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

见证器官捐献后的那一夜，我几乎没有合眼，迷糊中，我看见她一身白衣，站在一个黑暗的墙角，双臂一高一低弯曲，默默托着一盏动画片里的宝莲灯。

一 桌角

秋分前一天，台风凤凰掠过杭城，下起了小雨。雨声像一个乳母，把世界安顿在她的絮叨里，世界便给人婴儿般安静和干净的错觉。

在被闹钟吵醒前，曹燕燕躺在杭州钱塘江边的家里做了一个梦：大雪纷飞，她抱着遗体器官捐献者头发花白的老母亲蹲坐在太平间门前，等待殡仪馆的灵车。车灯越来越近，像两团篝火在雪夜中跳跃。她想，这团篝火，是象征生？还是象征死？

手机闹钟铃声啄破了她的梦。

曹燕燕眯缝着眼睛起来洗漱，梳头发。上厕所的时候，曹燕燕看了看微信上的朋友圈，她昨天发的“器官捐献遭遇无车日，能免罚款不？”没有人点赞，朋友们都让她加油，或让她自求多福。她看到了关键一句：秋涛路应该不限行。

镜子里是一张小方脸，白皙的皮肤几乎看不见毛孔，眼睛很大，眉毛和眸子很黑，如果擦点口红，这张三十三岁的脸是一张美丽的脸。

素色连衣裙套在高挑纤瘦的身上，让她看上去是一副机关单位上班的样子，也像一个年轻的女老师。耳垂上的钻石耳钉，亮出了一丝妩媚和时尚。曹燕燕给镜子留了一个笑脸，她的嘴角很翘，不笑也是这样，有人跟她说，佛的嘴角都这样。

她转身冲到客厅餐桌前，站在桌角，大口吃起了父亲准备的早点。

桌角，是长方形桌子的东南角，最靠近卧室，她的凳子和她先生的凳子之间，但是，这两张凳子很久没有人坐过了，先生在外地，一个月回来一趟，她自从换了新的工作，四年来的早餐，几乎都是这样站在桌角吃的。其实，也不是就这么急，但是，她坐不下来，心里急。

桌角被她靠着，长年累月吸收了她的体温，已经有了三只桌角没有的圆润，在早晨七点的微光里，成了她身体的一个支柱点。支柱，是的，她累，她需要靠着，时刻需要靠着，但出了这个门，就靠不着了。

桌角的另一边，刚读小学的儿子在埋头喝牛奶。她蹲在门口穿鞋子时，儿子抬头说“妈妈再见”。“只要妈妈不管我，不对我凶，我就高兴了。”他这么跟外公说。这其实是他的最低愿望。

她抓起两只包往地下车库走，她的包有两个，一个是红色的皮拎包，一个是黑白花纹的双肩包，里面放着随时要用到的各种资料。穿越长长的正在修建高架的尘土飞扬的秋涛路，她抵达单位。

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是她的职业——“他们是任何时候出现都不合适的人”——当一个人被宣布不治，他们就出现了，动员患者亲属在患者去世后把器官捐献给有需要的病人。如果说，捐献者是光明，那么，他们就是默默站在黑暗中隐身人般的执灯人。

二 劝说

杭州城北某医院。

四双鞋子在反光的大理石地板上围成了一个圆。陌生的四双鞋，从毫无关系的四面八方赶来，面面相觑，共同见证一个生死决定。

一位青年男医生从重症监护室冲到护士长值班室，随手拿起半瓶矿泉水，仰脖喝了几口，满头的汗珠一颗颗滚到了蓝医服上。他斜靠在桌沿上喘粗气，问曹燕燕：“谈好了吗？”

曹燕燕说：“基本谈好了，你歇会儿。”

他说：“哪有空歇，还有一个病人马上手术下来。”

重症监护室里，躺着二十多个病人，包括她的病人——江西来杭打工做大理石切磨的三十九岁的男子欧阳，因车祸已经脑死亡，靠呼吸机和药物维持着呼吸心跳。各种年龄的病人，此刻都像熟睡的婴儿般安静，只有仪器发出的“当当当”的声音回旋。当我跟随曹燕燕穿过一张张病床时，我想起了雨后被车轮卷起的落叶。三个医生正围着抢救一个在工地里被重物击倒的民工，被子被掀开，他瘦弱的腿部和无力的阴部就袒露在日光灯下。我赶紧躲开了眼睛，感觉心被什么狠狠拽了一下。

