森作为一名晚辈，而《鼎轩先生》又是一篇追悼田口的文章，出现如此不和谐的批评实在极为不自然。如果“日本人属于雅利安人”这一论断没有给森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就不应该出现在这篇旨在悼念前辈学人的文章中。然而实际上，1903年森在一次题为“人种哲学梗概”的演讲中就已经对田口有所批评：

我确实记得田口卯吉君也说过日本人属于雅利安人种。我虽然不清楚其缘由，但我认为，就像是最开始人们相信以地球为中心的天体论坍塌了，随后又有以人类为中心的创世说崩溃了一样，雅利安人种中心说才刚刚出现，虽然暂时不会被撼动，但迟早也会消失。①森鸥外：《人种哲学梗概》，《鸥外全集》第25卷，日本岩波书店1973年版，第530页。

1903年的《人种哲学梗概》与1911年的《鼎轩先生》相距7年之久，森再一次在其悼念文章中提出对田口的批评，一定是有着特别的原因。森自己并不认可“雅利安人优越论”，这固然与他自己本身在德国的留学经历(1884—1888年)相关，也与他作为一名自然科学家(医生)的思想背景相关，更重要的是，他对西洋文化有着深刻理解，他以宏观的视角审视整个人类的历史时，得出这样的结论：雅利安人种中心论只不过是与历史上的地心说以及创世记一样，虽一时流行，但迟早会被历史淘汰。而田口却不仅仅接受了西洋流行的“雅利安人种优越论”，还试图把日本人也纳入雅利安人种的谱系，这种枉顾历史事实的做法最终引起森激烈的批评。

二、语言学与人种学

森鸥外在批评田口的时候，特意指出其“日本人种雅利安人起源说”的基础是“语言学上的事实”。那么，这里所谓的“语言学上的事实”是怎么一回事呢?

1902年，田口出版了一本题为“古代之研究”的专著，其中收录了两篇他有关“日本人中雅利安人起源说”的文章：其一是1901年4月20日他在史学大会的一篇题为“从国语上观察人种的初代”的演讲稿，①《从国语上观察人种的初代》刊载于同年6月号的《史学杂志》，收录于《古代之研究》，载于1926年鼎轩田口卯吉全集刊行会编辑、日本经济杂志社发行的《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第408～419页。在此演讲中他第一次提出“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此讲稿随即在同月的《史学杂志》上发表。然而，田口的论文在日本最权威的历史学杂志一经发表，立即引发了各界激烈的批判。为了回应批评，田口继续写了一篇题为“决定人种初代之根据地的莫如国语”的论文进行自我辩解。②《决定人种初代之根据地的莫如国语》，刊载于同年10月号的《史学杂志》，收录于《古代之研究》，载于1926年鼎轩田口卯吉全集刊行会编辑、日本经济杂志社发行的《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第419～423页。此两篇文章略经修改后收录进《古代之研究》一书。在此书序言中，田口这样谈到语言与人种的关系：

寻找日本人的祖先，同时也就是调查人种的谱系。此种谱系的后半段虽然可以从神话以及历史中得知其一二，然若想得知其前半段，除了语言、宗教、习惯以及文物以外，别无他法。③鼎轩田口卯吉全集刊行会编辑：《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日本经济杂志社1926年版，第408页。

也就是说，田口认为调查人种谱系的前半段，即起源的问题，必须根据“语言、宗教、习惯以及文物”。然而，在这四种根据之中，正如他论文标题“决定人种初代之根据地的莫如国语”所预示的那样，“语言”才是最可靠的根据。

田口“以语言判断人种”的思想是受到西方梵语研究的影响，他在《决定人种初代之根据地的莫如国语》中这样谈道：

今日欧洲及美国的语言学家们，在研究梵语以后发现梵语与他们自己所使用的语言相一致，于是就把他们自己都称作是雅利安人。①田口卯吉：《从国语上观察人种的初代》，《史学杂志》1901年6月。论文《决定人种初代之根据地的莫如国语》收录进《古代之研究》时，因田口卯吉做了修正，两个文本并不一致。

欧洲的语言学家仅仅是凭着词汇的亲缘关系就判断印度与日耳曼不仅仅是同一语系，实际上也是同一人种。②田口卯吉：《决定人种初代之根据地的莫如国语》，《史学杂志》1901年10月，第1～18页。

此文中所谓“欧洲的语言学家们”具体所指未详，但参考另一篇田口在经济学协会的讲稿《古代商业史谈》可得知其来源：

十九世纪初，即拿破仑战争之时，滞留印度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学成梵语后欲归国。途中因为是英国人，所以遭到法国士兵的抓捕成了俘虏。被捕期间，一位叫莫谢尔·德·塞勒的法国人，以及施格莱尔的德国人向汉密尔顿学习梵语。经过两人的研究发现，以前的印度人与现在的印度人完全不一样，而他们正是我们的祖先。这一在语言学上的发现逐渐得到了认同。③田口卯吉：《古代商业史谈》，鼎轩田口卯吉全集刊行会编辑：《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日本经济杂志社1926年版，第404页。

