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钢

[摘要]山本北山在《作诗志彀》、《孝经楼诗话》等著作、文章中，多次提及清新。清新与性灵相关。本文从创作主体、文学语言、题材、风格、意境的营构等几方面论述了山本北山诗学话语中的“清新”思想，从文学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了“清新”这一诗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含义。

[关键词]山本北山；清新；本体论；袁宏道；中国文学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8-0181-03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6.08.083[本刊网址]http：//www.hbxb.net

日本江户时期学者山本北山受袁中郎诗论影响，在《作诗志彀》、《孝经楼诗话》中标举“性灵”。同时，又常将“清新”与“性灵”并举。据刘芳亮博士的考证，“清新”在《作诗志彀》中出现了约16次，超过“性灵”一词（约12次）。北山在书中特辟“清新诗十五首”条目，在大量序跋中亦常用“清新”。因为“清新”、“性灵”两概念在北山诗论中居于最重要的位置，故后世学者将以山本北山为首的反萱园派统称为“清新性灵派”。

那么，“清新”在山本北山诗学话语中具有何种美学内涵？其与中国文艺思想有何关联？在日本诗学体系中如何认识这一思想？

一、清新的美学内涵

（一）清新含义的多样复杂

清新性灵四字，乃诗道命脉。若非模拟剽窃，必清新性灵。若非清新性灵，即模拟剽窃。故以于鳞、中郎二人分诗道一大鸿沟。（《作诗志彀·诗变总论》，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如宋东坡真心、明中郎清新，求奉之者不能得数人矣。

凡诗以趣深、辞清新为要。（《作诗志彀·诸家本集》）

清新在山本的诗学话语中有多重含义。引文一中，他先是从本体论角度论述了其重要性--“乃诗道命脉”。引文二中，“真心”这个词大概是日本诗论家评价苏轼诗学而使用的。从这个词看，应该是从创作主体的特点以及写作方法角度对苏轼所做的评价。而他所说的“清新”，是否指代性灵？引文三则是从遣词，从文学语言角度对清新进行的归纳。除此之外，清新还有其他的含义。下面试加以论述。

（二）本体论角度：清新性灵乃诗道命脉

文艺本体论就是要回答文艺是什么。19世纪以来，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英美新批评派、结构主义诗学、符号论美学等都从文艺本体论（Ontology）角度进行过不同程度的研究。其中，尼采认为文艺本质在于酒神、日神之冲动。柏格森从直觉主义哲学出发，认为文艺的本体是生命流动发射出的一种本能冲动。在山本北山的诗论中，他也赋予了清新本体论的含义。

如前所引，“清新性灵四字，乃诗道命脉。”（《作诗志彀·诗变总论》）。这里清新和性灵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准确地说，清新性灵合之方为诗歌本体论范畴。但他接下来的论述则是从风格学角度的一种阐释。“若非模拟剽窃，必清新性灵；若非清新性灵，即模拟剽窃。”（同前）。或者也可以说，他认为，清新诗应该是发自性灵，风格清新。但若将清新解为风格，则性灵在前、清新在后这种表达方式或更适宜。

他还从作家、作品角度对清新性灵这一文艺本体进行了阐释。“故以于鳞、中郎二人分诗道一大鸿沟”（同前）。按照原文理解，即袁中郎的诗歌创作符合清新性灵这一文艺本质。相反，李于鳞则非，陷入拟古窠臼，所作非真诗。

如同玄言诗作家认为诗中必须表现玄义等，山本北山认为，汉诗创作必须以清新性灵为出发点和皈依。否则，就否定了诗歌的存在（前所谓“诗道命脉”）。这清新性灵与柏格森和狄尔泰的“生命流”以及尼采的日神、酒神冲动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在书中特辟“清新诗十五首”来阐述这一思想。同时，也通过与萱园派的论争，捍卫这一观点。

前引文二中有“如宋东坡真心、明中郎清新，求奉之者不能得数人矣”（同前）。奉，小篆从手、从收，以手捧物之意。此句言能以东坡真心、中郎清新为圭臬，运用于文学创作中的人太少。则这里的真心、清新应类如彦和所云的“风骨”--同为文艺本体范畴。据此推察，“清新”在其诗学话语中的位置绝非一般，似非一风格所能概括者。如此，复观前之“清新性灵四字乃诗道命脉”句，当别有一番感悟。

（三）创作主体：务须原创，反对模拟剽窃

“凡诗以趣深、辞清新为要。”（《作诗志彀·诸家本集》，同前注）

“作自己真性之诗。”（《作诗志彀·性灵》）

如前所述，他所说的清新是反对模拟剽窃--“若非模拟剽窃，必清新性灵”（《作诗志彀·诗变总论》）。因此要抒发性灵，须“作自己真性之诗”。性即心、即情、即意。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出发，他指出诗歌创作要发乎己之真情实感。当然，这是受袁宏道《叙小修诗》的影响。