“亲戚们都谈过了，同意捐献器官，现在，等他的妻子来。”曹燕燕对医生说。她的桌前摆着喝了一半的奶茶和一盒没吃完的快餐，晚上八点了，她刚吃过晚饭。

欧阳的妻子来了。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一身大红灯芯绒棉衣，绿色的旅游鞋，挎着一个包，瘦小，皮肤黑红，五官清秀，脸上没有表情。

曹燕燕、她、还有他们的小姑小叔，一起围坐在房间里。四双鞋子，沉默地面对面。

我坐在值班室的一个角落，离他们两米远。

“你好，怎么称呼你呢？我比欧阳大哥小几岁，要不，我叫你大嫂好吗？”曹燕燕普通话很标准，语气轻柔自然，语速不快不慢，像拉家常。她身体前倾，双脚并拢，眼睛寻找着欧阳妻子的眼睛，却只看到她的头顶。她手上是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笔，她胸前的协调员证在她说话时一晃一晃。应该说，这是一个让人信服和喜欢的形象。

欧阳妻子点点头，抬头看了看她，没有表情。

“关于大哥的病情，捐献器官的事，姑姑他们都跟你说了吧？现在，经过抢救、手术和医生反复诊断，大哥已经没有了自主呼吸和瞳孔反应，也就是说，人是救不回来了，咱们……嗯……怎么打算？”

欧阳妻子叹了一口气，很轻，像一片黑色的灰烬，在冰冷的空气里盘旋，落下。五六个人挤满了五六个平方的护士值班室，这一口气却让这个房间显得异常空旷。

“我没听清楚，再说一遍好吗？”她说。

“手术都做了，情况太差了……”曹燕燕细声地跟她说了整个情况，包括无偿捐献器官的意义，包括象征性的补助政策，包括捐献肾脏肝脏和角膜外，是否捐献心脏。“也就是说，其实人已经没有了，是靠药物和呼吸机维持的。”

“别人真的有用吗？有用就捐吧。”很久的沉默后，欧阳妻子说。

“孩子知道吗？”

欧阳妻子说，他们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十七岁，辍学了，在做学徒打工，很省的。小儿子才七岁，中间那个女儿在读初中，女儿常说妈妈我想补课，为什么别人都有钱补课，我没钱读书。为什么我们这么忙还没钱？

一说到孩子，她终于哭了起来。

曹燕燕静静听她断断续续的哭诉。欧阳妻子说，欧阳是个内向的人，学了切磨大理石技术，却不走运，赚不到钱，独自跑出来打工，九月份寄了两千块钱回家，没想到车祸了。她自己本来做鞭炮赚钱多一点，可是烂手，吃不消，只好做电子，一个月每天去才赚一千多。

“别人真的有用吗？”

“有，很多人在等待，比如光肾脏浙江就有4万人在等待。”

她的手机不停响起，曹燕燕等她接完，再接着跟她解释，告诉她关于捐献本身有两个选择：一是等心跳停止再捐献，但器官衰竭了，可能就不能用了，人也会越来越难看，家属看着也越来越伤心，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巨额的治疗费是个无底洞。第二是鉴定脑死亡后，停掉呼吸机，心跳没有停止时捐献心脏，可以多救一个人。

“我愿意，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怪我，我对不起他，但他也对不起我们四个人。”她又抽泣起来。

“这是积德积福的事。”曹燕燕说，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得了尿毒症，隔天要去血透，父亲靠卖纸钱供他，本来是悲惨的一辈子，但前几天，有人捐献了肾脏，他得救了。还有前个月，一位十七岁的男孩把心脏捐献给了一个十八岁的男孩，他的家人们都觉得，他还活着。

又是沉默。大约一分钟后，欧阳妻子眼睛看着地面，说：“人家真的需要吗？那就捐吧。”

曹燕燕说，你们还是回去再商量一下，无论怎样，一定要你们完全没有疑虑，但请你们相信我们，这一切都绝对不允许违背法律和伦理，这件事对咱们家里人来说太重大了，不一定现在就决定。她说“咱们家”。

在近两个小时的谈话里，“脑死亡”出现了无数次。“这是爱心传递，他能挽救好几个濒临死亡的病人的生命，而且，他能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活在人世间。”这是曹燕燕说得最多的话。