由此可知，田口是受到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塞勒(Antoine-Léonard de Chézy)、施格莱尔(Karl Friedrich Schlegel)等语言学家们的启发，才以语言来区分人种。西洋的语言学家以语言为根据，随即把世界的人种一分为三：雅利安人种、闪米特人种、图兰人种。④田口卯吉：《古代商业史谈》，鼎轩田口卯吉全集刊行会编辑：《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日本经济杂志社1926年版，第403～404页。其中的雅利安人种被视为最高级的人种。据施格莱尔的解释，现代德语的Ehre其实与“雅利安”(Aryan)的词义相同，意味着光荣的、光明的、高贵的意思，是古代印度人对自己的称呼，①Sara Eigen.The German Invention of Race.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7，pp.175-176；Stefan Arvidsson.Translated by Sonia Wichmann，Aryan Idols：Indo-European Mythology as Ideology and Scien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pp.20-21.而在施格莱尔看来，古代印度是一切文明的发源地。②レオン·ポリアコフ、アーリア主義研究会译：《アーリア神話：ヨーロッパにおける人種主義と民族主義の源泉》，日本法政大学出版局1975年版，第253页。然而，对于闪米特人，施格莱尔却认为其语言是黏着性的，非美学的，机械生硬的，因此，其人种也是异类的，低级的，落后的。③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28～129页。在施格莱尔眼里，语言学与人种优劣直接相关。萨义德指出，施格莱尔对闪米特人和其他“低等”东方人的责难中所体现出来的种族主义倾向在欧洲文化内得到广泛传播。但除了19世纪后期达尔文主义的人类学家和颅相学家之外，这一种族主义并没有像在比较语言学中那样构成一门科学的基础。语言与人种似乎被牢牢地绑缚在一起。④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29页。

换言之，构成种族主义三大基础的科学分别是，比较语言学、人类学以及颅相学。其中，“语言学在人种研究中一直占据领先地位”，Christopher Hutton强调说，“语言学既是人种学理论的父母，又是其孩子。说语言学是父母，是因为在十九世纪生理人类学在向语言学以及语言分类学学习。说它是孩子，是因为在人种多样性的分类，诠释世界语言的分类学或者种类学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种问题上，语言学总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⑤Christopher M.Hutton.Linguistics and the Third Reich：Mother-tongue Fascism，Race，and the Science of Language.London：Routledge，1999，p.3.。

正是因为接触到了在种族主义中扮演重要地位的比较语言学，田口才抱怨道：“他们本来就把雅利安人种看成是最优等的人种，而把蒙古的黄色人种看成是完全不能与之相比的人种”⑥田口卯吉：《日本人种之研究》，鼎轩田口卯吉全集刊行会编辑：《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日本经济杂志社1926年版，第501页。，随后他便独自开始了对语言学的调查。

三、田口卯吉的“日本人种论”

(一)“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

在西洋语言学家以语言区分人种的影响下，田口卯吉开始了他的研究。在《古代之研究》一书中，他不满于西洋人把日语和匈牙利语、土耳其语、满洲语、蒙古语等一起纳入所谓的图兰语系，因此他自己对马来语、南洋卡洛林群岛的洛克语、美洲印第安人的土著语、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语、朝鲜语、满洲语、蒙古语、波斯语、藏语、土耳其语、匈牙利语、巴斯克语的语法进行了调查，并得出结论称，日语与以上语言都不一样，西洋的语言学家完全错误了。①田口卯吉：《古代之研究》，鼎轩田口卯吉全集刊行会编辑：《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日本经济杂志社1926年版，第408～416页。

田口对各国语言的调查殊为可疑，以马来语为例：

我听说日本人种的祖先是马来人种，于是我调查了马来语，其语法如下：

Langkit 起こる

Dia ber-bangkit 彼が起きる

Kita ber-bangkit 彼々は起きし

动词之后加后缀，比如

jalan 道 jalan-kan 行く

kanchin 針 kachin-kan 打ち付ける

meshhur 名高きmeshhur-kan 名高 くする

atur 整理する atur-kan 整理する

此外，为了成为动词，M会以不同形式添加其中：

langkah 道 me-laugkah 歩む

bri手 mem-bri 興 へる

随即田口得出结论：“因而马来语法与我日本完全相反……这样的语法怎么能和日语是同属一个语系呢?”①田口卯吉：《古代之研究》，鼎轩田口卯吉全集刊行会编辑：《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日本经济杂志社1926年版，第408页。

