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西方世界对中国政治感觉到巨大的不确定性。概括地说，西方的误读主要表现在五大方面：

第一，十八大以来政治的集权趋向。十八大之后，中共成立了一系列领导小组，迅速改变了之前顶层权力比较分散的局面。近来高层又进一步回归中共十六大之前的“政治核心”概念。这些变化迅速影响了西方对中国政治的看法，一些人担忧中国政治是否因为集权而走向专制。

这里的问题并不是中国高层新的集权方式本身，而是人们对集权的判断。实际上，从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来看，集权并不包含这样的道德判断涵义，集权需要做更多的理性分析。十八大之前，政治局常委的权力分布过于分散，每个成员只负责各自的领域。正是这种制度特征才造成后来的“周永康现象”，即“团团伙伙”现象。此外，改革的顶层设计、克服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推行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等，都要求有权力的集中。

近来提出新的“核心”概念，问题的核心不是是否要回到过去的体制，而是政治责任问题。邓小平曾把核心的必要性说得非常清楚，他所强调的并不仅仅是核心的权力，更是核心所要承担的政治责任。

西方所担忧的第二个顶层政治变化是政治的制度化问题。一些人认为，十八大之后的变化刚好说明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制度化低水平，低水平表明这个制度很容易遭到改变。

很显然，这种看法也是对中国政治制度化的误解和误读。首先，十八大以来，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领导层已经脱离了邓小平以来所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制度规则，包括领导人任期制度、年龄限制、集体领导等。其次，十八大之后所发生的变化是对现行制度的调整和改进。明明知道体制出现了毛病，如果还继续下去，那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对具有责任感的领导人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承担政治责任，改变制度的运作方式。实际上，随时对体制进行调整是中国制度的一大优势，而非劣势。把十八大以来的政治变化和非制度性的个人专制联系起来，并没有经验根据，而是一种基于意识形态的预设。

第三，反腐败和制度建设之间的关系问题。西方世界对十八大以来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从一开始就加以关注。不过，一些人担忧反腐败停留在运动的水平，而不能转化成为制度建设。

这方面，西方也有误解。随着反腐败运动的推进，制度建设也一直是中国所追求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改革方案的主题词就是“法治”，是一个全方位的制度建设方案。反腐败的制度建设表现在国家制度和政党制度两个大的方面。就国家制度来说，主要是要减少和防止司法政治化和地方主义；在政党制度方面，执政党大大强化了党纪制度的建设。十八大以来，党纪的“细化”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第四，西方的一些人认为，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层所执行的路线不是在促成中国的进步。他们引用的经验证据是中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等方面的控制。在这些领域，政府和这些社会群体存在着紧张关系。不过，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说，这种冲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可避免，原因在于中国必须探索管理所有这些领域活动的制度。对中国来说，这些领域的发展都是近来的事情，需要很长的时间来确立一套有效的规制制度。

第五，国际上的扩张政策。一些西方人认为，十八大以来中国已经完全放弃了邓小平时代所秉持的“韬光养晦”外交政策，走上了一条国际扩张路线。他们所引用的证据包括东海、南中国海问题，和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中国外交政策。不过，西方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显然是简单的意识形态问题和立场问题。至于东海、南中国海问题，中国并没有主动挑起事端，而直到其他国家挑起事端，中国才做出了反应。中国如果没有有效的反应，政权的合法性就是一个大问题了。但中国的反应被西方认为是具有挑衅性甚至侵略性。这主要是美国的“盟友”政策所致，即美国选择了站在“盟友”这一边。中国本身缺少国际话语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郑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