三年多前，第一次参与浙江省首例器官捐献时，曹燕燕还是一名医院重症监护室的护士。在国内，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没有师傅，没有导师，要完全靠他们自己去想怎么谈、谈什么。当家属沉浸在悲痛中时，你的某一句话也许就是一颗炸弹。怎么开口？难。

那天大雪。一名年轻的男外来务工者遭遇车祸不治。当家属赶到医院，曹燕燕和同事们围了上去，却不知道怎样开口。曹燕燕告诉自己，小心，小心，安慰，陪伴，更要尊重。要将心比心，绝不勉强。

那位并不年迈的父亲终于停止了流泪，将眼睛抬了起来。曹燕燕的眼睛却一下子湿了。那个眼神，是空旷的，灰色的，比天空还灰色，是大地收割后，满目的伤口和荒凉。

她不敢再说什么，只是用眼睛看着他，虽然没有救治的希望了，但是，在机器、药物的维持下，就能多感受一刻亲人的体温和心跳，感觉他（她）还在身边，如果同意捐献，就意味着为了避免器官功能衰竭而放弃最后一点念想。

突然，手机响起，父亲在电话里说儿子发烧了，让她快点回去。

曹燕燕说，在执行任务，让父亲先想办法给儿子吃药降温，赶紧挂了电话。

手机再次响起。她狠心掐了，改成了震动。她多么希望，他快点答应。但她不能催促他。

手机一直在响，曹燕燕的心像被猫抓着一样——儿子，爸爸，请原谅我。

沉默了很久，那位父亲说，我考虑考虑。

在后来无数次的协调中，曹燕燕听到的家属最多的话就是“我理解，也觉得这是有意义的，让我们考虑考虑。”“考虑考虑”，有的是真的，有的，其实是婉拒。婉拒是轻的，有时还挨骂。有一次，一位小伙子车祸不治，曹燕燕前往缙云协调，母亲当着他们所有人的面大骂建议器官捐献的小儿子，甚至要打他巴掌。“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也是在骂他们。”

成功率最多只有1/3。而目前自然人生前自愿表示死后捐献遗体或器官的，也很少很少。

第二天下午两点，又经过一个小时的协调确认，欧阳妻子和他弟弟在捐献书上签上了名字。她伏在桌上签字后，走出护士值班室突然难为情地笑了，说：“我只给他买了短袖，不行，我再去买。一会儿他出来时，我想拍张照片给孩子看。”最后几个字，被哽咽吞没了。

曹燕燕上前搂住她的背，一直轻轻拍着，将她送到等候在重症监护室门外的亲戚们那里。欧阳妻子轻声问：“我能不能打电话到老家问问，选择一个时辰？”

曹燕燕没有回答。世界上哪个人能选择断气的时间？她轻声跟他们说：“咱们好好给大哥选一个火化和安葬的日子好吗？”

大雨。手术马上开始。曹燕燕长呼了一口气，又成功了一例，又有至少三四个人获救了，但心里却有泪流下来，如窗玻璃上闪亮的雨。

三 见证

曾经有一天，当我花费一个多小时穿越长长的正在修建高架的尘土飞扬坑坑洼洼的秋涛路来到曹燕燕的办公室，累得够呛。一聊才知道我们居然是邻居，这意味着，我折腾一次都觉得受不了，而她每天一早都要如此这般才能抵达工作单位，然后开始艰苦卓绝的一天。

我们都是海边长大的女子，我们同住一个小区，我们都纤弱，我们的嘴角都微微上翘。然而，我们如此不同。当我散步时，她加班。当我吃饭时，她刚开始做饭。当我娱乐休闲时，她加班，当我睡懒觉时，她或者早已赶赴医院、火葬场、交警队、法院，或者已早早起来带儿子出去玩。睡懒觉，于她已是多年前的奢侈了。

那天，我跟随她到城北某医院见证她和欧阳一家的协调过程，结束时，已是夜里九点多。她开车在前面引路带我回家。穿过整整一座杭州城，到家快十点了，这，于她是常态。

在小区分手时，我说：“器官采摘手术时，你叫我。”

她看看我：“说，你吃得消看吗？”