仅仅对几个单词的变体进行了比较，田口就认为日语与图兰语系的马来语不一样，因而日语也就不属于图兰语系。这种把语言仅仅看成是单词的做法随即遭遇了以新村出为代表的青年语言学家极为激烈的批评，他们批评田口对比较语言学毫无所知，甚至是对田口的日语知识也表示了怀疑。然而，这丝毫不影响田口以同样的方式考察雅利安语系。他比较了梵语、马拉提语(Marati)、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匈牙利语和日语的动词以及形容词的词尾变体，并认为“拉丁语、希腊语、梵语和欧洲诸国语言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而“雅利安语系的根本是与我国日语接近，与欧洲诸国语言相去甚远”②田口卯吉：《古代之研究》，鼎轩田口卯吉全集刊行会编辑：《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日本经济杂志社1926年版，第416页。。因此，田口对西洋的语言学家大加批评：“如今他们声称自己才是雅利安人种，把我们称为图兰人种，强取豪夺我们的祖先，说我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他们必须说明以雅利安为自己祖先的谬误。”③田口卯吉：《古代之研究》，鼎轩田口卯吉全集刊行会编辑：《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日本经济杂志社1926年版，第422页。

尽管如此，田口也对西洋的语言学家们表达了感谢：“我实在是感谢语言学家们对发现梵语与拉丁语、希腊语之关系的发现。”④田口卯吉：《古代之研究》，鼎轩田口卯吉全集刊行会编辑：《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日本经济杂志社1926年版，第421页。

由此可知，在田口看来，以语言判定人种这一论证方法本身并不存在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日本人是否属于带有人种优越论色彩的雅利安人种。正因为如此，田口才会一方面激烈地批评西洋语言学家，另一方面又以同样的方法证明日语与梵语的亲缘性，并以此为根据断定日本人是雅利安人种的后裔。在田口看来，如果以语言为根据而划分人种的话，理想的人种分布图应该是如下所述：

我认为从前生活在高加索山以北的斯基泰人种，也就是西西杨人或者生活在波斯以北的图兰人种，与今日使用土耳其、匈牙利的语法的人种不一样，反而与用俄罗斯或者日耳曼风格的语法的人种相一致。土耳其、匈牙利是在原来中亚或者东亚居住的人种，而高加索山以北的人种是俄罗斯或者日耳曼人种的祖先。①田口卯吉：《古代之研究》，鼎轩田口卯吉全集刊行会编辑：《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日本经济杂志社1926年版，第422页。

换言之，田口认为，因为在高加索山(Caucasus)以北居住的斯基坦人种(Scythians)的语言与俄罗斯和日耳曼的语法相近，于是代表图兰人种的斯基坦人种就成为俄罗斯人或者德国人的祖先。

与此相对的是，田口认为，“和日本语法完全一样的”土耳其语却与图兰语系完全相反。

以前的土耳其人、匈牙利人与在中亚地区使用梵语的雅利安人、西藏人一起生活，因而语言较为接近……土耳其、梵语等语法在我日本语法中毫无瑕疵地存在着，因此，不得不说我们日本人才比欧洲人更加接近雅利安人的本源。②田口卯吉：《古代之研究》，鼎轩田口卯吉全集刊行会编辑：《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日本经济杂志社1926年版，第423页。

由此可知，田口首先把属于雅利安语系的土耳其语和属于图兰语系的日耳曼语与俄罗斯语差异化。其次，田口强调了日本语与土耳其语的亲缘性。最后，田口提出日语应该和土耳其语和梵语一样，属于雅利安语系。因此，日本人种也应该属于雅利安人种。

(二)人种论与“爱国心”

尽管田口在第一次提出“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的演讲上就已经坦言自己对语言学的研究并不充分，①田口卯吉：《从国语上观察人种的初代》，《史学杂志》1901年06月，第1～18页。那么，为何他仍执意强调日本人属于雅利安人种呢?

田口指出：“(人种论)是理解卯吉思想性格的重要线索……应该从他的史论、文明论的关系来考虑。”②田口亲：《田口卯吉》，日本吉川弘文馆2000年版，第298～299页。但是，田口亲并未说明其人种论与文明论的具体关系。武藤秀太郎未加批判地继承了田口亲的观点，进一步补充道：“的确，人种论是贯穿田口卯吉思想的关键概念。殖民论、内地杂居论等主张，都是以他独特的人种观为基础而展开的。”③武藤秀太郎：《田口卯吉の日本人種起源論—その変遷と中国認識》，《日本经济思想史研究》第3号，2003年3月，第47～64页。

然而，这里的问题是，田口最先提出的并不是“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而是“日本人种匈奴起源说”。他在1895年4月写的《日本人种论》中这样写道：

