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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农讲所广东籍毕业学员构成因素初探

2016-07-15黄毓婵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韶关学院学报 2016年3期
关键词:广东

黄毓婵(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广州农讲所广东籍毕业学员构成因素初探

黄毓婵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摘要:广州农讲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开办的一所旨在培养农民运动领导干部的学校。六届农讲所均在广州开办,为广东的农民运动和国民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广州农讲所毕业的学员中,广东籍学员是最多的,是研究广州农讲所的办学效果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东农民运动状况的一个方面。通过分析广东籍毕业学员的地域、毕业生数量、年龄及毕业去向四个构成因素,可以对广州农讲所广东籍毕业学员的状况有一定的了解。

关键词:广州农讲所;广东;毕业学员;构成因素

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契机,在广州举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不仅适应了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且解决了农运干部与农民运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除了第四届至第六届的毕业学员名单中可以看到省外学员以外,第一届至第三届的毕业学员全为广东籍。这些毕业的广东籍学员学成后,大部分返回原籍,在广东省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使广东成为全国农民运动搞得比较好的省份之一。因此,分析广州农讲所的广东籍毕业学员是解读大革命时期广东农运的关键。

一、广州农讲所广东籍毕业学员的地域分布

广州农讲所从开办到结束,至今已经92年历史。因此,正确考察农讲所的广东籍毕业学员,首先必须对“广东籍”中的“广东”这一地域进行正确的界定,把“广东籍”中的“广东”放回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定位,不能简单套用现在的广东行政区划,这样才能正确理解“广东籍”的能指与所指。

(一)1924年至1926年广东省的区域界定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将府直辖地及州、厅皆改为县,成为省、县二级制,并于省、县之间分区设置绥靖区。1925年7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分为省、行政区、县和市,实行委员制。广东省政府下设广州、北江、东江、西江、南路、海南6个行政区,每区设一行政委员,代表省政府处理本区事务。由此可知,20世纪20年代的广东,还包括现在的海南岛和广西南部和西南部的部分地区。

清末广东的省城分属南海、番禺两县,广州府则下辖14个县[1]。自广州行政区成立后,广州地区主要指以省城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包括原属广州府的顺德、南海、番禺、香山、新会、增城,以及花县、市郊等地。大革命时期的东江地区,包括现今惠州、河源、梅州、汕头、潮州、揭阳、深圳、东莞等地区,基本与今天的粤东地区相吻合。广东南路地区,包括两阳(阳江、阳春)、高州六属(茂名、信宜、电白、化县、吴川、廉江)、雷州三属(遂溪、海康、徐闻)、钦廉四属(合浦、灵山、防城、钦县)等市,这些地区位于广东大陆的南部,故称为广东南路[2]。其中防城、合浦、钦县、灵山四县,分别属于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所属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市所辖。当时的西江地区包括高要、四会、高明、罗定等14个县,是广东农民运动兴起比较早的地方[3]。北江地区是在广州成为广东政治中心后,世人以广州为中心给它所取的方位地名,所辖地区包括曲江、英德、仁化、清远、南雄、乐昌、连山、阳山等12个县。海南行政区包括澄迈、定安、乐会、琼东、琼山、琼州、万宁、文昌等县。

(二)地域分布的特点及原因

根据资料的整理,第一届至第五届广州农讲所广东籍毕业学员的地域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第一届至第五届广州农讲所广东籍毕业学员生源地数量和人数统计

从地域的数量上看,农讲所广东籍毕业学员的地域越来越多样化,来自广东省的各个地区,其中东江地区的人数最多,广州地区次之。根据表2可以看到,学员的地域分布很不平衡。第一届至第五届广州农讲所广东籍毕业学员来自广州地区的人数最多,东江籍的次之,南路和北江地区较少。通过观察可以发现,生源开始比较多且集中的广州、东江和西江地区从第四届开始,生源便大幅减少,而南路、北江和海南地区的后期生源或是有所上升,或是下降中保持平稳。

