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雅慧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展望

杨雅慧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100081)

[摘要]中共中央九天连续四提“供给侧改革”,这表明我国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文章首先从国际和国内两个维度探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背景,继而展开对我国供给端和需求端的理论政策探讨,指出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和调整需求结构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此揭示了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和关键性因素。最后文章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展望,我国在改革过程中处理得当就可以有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桎梏。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展望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4.032

1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背景

近期,我国连续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政策是顺应时代背景的,从国际上看,我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处于面临重要战略机遇的阶段,但是其战略机遇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国内来看,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正处于放缓阶段,面临着诸多矛盾和风险叠加、风险隐患增加的严峻挑战。

从国际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经济增长;二是贸易;三是投资。在经济增长方面,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2010—2015年我国为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35%,与此同时,2006年美国的危机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破坏性影响是巨大的,因此,世界经济目前仍呈低增长趋势。在贸易方面,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的货物贸易总值居世界首位,进出口总值达24.59万亿元人民币,比2014年下降7%。尽管进出口增速下降,但是我国的出口增速仍快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国的对外贸易是以出口为导向的,但是就目前的现状来看,由于我国的出口价格普遍低于东南亚国家,这就导致了我国出口企业的产能过剩。在投资方面,根据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5个国家的653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对外投资7350.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7%。虽然我国对外投资的态势良好,由于全球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我国对外投资的成本越来越大,特别是随着美联储的加息政策,推动了全球的实际利率,这为我国的对外投资增加了一定难度。

从国内的时代背景来看,根据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第一季度的GDP增幅达6.7%。虽然如此,我国目前仍处于经济的下行期,2015年以来我国的“十二五”计划提出了扩大内需的发展战略,根据扩大内需的战略,央行共实施了5次降息降准,发改委新批基建项目已超过2万亿,即便如此,我国的投资状况已大不如前。不仅如此,重工业产品和制造业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以及企业效益不断下滑的现状充分,说明扩大内需的政策已经不能满足我国的经济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国的主要问题已经不在需求侧一端,而是在需求侧的另一端——供给侧,即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因为需求侧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所决定经济的短期增长率,所以供给侧的劳动力、土地、资本和创新四大要素可以实现经济的中长期增长。

总体来说,在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的大趋势下,我国供给体系呈现有效供给不足的新形势,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而致力于解决中长期的经济问题,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增加需求谋求经济发展的主张具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加强“供给侧改革”,调整经济结构,使其要素实现最优配置,可以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对我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发挥着巨大影响。

2需求端和供给端的理论政策

按照经济增长需求端的“三驾马车”理论,经济学家们将消费、投资和出口视为需求侧总量之下划分出促进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本文从IS-LM-BP模型出发,分析需求端理论的原因和合理性。根据IS-LM-BP模型,IS曲线所表示的产品市场均衡、LM曲线所表示的货币市场均衡以及BP曲线所表示的国际收支平衡,IS曲线与LM曲线的交点表示一国实现国内均衡,而BP曲线上的点表示一国实现国外均衡,三条曲线的交点表示内部和外部均衡同时实现。其中,沿着IS曲线所表示的投资决定,可以被理解为需求端理论中的投资；LM曲线所表示的利率决定,可以被理解为需求端理论中的消费；BP曲线所表示的实际汇率决定,可以被理解为需求端理论中的出口。虽然如此,需求端理论的内在逻辑,实际上已指向了对应三方面需求的结构性影响因素,即供给侧的影响因素。详见下图。

在政策制定方面,凯恩斯主义提倡,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刺激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增长,因为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构成的总有效需求往往是不足的。凯恩斯主义提出的主要目的是改善经济萧条,即扩大赤字、增加支出和流动性、降低失业率,但其弊端是给经济带来“滞胀”。而供给学派强调政策对生产活动的作用,对于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供给学派认为经济萧条的原因并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的错误政策,其学派主张是减税扩大生产、刺激创业、发展小微企业、提高制造业的利润、增加就业和收入。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我国从强调总量的调节,发展到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带有结构性地刺激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足以见得需求端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需求侧管理的宏观调控需要。然而,就目前来说,我国的经济治理方式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即从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这是国家经济治理思路从凯恩斯主义转向供给学派主张的表现。供给侧改革是从供给端入手,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通过调整经济要素比例实现改善效率的目的。与扩大内需的“需求刺激”相比,“供给侧改革”呈现以下两大特点：一是供给侧改革强调发挥企业和创业者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强调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二是供给侧改革强调解决中长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而需求管理政策更多强调解决短期经济波动问题。[1]

曲线图

关于需求端理论是否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李佐军(2015)指出消费、投资和出口主要反映了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消费是生产的结果,因为生产带来的个人收入形成消费；需求意义的投资也是生产的结果,生产带来的企业收入最后变成投资；出口也是企业生产产品的外销形成。[2]贾康和苏京春(2015)认为仅在需求侧的由“元动力”派生、演化出的“三驾马车动力”机制,在三者合力“怎样合成”上始终解释模糊,特别是经受不了“世界金融危机”冲击考验之下“水落石出”般的审视和回应不了摆脱种种局限引出建设性对策的要求。[3]