简而言之，以语言风俗等来观察，我日本人种毫无疑问属于匈奴人种。现在虽然他们是亚细亚北部一支蒙昧未开，面貌粗犷的人种，但我们日本人是其中最发达最进化的人种。④田口卯吉：《日本人种之研究》，鼎轩田口卯吉全集刊行会编辑：《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日本经济杂志社1926年版，第428页。

十年后，即1905年，田口对自己的转变解释道：“我最开始的确说过日本人属于匈奴人，一提到匈奴，大家可能会认为是下等人种。实际上，匈奴就是现在的匈牙利，是非常优秀的国民……是今日欧洲非常伟岸且貌美之人。欧洲人认为匈牙利人是冒顿单于在欧洲的子孙……虽然现在语言学家们认为匈牙利语属于图兰语系，但实际上他们属于雅利安人种。我认为匈奴原来是从印度、波斯、土耳其等北边而来，在汉朝初年变成了中国的匈奴，说不定还跨海来过日本。”①田口卯吉：《日本人种之研究》，鼎轩田口卯吉全集刊行会编辑：《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日本经济杂志社1926年版，第513页。

也就是说，田口用匈奴也属于雅利安人种来掩饰自己的转变。但是，他在1895年时对此只字未提。如果按照田口亲的解释，田口的文明论与人种论有着密切关系，那么是他的“匈奴起源说”还是“雅利安起源说”与文明论相关?抑或是田口亲接受了田口的解释，把匈奴人也看成是雅利安人种的一支?如果这样的话，这又如何解释田口在最开始并没有认为匈奴也属于雅利安人种?不论何种情况，田口的解释都难免牵强。

田口的人种论，从1895年的《日本人种论》到1905年的《日本人种之研究》，前后矛盾之处甚多，并不能以“文明论”加以简单地概括。因此，继承了田口这一观点的武藤秀太郎在论文中所做的结论，仍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武藤先生认为，“一方面，(田口卯吉的)人种起源有着纯粹学问上的关心，然而最后提出的雅利安人种起源说，从另一方面也强烈地反映了他对中国大陆局势的认识”②武藤秀太郎：《田口卯吉の日本人種起源論—その変遷と中国認識》，《日本经济思想史研究》第3号，2003年3月，第47～64页。。此结论的问题在于：第一，在第四节即将登场的青年语言学家们看来，田口不仅仅是学问，甚至道德的动机都十分可疑。所谓“纯粹的学问上的关心”，在他们看来是完全不存在的；第二，武藤在考察田口的“中国观”的过程中，完全忽视了其青年时代的代表作《支那开化小史》。③田口卯吉：《支那开化小史》，鼎轩田口卯吉全集刊行会编辑：《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日本经济杂志社1926年版，第189～292页。此书与田口的《日本开化小史》一起，被视为其文明论的代表性著作。《支那开化小史》可以说是构成了田口“中国观”的基础，很难想象脱离《支那开化小史》来研究田口的“中国观”。因此，武藤在论述田口的“中国观”时，忽视了其“中国观”的矛盾之处。

总的来说，他对中国的看法与当时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明治人相差无几，中国是所谓“亚细亚之恶友”，与文明进步的欧洲相比，中国是野蛮与停滞的代表。他这样概括中国的历史：“周以后的数千年是被封建离乱所埋没的年代。秦以后两千年是被专制制度所腐败而沉沦的年代。支那人并没有发现预防此弊害的制度。因封建制度不可忍受，则一扫之，却成了专制制度。因专制制度不可忍受，则一扫之，成了叛乱与分裂。支那的历史不过是反复如此而已。”①田口卯吉：《支那开化小史》，鼎轩田口卯吉全集刊行会编辑：《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日本经济杂志社1926年版，第286～287页。

然而，就在对中国持有这种批判态度的同时，田口在日本该不该给予外国人内地居住权的争论中，却引用中国、朝鲜归化日本的先例，力主撤销外国人禁止内地居住的法令。②田口卯吉：《内地杂居论》，鼎轩田口卯吉全集刊行会编辑：《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5卷，日本经济杂志社1926年版，第80页。尽管田口对中国持有负面的看法，但为何仍然用中国归化日本的例证力主内地对外国人开放呢?这似乎与他的“中国观”并没有太大关系。

那么，田口的人种论的依据究竟为何呢?1905年2月，日俄战争即将胜利之际，也是田口去世的两个月前，他在史学会最后一次演讲《日本人种之研究》也许无意间透露了这个信息。他提到，欧洲人本来认为日本人种是像南洋诸岛一样的野蛮人，然而日本人不仅仅打败了巨大的中华帝国，现在对世界一等强国俄罗斯也连战连胜，对此欧洲人无不感到惊讶。那么，日本人果真像南洋岛国人一样是野蛮人吗?日本人充分学习西洋的科学，并且还打败了俄罗斯，这证明了日本人足以抵抗作为雅利安人种的欧洲人。田口认为，欧洲数百年文明之积累，而日本在半世纪就得以完成的原因完全在于明治维新。他特意提醒欧洲人，如果他们来研究明治维新会更觉得惊讶，因为欧洲的革命是由于民权的盛行，而日本的维新革命并不在民权，而在于“爱国心”。③田口卯吉：《日本人种之研究》，鼎轩田口卯吉全集刊行会编辑：《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日本经济杂志社1926年版，第501～503页。