表2 广东省各地区农讲所毕业学员的人数分区统计

南路、海南和北江后几届的学员人数与其他地区较之,出现增多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为了配合东征和南征。1925年初开始,广州大本营发动东征驱逐陈炯明、讨伐滇桂杨(希闵)、刘(震寰)军叛乱,统一广东。同年9月起,广州国民政府发起第二次东征和南征,最终统一两广,壮大了国民革命的力量。因此,在省内招生人数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东江地区毕业学员的人数虽有所下降,但仍保持比较多的学员;北江地区在第四届更是成为毕业人数最多的地区。南路和海南地区毕业人数较多的是在第四届和第五届,正值国民政府发动南征。这几个地区的后期毕业生较多与东征和南征需要大量当地农运干部下乡,建立农会和农民自卫军配合、辅助战事的需要有直接关系。二是为北伐战争作铺垫。早在孙中山与陈炯明分裂之时,北伐战争已成为孙、陈关系破裂的导火索。孙中山奉行不惜以武力征战谋求统一中国的政治纲领,而陈炯明则坚持联省自治,以和平协商方式统一中国的政治主张。在广东实现统一之后,国民政府马上把北伐提到了首位。1926年5月北伐序幕揭开,7月正式出师。北江和东江地区正是北伐军的途径之地,第四届和第五届举办的时间也正是北伐战争的准备期,北江和东江地区的学员毕业后可以为北伐战争的宣传和准备工作打下基础。

二、广州农讲所广东籍毕业学员的历届人数分布

与其他省份的毕业学员人数相比较,广东籍的毕业学员总数是最多的。然而,广东籍毕业学员的人数不是随着届数而上升,而是在第二届之后逐年下降,并且人数的分布也有较大差别,甚至出现扎堆于某些县的情况。造成广东籍毕业学员总数多且部分地区相对集中,而到后来几届逐渐减少的原因,与当时省内的大环境以及广州农讲所的招生政策是分不开的。

(一)历届毕业的广东籍学员人数总观

据资料显示,第一届毕业的学员33人,第二届毕业142人,第三届毕业114人,第四届正取和旁听的毕业学员共计75人,第五届毕业113人,第六届毕业318人,共计795人[4]95-116。第一届至第三届毕业的学员均为广东籍,第四届毕业广东籍62人,第五届毕业广东籍41人,第六届毕业广东籍2人。由于资料的缺失,第二届毕业学员名单中遗漏了一人;第三届毕业学员名单中显示有114人,但实际只有113人。第四届正取生毕业生名单中有一名毕业学员的籍贯空白。第六届农讲所招入多少名广东籍学员,经农讲所纪念馆调查,由于材料根据不足,难以肯定,未将广东籍学员列入第六届农讲所毕业学员姓名表中。但据《中国农民》第9期登载,至第六届农讲所毕业时共有学员318人,依省籍分,广东二人[4]79。据此,可以确定毕业名单中有两名是广东籍学员。遗漏的学员身份由于无法考证,为了保持结论的科学性,由于不确定的学员人数较少,在不影响统计结果的前提下,已将不确定身份的1名学员在统计历届毕业的广东籍学员过程中排除。可以得出,第一届至第六届从广州农讲所毕业的广东籍学员共392人,约占招生总人数的49.31%。

(二)广东籍毕业学员人数变化和分布的特点及原因

图1 历届广州农讲所广东籍毕业学员人数分布

根据图1显示,历届广东籍毕业学员人数的变化大致呈“V”字形轨迹。第一届至第二届农讲所的广东籍毕业学员呈递增趋势,到达第二届的最高值后呈递减趋势,这是人数变化的第一个特点。表2是建立在广东籍毕业学员地域分布的基础上,对其人数再进行分区统计得出的。由于资料的不全,在毕业学员名单中有地域记载的只有第一届到第五届的学员,其中有地域记载的广东籍毕业学员有389人。根据表2可知,广东籍毕业学员人数的分布不仅集中在某一地区,而且也集中在某一地区的一个或几个县。占广东籍毕业学员人数最多的广州地区和第二位的东江地区,二者的人数加起来竟占到了全省的60%以上。当时的广东省行政区域比现在的还要大,可见集中的程度十分明显。再如遂溪、广宁和曲江的毕业学员人数都占该地区学员人数的一半或将近一半。顺德以及与其紧邻的香山县,二者人数的总和也将近占整个广州地区总学员人数的一半。

