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奇

提起百年前的办报人，给我们的印象大多是“文质彬彬、眉清目秀的书生气”，卞小吾则有些不同.在重庆历史文化名人馆里，有一座他的铜像，乱发蓬松，虬髯满面，犹如一个袍哥大爷，和书生形象相距甚远。

事实上，从小就桀骜不驯的卞小吾本身就带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袍哥豪气，也正因为这样的性格，为他后来做出种种“造反之举”埋下了伏笔。

白沙码头的“大头摆”

如果用现在的话来形容卞小吾，“他就是当年江津白沙的男神。”

卞鼐，字小吾，出身于江津白沙一个书香门第。他家境甚好，天资又高，16岁就中秀才，成为了镇上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大少爷。年少得志，自然少不了恃才傲物，卞小吾便是如此。尽管后来的发展让卞家少了一个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却成就了一个敢于反抗权威的自由主义者。

白沙码头是江津地区重要的航运中心，聚集了许多船工。由于清末政治黑暗，普通百姓生活十分艰难，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船工状况更为糟糕，许多人加入袍哥，一面互帮互助，一面对抗官府。天性好动的卞小吾被这群率真耿直的纯爷们吸引，常常溜出卞家大院，混迹其中，习得一番好打抱不平的豪侠气概。初出茅庐的卞小吾蔑视官府权威，一见穷人遭受压迫，就要替他们与官府“扯皮”。由于他熟读诗书又颇通新学，言辞犀利，经常陈词慷慨，把官员们说得尴尬难耐，狼狈不堪。碍于他出身望族，又功名在身，拒之不可，见之为难，官员们既恐惧又厌恶，十分无奈。有人给卞小吾起了一个绰号“大头摆”。在这与当权者斗智斗勇打口水仗的日子中，卞小吾不知不觉磨练了自己，为今后的犀利言辞打下基础。

《马关条约》签订后，重庆开埠，外国军舰驶入川江水域，极大震撼了古老的巴蜀大地。往日以“大头摆”自傲的卞小吾目睹这几千年来之变局，陷入深思中，“国家到了这步田地，我不投身救国，和这些芝麻官天天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难道是英雄所为？”列强的铁蹄带来了屈辱，也在这片土地注入了夹杂革命火花的文明之风。思前想后，卞小吾决定抛弃那种自我陶醉、小富即安的生活，到重庆去寻找能指引他前进的真理。

实业救国的新派秀才

此时，清廷借口邹容著《革命军》“劝动天下造反”，掀起了文字狱。苏报案发，为《革命军》作序的章太炎被捕，邹容激于义愤投案。二人在法庭上与清政府激烈交锋，借机揭露清廷黑幕。卞小吾钦佩邹、章二人，经人引见，三次冒险入狱探望。邹、章建议卞小吾在重庆兴学办报开启民智，在清廷统治的薄弱环节掀起革命浪潮。

1903年，卞小吾与革命同仁杨庶堪、朱之洪等人商议，决定着手准备，变反清为革命。他们的活动越频繁，联络的人越多，计划暴露的风险也越大。卞小吾与杨、朱二人共同组织“游想会”，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就以喝酒郊游为名，在重庆郊外聚会，一边评论时事，畅谈革命；一边确立方针，部署工作。鉴于当时川渝交通不便，文化落后，文明世界的新思想尚未吹入这闭塞边陲，众人决议开办报纸、创立学校宣言新思想，提倡新文化，以制造适宜宣扬革命理念的文化氛围。同时，“实业救国”理念也颇为新潮，他们决心创办实业以抵御列强经济侵略。不过，办报纸、立学校、创实业任何一项都需要大量资金，卞小吾自告奋勇向众人主动提出解决这一问题。为筹集资金，卞小吾变卖祖产得银6000余两。1904年，卞小吾到上海购置《革命军》、《警世钟》、《苏报案纪实》数百本，秘密带回重庆广为传播，这为革命党人在川渝地区进行理论宣传起到了巨大作用。随后，卞小吾还创办了“东文学堂”、“女工讲习所”向市民传授新知识，营造传播新思想的文化氛围。他不仅掩护革命党人，还为他们的活动提供经费，又在同志们帮助下，在通远门外开办了革命党在重庆创立的第一家近代企业——东华火柴厂。

一时间，卞小吾成了一名热心教化、热衷实业的新派秀才，这让官员们喜出望外。毕竟，重庆有了新派人才和实业，也是府台大人领导有方。当然，那时官员们怎能料到，这个风风火火的家伙，以后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麻烦！