换言之，田口认为日本人种之地位取决是由“爱国心”所激发的明治维新。因此，田口对日本人种的认识，也应该说是完全基于这种“爱国心”。他之所以提出“日本人种匈奴起源说”，是因为在甲午战争和谈中，日本提出了割让中国东北三省的要求。①田口卯吉：《媾和之条件》，《东京经济杂志》第751号，1894年11月10日。《鼎轩田口卯吉全集》未收录该文。在田口看来，如果日本人果真起源于匈奴，那么日本对中国东北提出的割让要求，也就有了历史依据。他的人种论是与其国家利益的诉求直接相关的。

他之所以力主撤销禁止外国人居住内地的法令，是因为外国人入住内地可使得欧美的资本流入，开发资源，开拓田野，增加就业机会。他认为，“如不允许内地居留，则永远别妄想我国海外贸易昌盛”②田口卯吉：《内地杂居论》，鼎轩田口卯吉全集刊行会编辑：《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5卷，日本经济杂志社1926年版，第81页。。田口的内地居住论有着明确的经济利益诉求。

1904年，在日俄战争爆发后出版的《破黄祸论》中，面对西方关于日本是黄祸的指责，田口反过来称俄罗斯才是真正的黄祸，其依据也并不是语言，而是血缘。他认为俄罗斯曾被蒙古征服，俄国贵族大量与蒙古人通婚，因此俄罗斯的后人也流淌着蒙古人的血液，他们才是真正的“黄祸”。③田口卯吉：《破黄祸论》，鼎轩田口卯吉全集刊行会编辑：《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日本经济杂志社1926年版，第497～498页。

1905年的《日本人种之研究》中，因为在此前基于语言学研究而提出的“日本人雅利安人种起源说”受到青年语言学家们的猛烈批评，田口又一次改变了其态度：“在探究我们的祖先是如何一路走来的时候，除了研究祖先的遗物，别无他法。”④田口卯吉：《日本人种之研究》，鼎轩田口卯吉全集刊行会编辑：《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日本经济杂志社1926年版，第511页。田口随即开始研究日本的古坟墓，得出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结论：“原来大加罗任那国和新罗一样，是日本的殖民地，故理所当然两方有所交流。然而，这一带却不产青琅玗。由此观之，是我们的祖先觉得这个东西很好，于是从出产地带着它走到了朝鲜的南部。这就是我对遗物的研究。”⑤田口卯吉：《日本人种之研究》，鼎轩田口卯吉全集刊行会编辑：《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日本经济杂志社1926年版，第512页。

尽管田口没有明确说出来，但是这里的意思也并不难明白，他已经为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吞并朝鲜开始寻找依据了。日俄战争爆发后不久，田口在《应当尊重韩国之独立》的文章中，一方面坚称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与俄国威胁到韩国的独立，日本的两次对外战争是在维护韩国的独立；而另一方面，田口却积极主张韩国应该给日本公民土地所有权。①田口卯吉：《应当尊重韩国之独立》，鼎轩田口卯吉全集刊行会编辑：《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日本经济杂志社1926年版，第542页。在8月撰写的《韩国的经济问题》一文中，田口再次强调了韩国“荒芜地”的问题，并且进一步建议韩国政府采用日本的货币作为本位，使用共同的造币局。最后结尾处甚至还扬言：“我以为日本政府就此采取十分强硬的政策也是理所应该的。”②田口卯吉：《应当尊重韩国之独立》，鼎轩田口卯吉全集刊行会编辑：《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5卷，日本经济杂志社1926年版，第543～544页。其对韩国的野心已是一目了然了。

综上所述，构成田口人种论的基础并不是他的“文明论”，也不是“中国观”，而是他在演讲中提到的“爱国心”。所谓“爱国心”，是指在不同阶段，他为“大日本帝国”所贡献的理论资源。他试图用新的学术手段达到此目的，比如语言学、考古学，等等，但这一举动却立刻遭到了日本严肃的学者们的批评。

四、新村出及藤冈胜二的批评

(一)“根本之错误”

新村出，1872年出生于山口县，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语言学专业毕业，师从著名的语言学家上田万年(1867—1973年)，后来成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1956年获得文化勋章奖。此外，他还作为《广辞苑》的编辑者而广为人知。

