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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民主轉型對大陸的啟示(上)

2016-07-18

澳门月刊 2016年7期
关键词:國民黨時期運動

對於民主政治的定義,人們或許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亨廷頓(1991)的定義通常為多數人所接受,也可以作為我們的工作定義。他說民主政治是指在這個制度中,最有權力的決策者是通過公正、誠實、定期的選舉而產生的。在這個選舉過程中,候選人可以自由競爭選舉人的選票,而且所有的成人都有參加選舉與被選舉的權力。這是人的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但是這種政治權利需要個人自由(civil liberties)或者說社會權利(civil rights)的保障才能存在,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因為只有這些自由,才能保證政治辯論和選舉運動的正常進行。1這是民主政治中兩種最根本的權利。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可以說台灣已經轉型為比較完整的民主政治,而大陸則剛剛起步,民主制度的建立,還處在村委會選舉那樣的初級階段,無論是政治權利還是個人權利或社會權利都還比較有限。人們通常認為,兩次政黨輪替是民主轉型成功的必要條件。台灣已經進行了兩次政黨輪替,2000年民進黨勝選,取得政權,2008年國民黨勝選,又奪回政權。2016年選舉,民進黨獲勝,台灣政治似有變數。但是其實無論哪個黨執政,從長遠來看,相信台灣的民主會更加成熟。所以說台灣的民主政治轉型基本上是成功的。

當然,台灣在政治轉型過程中也經歷了很多曲折,也有很多問題,如各種方式的賄選、人身攻擊、各種違法行為等多有發生,今後的走向,是否走兩步退一步,也還需要持續觀察。所有這些經驗和教訓都值得大陸的民主轉型思考。這正是本文的寫作意圖之所在。

下面我們就討論台灣從威權體制轉型到民主體制的幾個重要階段與事件,並對照大陸的情況,來看它們對大陸有何啟發。我們將首先討論台灣民主轉型的四個時期的基本狀況以及每個時期的發展對大陸的啟發。這是本文的主體部分。其次,我們會討論從台灣經驗和大陸現狀看民主轉型的一些問題,比如司法問題、轉型亂象、政治人物的作用等。最後,我們展望大陸民主化轉型的前景。我們相信本文的分析可以為大陸的民主轉型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一、台灣民主轉型的四個時期及其對大陸民主轉型的啟發

大致而言,台灣的民主歷程可分為四個時期:(一)1949-1975;(二)1975-1988;(三)1988-1996;(四)1996-2014。當然,可以更細緻地來看這個歷程,但是本研究篇幅有限,無法也無需分得太細。重要的是我們應如何解釋台灣的經驗,並且對照大陸的情況,從而得到一些對大陸的啟示。

(一)台灣民主轉型的第一個時期(1949-1975),蔣中正時代,以及大陸的改革開放(1978年至今)

在台灣方面,這個時期有三個特點:1、國民黨政府一方面實行白色恐怖,另一方面也積極開展了基層選舉。2、美國對台灣的民主政治有決定性的影響。3、台灣的反對運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大陸方面,中國共產黨政府除了1980年代在思想言論自由上比較開放,且準備實行政治體制改革之外,在多數情況下,整體比較封閉。但是基層的村委會選舉卻也在逐漸完善當中。外部因素對中國的影響較小。而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儘管前僕後繼,但是其影響仍然在於潛移默化之中,還不很明顯。下面我們分別比較台灣和大陸在這些方面的同與不同。

1、國民黨政府的訓政與基層選舉;大陸改革開放的限度與基層選舉

在台灣,這是一個專制統治白色恐怖的時期,也可視為戒嚴、反共、極力防共、反對運動持續發展時期。但是,從客觀上看,這也可以說是訓練與準備實施民主政治的時期,亦即孫中山先生所謂的軍政、訓政、憲政發展過程中的“訓政”階段。標榜奉行三民主義的國民政府受到民權主義理念的制約,同時為了對抗共產主義的所謂民主集中制,不得不實行民主政治以爭取民心和友邦。人民對此也有期待。不過,剛從日本軍國主義手下接收過來的台灣人民和撤退來台的軍民尚沒有太多的民主習慣與素養;國民政府剛剛逃離大陸,仍然處在與中共的軍事對抗之中;在台灣內部,在“二二八事件”剛剛結束的時候,2國民政府似乎也不敢放鬆對人民與社會的控制;執政者也受到傳統專制思想的制約,所以,國民黨政權並沒有體現出太多實施民主政治的意願,反而力圖在戒嚴的體制下鞏固國民黨的統治。在反共的前提下,美國也容忍國民黨政府的專制統治。

但是,在日治時期的1935年和1939年,台灣即有選舉,儘管限制很多,議會基本為諮詢機構,各級議會的議長是各級行政長官。國民政府遷台後,儘管專制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但也還是在朝著三民主義和憲政的目標前進。從1946年開始,台灣的村、里、鄉、鎮、縣、市逐步實行了基層的直接選舉,小學裡也有班級幹部和全校性的模擬選舉(如市長競選);雖然幕後仍有國民黨或老師的操縱和指導,但選舉已成了固定的儀式。日久成習,選舉和民主的思想漸漸深植在人民心中,這是台灣日後民主政治發展的基礎,也是台灣的民主轉型比較溫和平順的一個原因。在這個過程中,也一直存在著零星的反抗和非暴力反對運動,但是民主還是在持續發展著。