我惊住。这个问题，我想都没想过。我才想起，即使看一看，都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而她还要见证、录像、给捐献者穿衣、送太平间或殡仪馆。她一眼看出了我的怯弱，一个小时前，我不敢触碰医院里任何东西，我甚至没有喝她递给我的那瓶水，没有和家属说一句话。她说对了，我吃不消看。

我说，我试试。要不，我就在手术室外面看吧。

我晚上出门前刚洗过澡，到家后又想洗个澡，但我觉得，这样做内心有点愧疚，就用湿毛巾擦了擦头发，像擦掉不祥的空气。夜里醒来，我想起了重症监护室里欧阳肿胀的眼睛和浓密的睫毛，一时难以入睡。我知道我不勇敢，但我想去看看。因为敬佩？因为好奇？因为挑战自己？因为想让更多人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群了不起的人？都有。

第二天下午，穿过瓢泼大雨，我再次赶到城北某医院。

曹燕燕带我换上淡蓝色的医护服，戴上口罩和帽子，换上拖鞋，全副武装后，穿过“迷宫”——一个个挨在一起的手术室像一座城。我站在了欧阳的手术室前，隔着一块一本杂志那么大的玻璃窗。

一共十来个医生，包括从别的医院过来监督的权威专家、来接收器官的医生。

五个男医生全副武装在手术室门口待命，他们是来采摘器官的医生。他们每人抱着一个手术袋，只能看到帽子口罩或眼镜后面的眉眼，只听得见他们几句闲聊，声音很年轻。

“真伟大，能救好几个人。”一个声音从口罩后传出。

“医生救人是对抗上帝啊。唉，咱只好其他地方多积德了。即使对抗上帝也要做。”另一个声音从另一个口罩后传出，他手里缠绕着一根缝合线，反复练习着一个打结手势。

然后，大门关上，手术开始。我瞬间觉得空气是凝固的，呼吸起来要用点力。

欧阳安详地躺在手术台上，呼吸机已经脱掉，生命体征仪的波段，静静闪烁。医生们全部静立在前，等待他的心跳慢慢停止，曹燕燕和另一个负责见证记录的女协调员，正用摄像机拍摄记录现场。

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道是否是我的幻觉，我看见欧阳的右手慢慢抬起来再慢慢放下，像在向这个世界、向他的亲人挥手告别。我的头皮发麻，心咚咚咚狂跳不止。

4点26分，欧阳心跳停止。

那一瞬间，我并没有意识到，我正坐在一张圆凳子上平复心绪，忽然感觉一阵风起，我身边五位医生像是突然听到了什么指令，全部刷地站起来，斜着身子冲进了突然洞开的手术室。

这时，我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哭声。是我的幻觉吗？

一位五十多岁的护工，正将我身边刚才医生们坐的一张张圆凳子搬到另一间空手术室里。我问他：“医生，怎么有婴儿的哭声？”

他抬眼看了看我，他大概有点困惑我的身份，但他大概把我当成协调员中的一位了。他口气平淡地说：“剖腹产也在旁边做的。”

他说“也”。在他眼里，一定生也平常，死也平常。

我呆立在手术室外的墙边，在无边的寂静中，听到了生死轮回巨大的轰鸣声。

手术前后两个小时，曹燕燕出来过几次，或者接电话，和交警谈事故处理赔偿的事，或者打电话和殡仪馆对接，或者去家属那里取新买的寿衣。接电话时，她没看我，直接蹲在了地上。我起身示意让她坐，她不肯，继续电话。

空气里已经有晚饭的香味了，不知道是不是又是我的错觉。走廊里空旷安静，没有任何声音，其他手术室的手术大概都结束了。

手机没电了，我找到了墙边一个插座，把手机靠在那儿充电。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刚才那位护工推了一张单床过来，就靠在我手机充电的墙边。他从一只大旅行袋里掏出了一床花被子，折一半垫在床上，另一半掀开了。然后，他慢慢掏出一件衬衣、一件夹克衫、一条秋裤和一条深色外裤，他仔细将它们套好，大概方便一次性穿进去。还有一双袜子和一双旅游鞋。