藤冈胜二，1876年生于京都市，与新村出一样，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语言学专业，毕业后被公派至德国留学，后任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教授，继上田万年后，担任语言学的讲座教授，对阿尔泰语系的研究作出过杰出的贡献。

田口的演讲《国语》刊载于1901年6月号的《史学杂志》时，新村出才刚刚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在国语研究室担任助手一职。他读到田口的文章后，随即从专业的角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在7月号的《语言学杂志》发表了《读田口博士的语言学所论》一文，①新村出：《读田口博士的语言学所论》，《语言学杂志》1901年6月，该文收入《新村出全集》第1卷，日本筑摩书房1971年版，第103～113页。质疑田口连“基本的知识都没有”，“科学上毫无价值可言，在学问的道德上亦有欠考虑”，“其错误是根本的错误，是整体的错误，而非一时一处的错误”等，可以说是毫不留情的批判。

藤冈胜二也在9月号的《史学杂志》中以《以语言无法判断人种的异同》一文质疑田口没有西洋语言学的知识，②藤冈胜二：《以语言无法判断人种的异同》，《史学杂志》1901年9月，第1～8页。并指出“比较各种语言时(田口)博士就已经失当，还以语言直接判定人种，我只能佩服其勇气……希望他最好可以从国语开始着手研究，进而比较其他的语言”。

田口在读到两位的批判后，专门写了一篇《决定人种初代之根据地的莫如国语》的论文，刊载于10月号的《史学杂志》。田口讽刺道：“二君擅长以一种奇异的语法引起人们的恶感，果然不愧是语言学家啊!”

新村出读到田口的辩解后，再次撰写《答田口卯吉兼明确语言学之立场》一文，③新村出：《答田口卯吉兼明确语言学之立场》，《史学杂志》1901年10月，该文收入《新村出全集》第1卷，日本筑摩书房1971年版，第114～123页。刊载于11月号的《史学杂志》，称“自己的批判是堂堂正正”，“尽管(田口)博士的论点十分荒诞，可一笑了之之处甚多，然不仔细回答属在下失礼”，故作文答之。④新村出：《答田口卯吉兼明确语言学之立场》，《新村出全集》第1卷，日本筑摩书房1971年版，第114页。

新村出认为田口的“根本之错误”在于对“比较语言学”的理解。新村出指出：“比较语言学之宗旨，在于找出诸多语言之间的历史关系，并不在于抽象地研究各种语言之间的异同，也就是说，调查语言的谱系乃是最大之目的，不是表面上的远近，而是探求其血缘的，亲族的关系。”①新村出：《读田口博士的语言学所论》，《新村出全集》第1卷，日本筑摩书房1971年版，第105页。要达到此目的，新村出指出其方法在于：

第一，找出其相似点在何处。第二，在确定其相似点在这些语言间有关系之后，便开始寻找他们之间亲缘的、历史的关系。判明这些相似之处是否偶然的亦或随意的。……再进一步就必须研究同一语系之中，诸分派之间的亲疏程度，其原语以及原语之间如何分支的情况。接下来，找出这一语系是否源自于另一个语系，既要综合地又要部分地概括出来。②新村出：《读田口博士的语言学所论》，《新村出全集》第1卷，日本筑摩书房1971年版，第106页。

这里新村出提醒田口，比较语言学最重要的目标是，诸语言之间通过“亲缘的”“历史的”关系寻找“语言的谱系”，而不是田口对单词进行抽象的比较。新村出就田口的具体论证，提出以下三点错误：

第一，在梵语与其他语言比较的过程中，田口卯吉“把人称名词词尾与人称代名词混为一谈，完全无视了一个独立词和词根、词干、词尾的区别”，“(田口)博士完全不了解印欧语系动词体系”。

第二，“如何表示名词词尾或者后置词变化时候的格”。也就是说，以日语中的格“て、に、は”类似于梵语，添加在名词后这一点，就断定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

第三，“词语排列之顺序”，即，以主格、物体格、动词的所在位置断定语言的亲缘关系。③新村出：《读田口博士的语言学所论》，《新村出全集》第1卷，日本筑摩书房1971年版，第108～110页。

新村出批评道，“由以上的三点可知，(田口)博士认为比较语言学的标准就是词语排列顺序，即词语是否应该摆在前面，这一点措辞法而已。仅仅以措辞法就区分语言系统的亲疏，以单词的位置区分语言亲缘关系的远近乃是错误的。不问词语组织是相似还是不同，也不问词语的附着法之类的，仅仅只看它所在的位置就解决了一切问题”。对于田口这种“调查”，新村出讽刺道：“就像在海里看到鲸鱼在游泳就说它是生物学上的鱼类一样。”①新村出：《读田口博士的语言学所论》，《新村出全集》第1卷，日本筑摩书房1971年版，第110页。