（四）文学语言：务去陈言、千篇千样、质朴诙谐无妨

1.主张务去陈言

凡诗以趣深、辞清新为要。欲免剽窃之弊，当免去文章之陈言。（《作诗志彀·诸家本集》）

要之弃其腐烂语，修吾清新辞。

人皆知清新可尚，腐硬可厌。

山本北山指出，作诗辞藻要清新，务去陈言。这一思想受到他的老师井上金峨的影响。井上金峨推崇韩、柳文章。论诗有“李、王以蹈袭为辞，而韩、柳以不蹈袭自作其辞。结撰之势，不可同日而言。”（《读学则》）等论，对模拟之作提出了批评。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提出过“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的观点。这里的“惟陈言之务去”有两层含义。一是要删汰被用腻了的陈词，二是要摈除人尽皆知的见解。韩愈指的是散文创作。不过，对诗歌创作也有借鉴价值。在这里，我们看到，山本北山的诗歌美学思想明显反对萱园拟古主义诗风。

另一方面，他没有指出，如果出新处理不好，诗的含义难免有时会让人费解。如我国北宋诗人黄庭坚务去陈言，炼字造句力撰硬语，很多诗句若非本人说明令人难解。

2.提倡富于变化

明朝之诗，应以李于鳞、袁中郎分一大鸿沟……中郎主趣，于鳞主格调。中郎清新流丽，于鳞腐烂饾订。中郎网罗历代用之自在。不必择盛、晚、宋、元。于鳞别盛唐、中唐如河汉……中郎诗发性灵，于鳞诗求于辞。中郎诗千篇千样、极尽变化，于鳞诗篇篇一律、无变化。（《作诗志彀·性灵》）

“于鳞诗篇篇一律、无变化”指的是李攀龙的诗歌创作。以往一般认为，其作品字斟句模唐人，缺乏创新。王世贞在当时就对于鳞提出过批评。然而，据蒋鹏举对其2000余首诗的研析，认为其七古内容丰富，情感真挚，而七言律、绝佳作叠出。

山本北山主张诗歌语言要“千篇千样、极尽变化”。他认为，可以借鉴古人，所谓“网罗历代”；但要化之，所谓“用之自在”，不能泥古。

3.质朴、通俗谐诙无妨

他指出，清新诗不怕语拙。他说，“剽窃他人之诗非巧，莫如吐出吾诗之拙为优。”（《作诗志彀·诸家本集》）他所推崇的袁中郎的诗歌创作就有这一特点。在蹈袭前人文句的萱园派主导诗坛风气的时代，倡导崇尚质朴，以率真、朴拙的语言为美的思想是一种文艺进步。

儒家很重视文学语言问题。《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有“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思想，认为语言表达中一定的文饰是有必要的。孔子也提出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的观点，从写作角度看，可以理解为过于质朴的文学表达也是不足的。山本北山早年从井上学习折衷经学，是一个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人。他在文艺批评中能够跳出上述思维的藩篱，是难能可贵的。

后世妒忌小人或嫉中郎名声才气，诽其诗纤维而近谐俗。此论出于清之叛明人钱谦益。钱之诗论皆出于私，无一可取。且中郎诗应取之处，其涉于谐诙纤俗者莫不清新。一清新足以遮蔽其他小疵。（《孝经楼诗话》）

这段话有几处问题。一是“纤维而近谐俗”并非出自钱谦益之口。二钱牧斋是借用袁中道的话对效颦者提出了批评，不是针对袁中郎。

钱牧斋与袁氏兄弟均有私交，对“公安三袁”的评价也是褒扬居多。他大为赞赏袁宏道的“性灵说”，所谓“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钱牧斋引用袁小修为袁中郎诗所作序文中的话，对“三袁”的追随者提出了批评--“学者不察，效颦学语，其究为俚俗，为纤巧，为莽荡，乌焉三写，弊有必至，非中郎之本旨也。”钱牧斋本人对效颦者的批评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灭裂，风华扫地。”

山本北山认为，有人说袁宏道诗歌语言有“纤维而近谐俗”的特点。纤维，所言乃题材。袁宏道诗歌题材中写山水之乐、文人雅趣者很多，这些与儒家所谓的政教，与老杜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新乐府》等现实主义诗歌题材相比，确实是纤细的小事、琐事，与白居易“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等主张相去甚远。谐俗，大约指诙谐、通俗的语言风格。袁宏道的个别诗作是有这样的特点，但不是主流，为数甚少。山本北山说，“中郎诗应取之处，其涉于谐诙纤俗者莫不清新。一清新足以遮蔽其他小疵”。他十分推崇袁中郎，认为只要清新性灵，即使有这些瑕疵也无大碍。