我一下子惊住——这是一张灵床，欧阳的灵床。

如果我要拿手机，必须移动这张灵床。我呼吸急促，脑子里一片空白。

第一次帮助护工为捐献者遗体穿衣，搬运，曹燕燕也曾经呼吸急促，脑子里一片空白。

当护士时，因为对护理的病人已慢慢熟悉，接触遗体时没那么害怕。而器官捐献者往往是突然遭遇不幸的人们，她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面孔和身体。按照规定，医生不能跟家属接触，给捐献者做了器官手术后即刻离开，曹燕燕就要帮忙给遗体擦身、穿衣服，一起抬上灵床，一起推到太平间，甚至一起将陌生的遗体抬进冰柜，有时连家属都不敢做这些事。有时车还没来，协调员要陪着已经过世的捐献者，有时一个人陪。

有一次，做完手术已是夜深人静。当太平间的冰柜打开，冷气呼地扑上她的脸，陌生的遗体近在咫尺，她感觉能听到彼此的呼吸，虽然遗体是没有呼吸的。她的全身仿佛沾染上了死亡的味道。

从太平间出来，她一个人回家，走在忽明忽暗的路灯下，害怕，很害怕。除了害怕，还有挥之不去的无力感，她觉得，这样的日子，一天都没有力气过下去了。

在给欧阳做手术缝合的时候，我听见曹燕燕轻声跟医生说，帮他把眼睛弄得好看一点哦。医生说，好的。

殡仪馆告诉曹燕燕，车子要在一个多小时后才能到，也就是说，手术结束后，要先送他到太平间，然后等车来接。

曹燕燕让我先回家吃饭，可我知道她今天没开车，想带她一起回家。还有，我不想推开灵车去拿我的手机，我觉得，那是一种不敬。

护工过来，将灵车推进了手术室，给欧阳穿衣服。

曹燕燕坚持让我不要等她。她说，堵车，下雨，等一切处理好还不知什么时候，她有数的，这样的事已经很多次了。

几年前的那个冬天，已经夜里九点多，天突降大雪，而约定的殡仪馆车子因为大雪在路上耽搁了两个多小时，曹燕燕就站在医院太平间的门口等，在雪中站了一个多小时。从太平间门口看出去，是一个小区，橘黄色的墙面，橘黄色的灯光从窗户里漏出来，那些幸福的人们怎么会想到，就在他们对面的雪地里，一个女子独自站在雪地里，送别一个陌生的年轻人，而那个年轻人的父亲，已经悲痛欲绝，瘫坐不起。

雪落在脸上，彻骨的冷，曹燕燕感觉不是站在夜里，而是站在了地狱，连思维都麻木了。我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么苦的事情？多救几个人，那些窗户里的人们就多一个团聚的机会，可是我自己得到什么了呢？值吗？

夜里，儿子体温正常了，曹燕燕却发烧了。吃下大把的药，捧起闹钟，将时间定到了早晨六点。她得早早起来，赶到殡仪馆帮助亲属处理后事。协调工作是完成了，但不能人走茶凉，她得陪着他们。

傍晚六点，一切都结束了。全体医生和曹燕燕对着欧阳的遗体默哀，我站在手术室门外默哀。世界一片寂静，他走了，却如他名字的寓意：阳光普照光明。

四 山坡上的花朵

傍晚六点，手术室里推出来他们的亲人，已经没有了心跳体温和呼吸的亲人。

欧阳妻子哭着冲上去，将手伸进他盖着的新花棉被里，抚摸着他仍缠绕着白纱布的头，她的手胡乱摸着，抖着。

太平间的师傅带着他们和哭声从5号电梯下楼。开电梯的大姐说，不要哭不要哭哦。

一分钟后，电梯上来，那五个接收器官的医生突然从转角出现，果然是一群年轻人，已经换上便服，拎着保温箱，拉着行李箱，一起走向5号电梯。那些箱子里面，是欧阳活着的器官，他生命的一部分，将要随着他们走进另一个生命体，以另一种方式存活人间。

一前一后，他们乘坐同一台电梯下楼，没有打照面。然后，各奔东西——生，死。

我呆立在电梯旁，感到眼睛发烫。

曹燕燕她们换好便服出来时，5号电梯又上来了，我其实希望我们从别的电梯下去，但她说，电梯来了，我们就从这儿下去吧，家属还在太平间等我们。我和她们一起走进电梯，我无法想象，如果她们知道，这部电梯刚刚分批下去他和他的生命的一部分，这部电梯里，还留着他的气息，她们是什么感觉。