《重庆日报》和日本社长

1904年10月，卞小吾在重庆方家什字麦家院（今重庆JW万豪酒店对面）开创巴蜀地区第一份日报——《重庆日报》，针砭时弊，宣扬男女平等、家庭革命等。他考虑十分周全，想到报纸必然招来官府干涉，于是针对清政府畏洋如虎的心态，邀请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人竹川藤太郎担任报社社长，以日本报纸的形式发行。

由于其内容新颖，言辞犀利，读者群日趋增大。创刊之初日发行量只500份，仅仅半年后发行量即达3000份，影响力也日渐扩大。以报纸为平台，卞小吾等人扩大了川东地区革命党人的影响，还通过报社加强了与沿海同志的交流，并将许多青年引向进步的道路。1905年，卞小吾在《重庆日报》上发表《老妓颐和园之淫行》一文，极尖酸刻薄地讽刺慈禧太后及清廷大员不顾国家危难，无视东北战局，靡费巨资筹办祝寿大典的愚行，其中“老妓”直指慈禧太后。如此大胆的文章刊出后，自然引起轩然大波，卞小吾也成为了当时重庆乃至四川地区的焦点人物。

然而在投向卞小吾的众多目光中，有崇拜，有疑问，更有敌意，毕竟当时重庆仍在大清治下。同事们纷纷劝说卞小吾收敛一下，或躲起来。卞小吾 怎不知自己危险？可报社发展需要他，学校需要他，革命党人也离不开他，他必须留下来。不久，时任四川总督锡良得知这篇“逆文”是卞小吾所作，立即密令重庆知府鄂芳逮捕卞小吾并查封报社。尽管明知这份所谓的日本报纸上讽刺文章就是卞小吾所作，但碍于报纸名义上是日侨所办，鄂芳担心引起外交纠纷，迟迟不敢对卞小吾下手。直到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鄂芳买通日本领事，让其以要求日侨回国服役为由将竹川召回日本。竹川离渝后，有朋友透消息给卞小吾，鄂芳可能对其不利，但卞小吾决计效仿邹容，留守重庆。

终于，1905年6月2日，鄂芳派差役将卞小吾秘密抓回巴县衙门，当天查封了重庆日报、东文学堂、女工讲习所。杨庶堪等人得知后，四处活动以营救卞小吾，这给鄂芳巨大的压力。为转移矛盾，他以方便审问为由将卞小吾送住成都府巡检司侍质所。而失去主心骨的报社、学堂和讲习所无以为继，很快便解散，革命党的社会改良活动陷入低潮。

身陷囹囵的猛士

意外的是，失去自由的卞小吾竟在狱中看到两年前被构陷入狱后音讯全无的挚友钟云舫，这更坚定了其坚持到底的决心。他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宣传自己的主张，面对官府威胁，豪言：“在此黑暗世界体验生活亦好。”

他不但不承认自己犯有所谓罪行，还继续撰文攻击朝廷。每到放风，就公开背诵《革命军》，一时间，黑牢似乎都快成了革命策源地。川督锡良对此深感不安，密令成都知府高增爵处决卞小吾。但官场老手高大人迟迟不敢动手。当时，各地革命党人四处活动，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清廷迫于压力也多次表态即将立宪。在这风口浪尖，万一革命党得势掌权，杀害革命烈士的刽子手首先就会被清算。后来，在锡良严令下，高增爵终于想出借刀杀人的毒计。1908年6月13日，和卞小吾同室的王佑生突然发疯似地用匕首剌卞小吾，连捅数十刀。卞小吾手无寸铁难以抵挡，在狭窄室内又无法躲避，只有不停挣扎，惨叫和斥骂达数小时，终没了气息。次日，凶手王佑生离奇暴死。官府放言卞小吾自杀身亡，但家人开棺只见其身带72处刀伤，妻子立时晕厥。卞妻与卞的二哥不断鸣冤上告，官府看自杀不足以敷衍，就以“凶手业已抵偿”为由搪塞过去。

卞小吾牺牲后，《衡报》刊出《惨无天日的四川》，直斥清政府罪行。才被放还回家，尚处县衙严控下的挚友钟云舫不顾危险写下《挽狱友卞小吾》挽联，向这位刚强不屈的猛士致以敬意。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经同盟会熊克武提议，蜀军政府追赠卞小吾为辛亥革命烈士。而今，在李子坝旧闻馆中看到第一张《重庆日报》上印着的日期，既不是公历或农历，也不是光绪年号，而是日皇年号“明治三十七年”，忍不住感叹卞小吾当年的高明。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