在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的時期較難界定。中共從1921年建黨開始,奉行階級鬥爭的哲學,以無產階級推翻地主資本家等剝削階級為自己的訴求,最終從國民黨手中奪取了大陸的政權。在1949年之後的前30年中,其主導思想仍然是階級鬥爭,即認為地主、資本家等雖然被打倒了,但人還在,心不死。所以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各種像文化革命那樣興無滅資的運動,要每隔幾年搞一次。所以在1949年之後的前三十年中,各種運動層出不窮,包括鎮壓反革命、知識份子思想改造、反右、文革等運動。1978年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全國工作的中心轉向經濟建設之後的三十多年間,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有所改變,但是中國仍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專政;所有挑戰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想和行為都要受到懲罰。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界限分明。所以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年間,中共還是發起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改革開放後西方帶給中國的精神污染等等運動。雖然地富反壞右的罪名被取消,但是又發明瞭一些新的罪名,比如“尋釁滋事”罪,“破壞公共秩序罪”等。2014年初被判刑的新公民運動的幾位領袖,就是使用的這些罪名。

但是,儘管中共的階級鬥爭思維方式一直以來都占主導地位,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敵人,在和國民黨爭奪大陸的領導權的過程中,中共也不乏民主思想的論述。比如毛澤東本人就多次闡述了中共的民主思想。對於一黨專政,毛澤東說,“應該‘結束是確定的了,毫無疑義的了。但是如何結束呢,可就意見分歧了。一個說:立即結束,成立民主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一個說:等一會再結束,召開‘國民大會,‘還政於民,卻不能還政於聯合政府”。毛澤東說第一種是真做,第二種是假做。因為後者的所謂“國民大會”實際上是“維持獨裁反對民主的”,是由“幾十個國民黨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沒有民意基礎的、強安裝在人民頭上的、不合法的”,是“裝模作樣的‘還政於民”。3這其實也是訓政時期的特點,非常像中國大陸現在的狀況。

毛澤東還說,“毫無疑問,無論什麼都需要統一,都必須統一。但是,這個統一,應該建築在民主基礎上。政治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國際關係等都需要民主。“我重複說一句,我們很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才是真統一”。4這一點,也很符合現在港澳台大陸關係的現狀,需要統一,但是缺乏毛澤東所講的統一基礎。但是所有這些,都是共產黨的正資產,是共產黨進行民主政治改革的基礎。

儘管毛澤東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並沒有真的實行他曾經宣導過的民主,但是在1980年的改革開放中,大陸開始實行村民委員會的選舉,並且一直延續到現在,應該說是這種民主思想的一個繼承,儘管其約束力絕對不如三民主義對國民黨的約束力。鄉鎮一級的選舉雖然也有過嘗試,但最終沒有能夠落實。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有些獨立候選人試圖不經過政府的批准而參加競選,但是成功者少之又少。在胡耀邦、趙紫陽執政時期,曾經嘗試過黨政分開,不過在1989年之後,該改革被終止。儘管如此,應該說民主選舉、民主改革的嘗試一直也沒有停止過。所以,大陸的民主步伐雖然很慢,沒有像台灣那樣擴展到鄉鎮和縣市,但是也沒有大踏步地倒退,總體上是向前走的。

總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的三十多年間,對思想與言論的鉗制方面沒有像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時期那樣嚴重,反對分子動輒要被槍斃,但是對異議人士的抓捕卻時有發生。在民主制度的發展方面,還遠不如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時期,民主選舉一直沒有能夠突破村委會選舉的層次。其實共產黨政府所面臨的危險,遠不如冷戰時的台灣。台灣當時有被“解放”的危險,但是沒有任何一種力量現在有“解放”大陸的實力。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大陸也基本不用害怕別人的經濟封鎖。現在新疆西藏以及港澳台對大陸的威脅,也不會超過當年台灣本土力量對國民黨政權的威脅。那麼為什麼其民主步伐不如台灣呢?除了上面所說的民主思想對共產黨來說並不是其主要訴求,而更多地被看作是權宜之計之外,還有其他因素。

2、美國對台灣的影響;各國對大陸的影響

使台灣的民主能夠持續發現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美國。美國因素的效應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1.示範作用,2.監督、約束與引導,3.邊界的確定與保護。而大陸儘管也受到美國等民主國家的影響,其力度遠遜於當年美國對台灣的影響。

首先,在兩極對抗的冷戰時代,美國做為自由民主陣營的捍衛者,霸權的一極和科技強國的龍頭,它的政經社會制度成為許多新興國家政府與民間爭相學習仿效的對象。所以,美國自然地對台灣的民主化有一種示範作用。

而大陸在1949年之後三十年間,在政治制度上主要是受霸權的另外一極,即前蘇聯的影響,也就是一黨獨裁的影響,而不是民主的影響。在1979年之後的後三十年,前蘇聯已經解體,俄國已經變成了一個民主、半民主的國家,而大陸卻仍然堅持前蘇聯的一黨體制,“以蘇為師”,而不是“以俄為師”(即現在的“俄”)。所以說,從來沒有一個民主國家對大陸的影響能夠超過美國對台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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