也许是我多想了，她们不会再哭了，也不会多想什么。

曹燕燕曾经哭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几年前在殡仪馆的一个斜坡上。

那是一个春天。告别仪式结束后，她和捐献者的哥哥一起，将遗体推过去火化。火化的房子在一个小坡上，坡的两旁伸出很多绿影，开满了鲜花。他们一起推着车小跑了几步以借力上坡，突然，车子从她的手里滑了出去，她来不及抓住，而他哥哥继续推着车在往坡上跑，一刹那，悲伤突如其来，像雷电击中了曹燕燕。她在坡上蹲下来，泪汹涌而下，她觉得特别特别的难过，这春天的一切刚刚开始，多么蓬勃美好，然而，一个那么年轻的生命从她手里滑掉了，从坡这端到那端，转眼就化灰化烟了。

曹燕燕蹲在地上痛哭。但有一个声音告诫她，不能哭，否则，你就是不称职的！

灰黑——他们的世界里总是萦绕着这一种颜色。每天与悲痛中的病人家属、陌生的病人遗体、手术间、太平间、殡仪馆、公安司法甚至媒体打交道，没有白天和黑夜，没有工作日和休息日之分，没有省内和省外之分。在国外，这份工作必须三年一换。前几天，她去外省开会时，听说一位外地同行，一位优秀的小伙子已严重抑郁了。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不知道。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刑罪犯器官作为供体来源，公民去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150万人在眼巴巴盼着器官移植，曹燕燕们没法歇。

五 好报

曹燕燕有两个手机，一个是苹果5S，还有一个是老式安卓手机。有时她轮番接电话，有时她会打开苹果手机，看看那些照片。

这是一个十七岁男孩的照片。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是老师，当医生宣布脑死亡后，哥哥说，他和弟弟一起去海南玩时，弟弟在海边拍着胸脯说，哥哥你听我心脏跳得好有力。哥哥说，我们一定要延续他的心跳，让他继续活在人世间。此刻，他的心正跳动在另一个十八岁男孩的胸腔里。

这是一个婴儿的照片，一位儿童器官捐献者的妈妈生的第二个儿子满月时拍。一个外地女人，第一个儿子不幸遭遇车祸，在曹燕燕的帮助下进行了器官捐献，她们也成了好朋友。在她决定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曹燕燕帮她找医生，找偏方，听她倾诉。有一天晚上，曹燕燕接到她的电话，说要告诉她一个好消息，曹燕燕说“怀孕了？！”果然！孩子出生一分钟，他们就给她发来报喜短信。更巧的是，孩子居然在预产期前提前出生，与第一个儿子的出生时间只差了几小时！

这是遥远的贵州大山里的一位老母亲。她来浙江打工的儿子突遭不幸，进行了器官捐献。千里迢迢，曹燕燕和同事一起送他的骨灰回家。安葬那天，阳光灿烂。在坟前，曹燕燕对这位老母亲说，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老母亲笑了，说，是啊，你看，今天我儿子下葬，天气这么好，师傅给他的墓碑刻得好，这就是好报。

粉色羽绒服，红色毛衣，怀抱着一个婴儿，笑得像一朵花。这是她发在微信朋友圈上的照片，这样写着：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很好运气的人，今天去会这位小帅哥刚好是他双满月。一定会有人好奇他的身份。故事还得从2012年说起，他的姐姐因突发脑出血深昏迷，生命无法挽救，他的父母希望在女儿离世后捐献器官帮助别人，回报社会。那天，泪如雨下的妈妈在女儿的额头上留下了最后一吻，我一直清楚地记得妈妈在女儿病床边告别时最后反复对女儿说的话：女儿，让我们继续去爱身边的人。每每回想起那个场景，眼眶就会瞬间湿润。这是一位多么善良、多么坚强的母亲，如此深刻地爱着孩子、爱着身边的人。所以感谢这个帅哥的到来，让他的父母能够再次面对生活面对未来……

四年了。一百多天连续加班，有时两天两夜未曾合眼，有时几十个小时赶路马不停蹄，大夏天为了到边远山区取证四天四夜连衣服都没换，对于一个爱干净的美丽女人，几乎无法想象。常常在深夜，长途汽车在深山里盘旋，她看着天上的星星从亮到暗，看月亮从天这边移到天那边，听到车子在悬崖边嘎地停住又继续前行。太累了，有时对危险都已麻木。