虽然如此,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意味着实行需求紧缩或者高刺激需求。因为供给和需求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二者互为条件,互相转化。当前我国的经济状态是周期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存,但主要阶段已转化为结构性的主要问题。因此,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和调整需求结构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我们的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3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和关键因素

根据需求侧和供给侧的理论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必然趋势。落实好“供给侧改革”,其重点是要通过我国现有的供给侧问题和特点,来分析其实质内涵和关键因素。

就目前来说,我国经济的供给端存在以下五大问题,正是这五大问题导致我国经济增速的减缓。一是我国出口阻碍增加,由于我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但是目前的全球经济衰退所导致的全球外需减弱,对我国出口型企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二是企业生产的产品中低端产品过多,由于我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致使国外大量进口我国的低端产品,甚至国外销售的很多产品均为中国制造；三是我国产品的种类单一,不能满足国内消费者的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四是我国企业的产业产能已达瓶颈状态,由于技术和环境资源的限制,我国产能很难再突破现有局面；五是企业经营成本高于国民收入水平,从世界企业经营成本的角度来看,我国企业的经营成本基本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我国人均收入还远未达到世界水平,这严重增加了经营企业的难度。

由此看来,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有三个：一是形成新主体；二是培育新动力；三是发展新产业。形成新主体就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新主体中的主体便是企业和创新力,力争发挥企业和企业家在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还要简政放权,以此来约束政府的“有形之手”,从而正确地发挥政府作用；培育新动力就是通过全面改革培育新的增长动力,通过全面创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发展新产业就是在尊重和顺应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的条件下,及时淘汰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让市场及时有效地出清以避免浪费资源,从而化解目前的巨大经济泡沫,这无形中化解了潜在的系统性风险。与此同时,要大力发展新产业和新技术,通过不断地创新增加国内产品的多样性,以满足广大消费者的有效需求。

我国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因素有两个：一是制度因素；二是组织创新能力。可以说制度因素和组织创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缚,决定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直接体现出“供给侧改革”的成效与否。

在制度因素方面,能否通过制度的改进和变更来促进“供给侧改革”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制度供给的创新是最重要的前提。就人口制度而言,在人口红利锐减的大趋势下,为保证充足和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我国现已实行“单独二孩”政策。然而,根据外国现存的人口政策经验,“放开二胎”和“单独二孩”政策并不能够有效地促进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就房地产制度来说,我国的房价目前面临着巨大的价格泡沫,2015年国家以“去库存”的政策主基调来改善住房需求,尽管中小城市的住房价格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大城市的房价依然居高不下。我国制度调控的历史经验表明,制度的改进和变更必须跳出短期利弊的思维视野,从长远利益考量,让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的长远目标相匹配。

此外,组织创新能力的优化在“供给侧改革”中也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已经推进或正在部署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国企改革等,既涉及政府组织,也涉及政府资金主导的大型企业组织,这些都属于组织能力优化的新探索。当前,大量微型组织生存发展困难较多,优化这些组织的能力,为其提供宽裕的市场进入空间,通过减税等措施减轻其压力是当务之急。如此才能提高其生存能力,创造鼓励创新的应有环境。

4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未来展望

如今,我国经济正从粗放向集约、从简单分工向复杂分工的高级形态演进,过去,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在我国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就目前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的大环境来看,如果要发挥我国经济的巨大潜能和强大优势,就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发,不断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但是,发挥我国巨大潜能和优势存在一定的阻碍,因为以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实现持续发展,往往是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经阶段。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比如墨西哥、智利、巴西、菲律宾等,它们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至今这些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徘徊在4000～12000美元,难以实现经济的V型增长。究其原因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和机制的更新已进入临界,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的矛盾难以克服,导致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田国强和陈旭东(2015)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由两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是既有经济发展方式遇到瓶颈,不足以支撑经济实现从早先的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新跨越,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又被归结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问题上来；二是汲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的深层次制度转型遇到障碍,尤其是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界定不合理、不清晰,难以有效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转型。[4]

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为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很好的解决办法,即从制度发展和组织创新能力入手改变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

根据上文分析出的“供给侧改革”的实质和关键因素,可以看出制度因素和组织创新能力是进行改革的重要前提,如果在改革时处理得当,我国可以有效地避开“中等收入陷阱”,使得效率、公平与法治得到良好的均衡,使经济彻底实现V型反弹。

参考文献：

[1]邓磊,杜爽.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动力与新挑战[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5(12).

[2]冯志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经济问题,2016(2).

[3]胡希宁.经济学者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篇):供给经济学与我国的“供给侧”改革[J].理论视野,2016(1).

[4]赵经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我国经济转型跨越发展[J].甘肃金融,2016(2).

[5]程恩富,方兴起.迪顿对消费的理解与我国当前的消费——兼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2).

[6]农发行总行研究室课题组,周助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及对策[J].农业发展与金融,2016(1).

[7]任森,王大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分析[J].银行家,2015(12).

[8]成德宁,陈锦云.双管齐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中国国情国力,2016(4).

[9]灰蓝.透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读懂中国经济转型新趋势[J].上海国资,2015(12).

[10]于平.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振中国经济[J].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