与新村出批评田口语言学的知识相比，另一位语言学家藤冈胜二的批评更加侧重语言学与人种学的关系，他指出，田口反复引用马克思·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的名言“国语浓于血缘”(Language is thicker than blood)有误：“(缪勒)最初之意在于语言学的分类，而并不是想说与人种的关系。”藤冈列举缪勒的信件为证：“It is impossible to imagine that ethnological race and linguistic race should continue to run parallel.”(原文未加翻译)②藤冈胜二：《以语言无法判断人种的异同》，《史学杂志》1901年9月，第1～8页。查缪勒的著作，出自其在牛津大学的授课讲义：Three 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and Its Place in Education，Delivered at the Oxford Extension Meeting，Chicago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1889，p.48.因此，缪勒已经明确否定以语言直接划分人种的做法。

对此，田口反驳道，新村出对语言学的定义乃是“新村君一家之私言”。从西洋学者葆朴(Franz Bopp)与缪勒的著作来看，“(比较语言学)绝不是仅仅只是调查语言的系图”，“西洋的语言学家仅凭词语的历史关系就判定语系”。③田口卯吉：《决定人种初代之根据地的莫如国语》，《史学杂志》1901年10月，第1～18页。

尽管新村出对田口的语言学知识作了相当精彩的批评，但田口回应却主要集中在人种的问题上，从其论文中的小标题就可以看出，“语言学家凭借雅利安语系就直接判定雅利安人种”、“国语本就应该成为判断人种之标准”、“国语浓于血统”等都是与人种学相关的。对于新村出提出的尖锐的语言学问题，田口避而不谈。于是新村出在《答田口卯吉兼明确语言学之立场》中，再次提出田口回避的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为何无视在印欧语系中的声音论与语形论；第二，为何凭借措辞法一致就断定语系的形成。①新村出：《答田口卯吉兼明确语言学之立场》，《新村出全集》第1卷，日本筑摩书房1971年版，第119页。

事实上，这是田口无法回答的问题。他在讲演《决定人种初代之根据地的莫如国语》的时候，就已经向听众陈情：“虽然至此我的调查已经经过了充分的学习，若出现些许的错误，请各位手下留情。”②田口卯吉：《决定人种初代之根据地的莫如国语》，《史学杂志》1901年10月，第1～18页。而新村出认为这是“撒娇一样的拒绝”(愛嬌のことわり)，并对田口的学问及其道德提出了质疑。③新村出：《答田口卯吉兼明确语言学之立场》，《新村出全集》第1卷，日本筑摩书房1971年版，第103页。

(二)学术的专业化

田口卯吉与新村出、藤冈胜二的争论到最后无果而终。从表面上看，这是田口在语言学领域遭遇了青年学者们的挑战，但实际上，这反映了活跃于明治初期，所谓“启蒙时代”的田口，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学问思想无法适应于新时代学术的制度化与专门化的要求。这不仅仅是在语言学领域，在经济学、历史学等领域，田口都碰到了诸多新的挑战。

就语言学的争论而言，新村出不厌其烦地向田口定义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并且反复强调语言学是一门专业化的学问，他在论文中极少使用单数的第一人称代词“我”(私)，反而大量地使用复数的第一人称代词“我们”(吾々)对田口展开争论，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比如：

我们完全不知道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就是单词的意思，然而历史学家却好像是这样认为的。

虽然不明白(田口)博士所谓语言学究竟指何种科学，如果是意味着Philology，science of language，Sprachwissenschaft的话，我们暂且就认为和我们理解的语言学是同一回事。①新村出：《答田口卯吉兼明确语言学之立场》，《新村出全集》第1卷，日本筑摩书房1971年版，第115页。

这里新村出反复出现的“我们”一词绝不是偶然的表达，这里有着明确的自他意识，也就是说，新村出意在严格地区分历史学与语言学的专业领域。新村出在下一段话中更是明确表达了这个意思：

本杂志前号，和田口博士一起刊载的还有一篇坪井博士的《语言与历史》，在这篇文章中，“语言”好像也仅仅只意味着单词。而与之相反的是，我们所说的语言，从广义上说，是指Language，Sprache。此外“国语”一词，就其具体意义也是指语言的意思……其次“语法”的意思，就其狭义所指是，虽说和今日所说的措辞法一样，田口博士的用法也并无大碍。然而我们所谓的“文法”、“语法”的意义，是指它的普通的意义。②新村出：《答田口卯吉兼明确语言学之立场》，《新村出全集》第1卷，日本筑摩书房1971年版，第115页。