可看着这些照片，她觉得值。这些人的后面，是一群她从未见过的人——得到器官捐献重获新生的陌生人，和那些陌生人身后的一个个家庭。而他们并不知道她。

当我穿过瓢泼大雨去见证欧阳的器官捐献手术，事前，我特意将外套的袖口放下，不让粉红色的内里露出来，我怕对死者不敬。可是，他的妻子始终穿着一身红衣服，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一直穿着红衣服，而不是黑衣服。事发突然，她来不及换？还是生活的粗糙和重量，已经压得她无心无力顾忌和讲究了？

“总要活下去。”

“孩子总要读书的。”

她低着头自言自语，眼睛直直地钉进了地面，那里飘过谁丢弃的一张用过的餐巾纸。

自始至终我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我不敢说，怕说错。我不忍想象她以后的生活，我也不愿意想象天下还有多少这样的不幸正在发生。我请曹燕燕转交了一千元钱给她。当我跟曹燕燕说“一点小心意，给孩子补课”时，我和他们一样，一说到孩子泪水就涌上了眼眶。如果说，他们相信好人好报，我希望我的这一点微不足道的心意，是他们今天得到的第一份好报，即使那么那么微薄。

六 卷宗与仙人掌

曹燕燕的办公室位于秋涛路红十字会三楼，堆满了文件材料，但很整洁。过几天，就有一场规模不小的协调员培训。除了协调员工作，行政工作更是千头万绪，光一场培训，就能把人累趴下。

“这些累，难，都不是最难的。”曹燕燕说。

还有更难的？

误解。城市里还好，如果捐献者来自农村，就可能会有风言风语。义务捐献器官有补助政策，在偏远山区里，会有人说家属卖了自己的亲人挣钱等流言蜚语。还有个别媒体记者采访时根本不尊重个人隐私，曹燕燕当然会挺身而出，却遭受过记者的恶语攻击。当她看到网上一些不负责任的跟帖，她哭了，不是为自己，是为那些已经失去亲人的家属。她祈祷不要让他们看到，千万不要！

跟家里人也不愿意多说，怕他们担心。只能是同行之间发发牢骚，聚聚，吃吃饭，开开玩笑化解一下而已。

我问她：“你有梦想吗？”我的潜台词是，每天穿行在生死场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曹燕燕努努嘴，说：“我其实是个小女人，懒女人，没什么梦想。我很内疚，有时手机座机两个电话同时接，孩子病了，我也只能在电话里关心一下。一定要说梦想，就是希望每一个捐献者家庭都越过越好，也希望，我既不亏欠孩子，又能更自由地做一个器官协调员志愿者。”

这个弱女子，淹没在材料堆里打电话，细细的声音传出来，那么微弱，却牵动无数人的生死。

靠墙有两个大柜子，柜子里码着一卷卷卷宗。我问：“可以看吗？”曹燕燕说：“可以，只是不要拍照。”我用双手轻轻捧过一卷捐献资料，打开，是一张表格，表格最上面，一个名字和一张黑白照片映入眼睑，那么年轻，已经故去。后面一页，是他的治疗记录，一格格表格里，是某分某秒呼吸停止，某分某秒心跳停止，某分某秒手术，取下肝脏肾脏和眼角膜。再后面，是他父亲的签名和红手印。

我轻轻合上卷宗，我不忍再打扰这位天使。目光所及处，是一盆曹燕燕自己养的绿萝，还有一盆很小的仙人掌，在盛夏的午后，水灵得让人想流泪。

那天晚上八点半。见证器官采摘手术后，我从医院回到家吃了点重新热过的饭菜，我很饿，但我一点胃口都没有。洗好澡，躺在床上，觉得腰酸背疼，不是累的，是紧张的。一场大雨过后，降温了。我拿起手机，想问问曹燕燕殡仪馆的车来了没有，她们回家了没有，吃饭了没有，但我不忍打扰她，如果她正在工作，我不能打扰，如果她正在吃饭，我更不想打扰。

我在朋友圈里发了几张她的工作照，我说，不知道她吃晚饭了没有。

她回了一条评论说：已在回家路上。

这一晚，我几乎一夜无眠。我开着灯，脑子里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忘记白天的一切。我只是远远地观望，浅浅地接触，自始至终，我与手术室都是一窗之隔，而几乎每天直面这一切的曹燕燕，她曾经度过多少个这样的长夜？

这个在暗处默默执灯的隐身人，谁来照亮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