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亲

从家喻户晓的《疯狂的石头》到才上映的《火锅英雄》，越来越多的电影有了“重庆味道”，这座城市厚重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人文风情逐渐受到众多的导演青睐。其实，翻阅百余年的中国电影史，重庆很早就被镶嵌进一张张胶片里从而定格……

百年前电影进入山城

就像中国电影和世界电影的关系一样，重庆对于中国电影，最开始也是以看客身份加入的。

电影最早进入重庆始于清末。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十二月，希腊人赫德威来到重庆，同时带来了洋玩意儿——一台小型的手提式放映机，在桂花街五世同堂周家院子（今中华路实验剧场）内放映西方拍摄的《捉强盗》等警匪滑稽影片，观众们买竹牌进场观看，这是重庆人看电影的最早史料记载。

辛亥革命之后，电影在中国逐渐得到推广。1914年4月，中西德育社在白象街举行了连场的电影放映活动，观众络绎不绝，万人空巷。翌年秋，中西英年会在渝中木牌坊（今民族路）放映电影。1918年意大利人巴巴达在重庆机房街（今五一路）越和茶园里也放起了电影，重庆人民越来越多地接触了这一新潮的娱乐方式。1918年，中国人陶义文看到了电影带来的商机，于是在木匠街（今千厮门）附近修建了重庆的一家简易的电影院“涵虚电影场”，重庆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了第一家正式营业的专业电影院。而后引入重庆的电影和新开的电影院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且制作质量越来越高。1925年环球电影院开始放映进口彩色片《都娜公主钟情记》，不久后又放映国产黑白底片着色的《火烧红莲寺》，1931年新川电影院放映《啼笑因缘》，画面对白清晰震撼，观众趋之苦鹜，重庆的电影进入了有声有色的历史阶段。

从清末到19世纪30年代末，在重庆这座山阻水断的码头城市，电影只是上层阶级消磨时间的一种手段，还没有完全融入市民的生活娱乐之中。而对于电影产业来说，只有放映的土壤，却没有创新的种子和机遇。所以早期的重庆对于中国电影史来说，不是一位创造者，只是一名看客，这一现状维持了很久，直到抗日战争来临。

人才涌入造就繁荣市场

重庆地处四川盆地，有着天然的山水屏障，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国民政府选为陪都，一时间，重庆成为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着大量的电影人才进入重庆，重庆的电影产业在这段时间里呈现出一派空前繁荣的景象。就这样，重庆走上了电影制作的舞台。1938年10月，中国电影制片厂迁住重庆，在重庆郊区观音岩重阳洞新建厂址，也带来了贺绿汀、蔡楚生、王士镇等一大批中国电影界的优秀人才。凭借陪都的城市地位，到1940年，中国电影制片厂已经拥有演职员300人、工友士兵116人的大型制片厂，成为了中国在大后方规模最大的电影基地。在三年时间里，中国电影制片厂一共完成长片15部，军事教育片20部，短片（包括新闻、特辑、卡通）等作品41部。这些在战争时期有着丰富政治含义的作品也成为了宣传抗战的重要工具，位于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也肩负起了抗战大后方宣传的重大使命。跟随着中国电影制片厂的脚步，抗战期间，中央摄影电影厂也来到重庆，在南岸玄坛庙设立新厂，民生公司附近设置办事处，玄坛庙、海棠溪、弹子石、龙门浩、江北、曾家岩、夫子池、大溪沟、铜元局、南纪门等九处都设有流动放映点，放映抗战新闻纪录片和戏剧。1942年元旦，教育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也在重庆成立，聘请梁实秋、史东山等名家担任教学任务。战时中国三个主要的电影制作单位进入重庆，在肩负起保护中国当时电影人才的同时，也开启了重庆地域电影制作的开始。

虽然饱受战争和炮火的纷扰，但是这段时间里重庆三大电影制片厂制作的电影却保留了中国电影的思想内涵，且画面精美，台词出色。同时因为特殊时期的原因，这段时间的电影从内核上反映出来的是重庆人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民族精神。比如由中国电影制片厂在1939年制作，导演『可非光执导的电影《保家乡》。源起是有一天，何非光在翻译一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日文画册时，看到那一幅幅真实纪录日本侵略者滔天罪行的图片，难抑满腔怒火，决心将日军的暴行拍成电影，用纪实的方法拍摄日军屠杀百姓、火烧村庄、虐杀婴儿、集体侮辱中国农村妇女、用火刑折磨反抗者等丑恶罪行。而在画面构图、光影运用、动作处理方面又有些表现主义的意味。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拍摄这样一部电影是异常艰难的事。为了控制耗片，每个镜头基本上做到一条过。但中途也发生了一些意外，拍摄外景时用的都是从“军需处”借来的真枪，装进去的是“空包弹”，想不到也有实弹漏了进去，不幸走火，一名士兵被打死……1939年5月，日军对重庆一连轰炸了两天，8000多人被炸死炸伤，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新厂房也被炸坏，给拍摄工作造成莫大的困难，《保家乡》剧组的全体演职员却更加同仇敌忾，并将这种情绪转化成不可战胜的斗志，加快拍摄进度，终于封镜。最终，《保家乡》正式公映引起轰动，被“中苏文化协会”选为对外宣传片，拿到英、法、美、比、瑞诸国放映。驻苏大使邵力子负责直接把拷贝带到苏联公映，在莫斯科等大城市连映数十天，天天满座，再运到其他各市镇，也万人空巷。