新村出在此提及的“坪井博士”是指坪井马三(1859—1936年)，他与田口卯吉一样出生于明治维新前的安政年间，是新村出母校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教授以及学科部长，在历史、地理、哲学、文学、语言学等领域活跃的著名学者。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新村出的批评并不仅仅只针对田口个人，而是以田口为代表的一种旧的学风，即明治维新初期，百事属于草创阶段，各个专业之间毫无屏障，可以自由出入的庞杂体系。这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出生，在东京帝国大学接受语言学专业训练的新村出以及藤冈胜二看来，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此，在读到田口的文章后，他们感叹“其所论前后不搭，用语暧昧，论据逻辑不正，对其主旨毫无用处”也就并不奇怪了。③新村出：《读田口博士的语言学所论》，《新村出全集》第1卷，日本筑摩书房1971年版，第108页。

有关这一点，如果把田口与同时代另一位著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相比，就更加明显了。在森鸥外看来，原本比福泽谕吉还有着“过人之处”的田口，却在死后迅速被遗忘，这一点恐怕也与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学术的日益专业化、精细化的历史过程紧密相关。河野有理在对比田口卯吉与福泽谕吉时，这样分析道：

(田口)并未像福泽一样经营大学(庆应私塾大学)，培养弟子，在各地形成自己的“山头”。此外，他活动众多、涉猎甚广也是原因之一。他自己就有“革命后社会百事属于草创之期，难专于一事”的座右铭。他在东京府会、东京市会、众议院都有议席。他还是历史学家(以现在的学科分类也包括人类学和考古学)，是《日本社会事汇》《大日本人名辞书》的编撰者，《国史大系》《群书类丛》《德川实纪》的刊行者，又是经济学家，又是企业家、实业家、经营者(两毛铁道、东京证券交易所)。还是新闻记者兼杂志经营者(《东京新闻杂志》《史海》)。还可以称得上是发明家、冒险家，是理论之人，也是实践之人。如此多才多艺的经历，在同代人中当然是出类拔萃的，这也是他的特点。但是，这种“启蒙年代”特有的“百科全书式的”特点，也是他被后来者嘲笑的原因。在他死后，学问走向了专业化，在各领域之间，本来应该相互关联，以及从同样的背景中相互支撑着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强烈的价值意识丢失了，因此，将他在各个领域留下的研究业绩，顺应新的学术规范给予其学术史的地位，将是件煞费苦心的事情。在学术史上，田口好像变成了祭坛上的稻草人一样的存在。他平易近人的文体，最初看上去看是清晰明了的，然而到最后，这种印象只不过助长了其议论是粗枝大叶之感，像个业余者一样。①河野有理：《田口卯吉の夢》，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13年版，第8～9页。

河野有理的解释很适合田口在语言学争论中的表现。只不过，遭遇“像个业余者一样”的嘲笑并不仅仅是在其死后，在身前田口就已经遭遇了这种尴尬的局面。当他继续以“启蒙学家”的姿态在语言学与人种学之间自由跨越的时候，新村出提出了自己严厉的批评。

尽管田口在读到新村出与藤冈胜二的批评后，仍然撰写了一篇题为“决定人种初代之根据地的莫如国语”的论文作为回应，仍然坚持“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且其态度极为强烈。然而，过了三年，在那次人生最后的演讲中，田口的立场无疑往后大退了一步，他说：“此前史学会中从语言的角度谈人种，语言学家们十分愤慨。我极为歉意……日本人种究竟是何人种，其实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研究可以得到的答案。”或许田口的这一句话，对他们之间的“语言学争论”而言，算是一个尴尬的结束吧。

五、结 语

田口卯吉的人种论的提出与演变，刚好是日本帝国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从一个区域性的大国，向一个世界级大国迈进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田口的人种论是彻底地为了其日本帝国的利益而服务的。因此，他并不以特定的学术理论为依据，也不以对某个国家的观念为依据，而是，日本帝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在不同阶段，其帝国国策有不同的具体目标，田口的人种论正是根据这种目标的变化而变化的，而这正是他所谓的“爱国心”。

尽管战后的历史学家大岛清为田口的“人种论”辩护道：“只能说他已经到了‘老糊涂’的程度了(老耄の域にたっした)”，①大島清、加藤俊彦、大内力：《人物·日本資本主義：明治のイデオローグ》，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第169～170页。但我们如果基于日本的国家利益来看田口的“人种论”的话，不仅很难说他是“老糊涂”了，恰恰相反，他简直是十分精明的“帝国主义者”。②河野有理：《田口卯吉の夢》，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13年版，第10～12页。正因为此，田口的“人种论”才会遭遇到像新村出和藤冈胜二这样的青年学者的苛刻批评。他们的批评，一方面真正地体现了“纯粹的学术兴趣”，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明治维新前后两代知识人之间，教养与认识的隔阂。

(作者系日本同志社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现代亚洲研究科博士研究生)

附：

表1 文中引用日文文献原题

∗本文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CSC项目)，项目编号：201508330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