（五）题材：语焉不详

在北山之前，京都深草瑞光寺僧人元政在论诗就说过“陶写性灵无一字，岭云溪月是真诗。”（《金龙寺即事》）山本北山也说“作自己真性之诗。”（《作诗志彀·性灵》）两者都谈到清新诗。比较而言，元政的话可以看做是从题材角度的一种阐发，使我们认识到抒发性灵可写出山水诗这种类型的诗歌。而这类诗，袁宏道做过不少。元政在《次韵宜翁》等诗中多写花鸟、白云、钟磬、烟雨、溪声，少用典故，不缚常律，笔调清新。山本北山创作的诗比较少，且论诗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诗歌诸体的解说；二是对荻生徂徕一派在诗题、诗的解释方面谬误的批评；三是对萱园拟古之风及李攀龙的指斥。对清新诗的题材论述的不够。从袁宏道的诗歌创作实际情况以及他所欣赏的“大历十才子”的诗歌创作来看，山水诗应成为清新诗的一个重要题材来源，成为清新美学思想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六）风格：强调创新，不蹈袭前人

上之梓，足以观宋诗清新与苏门有人矣。

明袁中郎矫时诗猥伪，始唱诗之清新，写诗法于插花，述《瓶史》。

引文一说明了两点。一是山本北山认为宋诗的特点是清新。二是他以为苏轼及其门人的诗风是清新，袁宏道继承了这个特点。就第一点而论，他所说的清新，意思是宋人懂得出新，对唐诗既有学习，又另辟蹊径。就第二点而论，苏轼在诗歌创作中，从题材、语言等方面也大力创新，自成一家。可见，山本北山所说的“清新”指的是创新，不蹈袭前人的意思。客观地说，从我国文艺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他所说的“清新”还不能准确概括宋诗、苏诗的风格，只能说突出强调了评论对象的某一方面的特点。

引文二则明确说明袁宏道的倡导。对中郎的倡导，于我国，多言及性灵。故北山所说清新，此处殆与性灵同意。此清新若解为风格或美学主张也未尝不可，因其文中对应的概念是猥伪，其主旨是强调作诗须自出机杼。

（七）诗境的营构：趣与清新同样重要

有妙趣可一唱三叹。（《作诗志彀·含蓄发露》）

凡诗以趣深、辞清新为要。（同前）

从引文可以看出，山本北山认识到诗歌创作仅仅靠发乎性灵，靠质朴的语言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意境的营造。所谓的妙趣应属于意境的范畴。这是对主张率性而作的清新诗美学思想的一个补充。他隐约指出除了清新性灵，还要“按美的规律来建构”诗歌。

二、我国文艺思想中的“清新”

日本诗论中的一些概念，多来自我国。下面，探讨一下我国文艺思想中的清新，这种探索或许对理解和深入探讨山本北山的“清新”美学思想有所帮助。

清新是一个由两个字构成的短语。新，与陈、腐相对，清指的是什么？“清”正式作为文艺理论来探讨是在西晋，出现在陆机的《文赋》。据蒋寅先生的考证，文中共七次出现“清”字，六次作为文章的审美概念来使用。陆云在《与兄平原书》一文中有“兄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然犹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的评价。他用“清新”强调了文章要删汰陈腐。

在诗学中最早探讨“清”的是梁代的刘勰。他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风清骨峻”的思想。“风清”是对“情”的内质美的规定。彦和指出，“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文心雕龙·明诗》），这是对诗体方面的认识，比曹丕讲的诗的特点是“丽”（《典论·论文》）、陆机说的“绮靡”（《文赋》），认识更进了一步。他评价诗人风格喜用“清”，如评张华的诗清、嵇康诗的清峻、张衡诗的清典（《文心雕龙·明诗》），曹丕乐府的清越（《才略》）等。

梁朝钟嵘的《诗品》卷上首标古诗，称其为“清音”，又说嵇康“托谕清远”，陶渊明“风华清靡”，江柘“猗猗清润”，谢瞻等“务其清浅”等，从风格学角度作出了美学评价。

进入唐朝，殷瑶的《河岳英灵集》与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多喜用“清”评诗。同时，以“清新”评诗的倾向也形成了。如殷瑶称丁仙芝诗“婉丽清新”（《丹阳集》），这是从风格角度作出的评价。杜甫则有“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诗清立意新”（《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等美学评价。不仅从风格，也从立意角度使用了“清新”这一美学范畴。

岑参称赞张献心诗“清新”。“看君谋智若有神，爱君词句皆清新。澄湖万顷深见底，清冰一片光照人。”（《送张献心充副使归河西杂句》）这里的清新是从文学语言角度作出的评价。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诗歌美学思想中的“清新”的形成受到魏晋六朝崇尚清的美学思想的影响，有立意、文学语言、风格等几方面的含义。

顺便说一下，大诗人李白以“清真”标榜自己的审美追求，提倡“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这里的清真与清新有近似之处，与袁宏道的性灵说也颇为近似。同时，清新也受到道家崇尚清真、自然的思想的影响。

（责任编辑：桂杉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