除了较为官方的重庆三大电影制片厂以外，不少民间电影人士也在重庆电影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著名资本家夏云瑚便在南岸马鞍山组成“上海影人剧团”，在国泰大剧院演出《卢沟桥之战》等话剧50余场，并与人合办“重庆亚洲影片公司”大量发行苏联影片，轰动了重庆。抗战胜利后，还陆续拍摄了《三毛流浪记》等经典作品。

因为当时的文化条件，重庆电影基本上剔除了电影所蕴含的商业因素，已经不只是纯粹的娱乐品，虽然当时上海和香港租界的电影也有着抗日救国的呐喊声，但是却并不如重庆电影设身处地的急切和纯粹。由于物质条件等客观原因，1941年之后，重庆电影创作趋于停顿，大批导演、编剧转入话剧创作领域，但同时也磨砺了导演和演员的技术技巧，拓展了他们的思维广度和思想内涵。

趋于沉寂的重庆电影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重庆的电影制作和市场开始趋于沉寂，人们因为战争的巨大伤痛而缓慢恢复着自己疲惫的身心，也将恢复经济和物质生活放到了更高的位置上。重庆电影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却依然得到维系。回到上海的电影工作者根据在重庆的亲生经历，拍摄出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高质量的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所有制作人都是从重庆回到上海的电影人，但因为失去陪都地位，重庆的文艺创造者这一段时间里渐渐归于沉寂。endprint

建国之后，电影界经历了多次运动，多与当时的政治运动相一致。重庆因为红岩精神对推动全国胜利发挥的巨大作用，创作出了《报童》、《江姐》等几部优秀的作品。虽然银幕上的重庆还是偶尔会进入到大众的视野，但是往往会显得符号化和固定化。这一切，直到重庆直辖之后。

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人们开始发现，重庆不仅仅是记忆中战火连天的抗战陪都，重庆还有着飘渺浪漫的山城夜景、蜚声中外的大足石刻、美味麻辣的重庆火锅……重庆人有着耿直豪放的性格，重庆的美女被誉为城市名片。江、雾、山等符号都镌刻在重庆这一幅美丽的图画上。人们开始看到网上那些美轮美奂的夜景图片，品尝那些让人食指大动的美食。于是，观众看到了《生活秀》中那些后面矗立着高楼大厦前面却窄窄的布满夜啤酒的小巷；迷醉于《周渔的火车》中那些江边蜿蜒的道路，起伏的索道和山下的小站；惊异于《十面埋伏》中如同幻境的永川竹海……重庆开始以现代化的形象出现在电影观众的眼前。

胶片中的城市文化

2006年，宁浩执导的电影《疯狂的石头》上映，重庆成为这部电影的主要取景地。

在剧中，我们看到了熟悉的山城索道、轻轨、南滨路、罗汉寺等标志性建筑。破旧的小旅馆和气派的解放碑楼群在同一张画面中出现，给人以强烈的感官刺激和思想碰撞，而这，也是当时最真实的重庆风貌。除了熟悉的画面以外，这部电影和那些仅仅选择在重庆取景的电影相比，有着更多的表现重庆本土的人文内涵。电影结合了大量本土的重庆方言俚语，令整部电影不但充满了乡土味，而且妙趣横生。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们围绕着一块翡翠玉石绞尽脑汁，但往往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环环相扣，情节总是在不可思议地发生变化。电影将重庆道路坎坷、气候湿热、巴渝人在衣食住行娱乐等生活方式表现得丝丝入扣，郭涛饰演的男主角“包世宏”，性格中有重庆人的影子，爽直中带几分鲁莽，热情中带几分狡黠，幽默中带几分土俗，认真中带几分滑稽，也正因如此，使故事多了几分黑色幽默。

自《疯狂的石头》后，重庆因其“魔幻”的地形以及重庆人散发出的“江湖气”等让人们对这座城市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和憧憬。“红色文化”不再是人们赋予这座城市的唯一标签。越来越多的导演选择将重庆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地拍摄。如导演章家瑞的《迷城》、张一白的《好奇害死猫》、王小帅的《日 照重庆》、赵天宇的《双食记》……重庆也以各种各样不同的姿态出现在了胶片中。

《火锅英雄》的热映以及取得的良好口碑，更让电影成为重庆向世界展示城市文化的一张名片。影片从故事、对白、演员和拍摄取景都散发着浓郁的重庆气息：防空洞、成堆的啤酒箱、墙上的白酒海报，俨然是地道的重庆火锅店风格。剧组辗转重庆多个地方进行两个多月的拍摄，在悦来、四公里甚至搭了景拍摄。电影中可以看到不少重庆地标，如千厮门大桥、轻轨站点、大剧院等，影片的重头戏是在文化街和白象街拍的，唐家院子和铜元局轻轨站也有重要的戏份，电影中三位主演开的火锅馆也是真实存在于南滨路某支路旁的下穿道内。至于重庆观众，更是在听到电影对白里面提到“十八中、沙坪坝草蜢、上新街银行”等时都会忍俊不禁。这部电影网罗了荒诞、喜剧、犯罪、悬疑等诸多类型元素，惊险爆裂的动作场面搭配喜感有趣的重庆方言，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地地道道的“重庆崽儿”陈坤更是将重庆人敢爱敢恨、善良勇敢的性格表演得淋漓尽致。

胶片如何定格一座城市？就是在看完一场电影之后，走到外面发现就是那座桥，就是那块路标，厅外就是片场，还可以去电影里的火锅店烫毛肚。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