人数变化呈“V”字形轨迹的原因,主要是由广东革命形势以及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的需要所导致的招生政策的改变。1924年至1926年,随着北伐战争逐步提上日程,农讲所的招生规模也在不断扩大。1925年1月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的陈延年在给陈乔年等人的信中写道:“粤区已向大会提议扩张广东农民讲习所为农运大学,由中央在各省送同志来。”[4]101926年农民运动委员会在中央党部的第一次会议中明确提出:“第六期农民讲习所招生除小部分由本省招考外,其大部分则分电各省招考。”[4]18从单一的广东省内招生,陆续转变为从各省选派学员来粤学习。在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而外省招生增多,省内招生减少的情况下,广东籍毕业学员数量呈先递增后递减的趋势。而人数相对集中的原因主要与著名人物的影响和熟人圈有关。如广州地区的顺德和香山县毕业学员人数相对较多,与孙中山、宋庆龄家族的影响有关。其次,通过观察广州农讲所毕业的学员名单,会发现有个别同姓、同届、同籍的学员出现。当时广东农村具有聚族而居、交通条件极差、封闭性较强的特点,基本只能利用所在村庄的熟人关系,由此可以推断出人数相对集中也与当时农村社会的熟人圈有关。

三、广州农讲所广东籍毕业学员的年龄构成

不同年龄段的人,对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广州农讲所有不一样的认识。近代革命的一个鲜明特点,这是一场“年轻的革命”。因此,考察广东籍毕业学员的年龄构成,不仅可以看出广州农讲所学员的年龄状况,而且可以估计当时广东革命力量的发展趋势。

(一)学员年龄的分布情况

根据资料的整理,第一届、第四届和第六届农讲所的毕业学员名单都缺年龄的记载,无法考察这三届广东籍毕业学员的年龄构成。所幸的是第二届、第三届和第五届农讲所的毕业学员都有年龄记载,这三届毕业的广东籍学员中,记有年龄的共276人,占总人数(有名单记载的390人)的70.77%。考察这些毕业学员的年龄分布,大致可观察到广东籍毕业学员的年龄构成。表3显示的是对第二届、第三届和第五届有年龄记载的广东籍毕业学员的年龄分布统计,这三届广东籍毕业学员中,21-25岁的人数是五个年龄段中最多的,分别占每一届总人数的49.61%、48.15%和63.41%。15-20岁的人数次之,与26-30岁的变化恰好相反,30岁以上的只有寥寥几人。第二届的广东籍毕业学员中,年龄最小的16岁,最大的36岁;第三届广东籍毕业学员最小的17岁,最大的37岁;第五届广东籍毕业学员最小的18岁,最大的28岁。通过数据可以看出,25岁以下的毕业学员所占总人数的比例越来越大,说明了广州农讲所的广东籍学员队伍以青少年为主力军,且表现出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

表3 有记载的广州农讲所各届广东籍毕业学员年龄构成

(二)广东籍毕业学员年龄分布变化的原因

造成农讲所广东籍毕业学员以青少年为主力军,且越来越年轻化的原因有:

第一,与招生政策有关。第二届农讲所简章中的投考须知明确规定:“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身体强壮能忍苦耐劳者。”第五届农讲所也在入学资格中规定:“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二十八岁以下,身体强壮,勤敏忠实,无恶劣嗜好,在中学毕业及有相当之程度者,始能合格。”[4]36招生政策对于入学学员的年龄规定本来就定在20-30岁,18-30岁这一青少年阶段,而且招生政策对入学年龄的变化,使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农讲所的学习,也直接影响了毕业学员的总体年龄越来越年轻化。

第二,与青少年的年龄段特点有关。有关研究表明,青少年对国家的观念的转折年龄在19-24岁,经过这个年龄后,青少年国家观念逐渐上升。青少年思想道德发展的年龄特征表明,青少年是个体思想道德发展的敏感年龄[5]。进入青少年时期后,个体随着知识增长、视野的拓展、认知能力的提升、社会活动的变化,其思想道德观念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提升,这是人类自身发展的一般规律。通过表3可知,参加农讲所学习,并最终顺利毕业的广东籍学员大部分在25岁以下,正处于青少年阶段中政治观念、思想道德发展水平关键的转折年龄。与中年人相比,青少年时期的国家观念和责任意识迅速提升,渴望实现自身青年时期的抱负。他们的思想束缚较少,也没有既得利益,少了许多羁绊,倾向于用相对激进的方式解决问题,而非选择改良。加上国共两党的政治动员,能够较为自发地选择进入农讲所学习,这也造成了毕业学员的年轻化。

四、广州农讲所广东籍毕业学员去向分析

①有名单记载的第二届农讲所广东籍毕业学员有141名,但有年龄记载的只有127名。

②有名单记载的113名第三届农讲所广东籍毕业学员中有5名没有年龄记载。

广州农讲所为广东农民运动和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革命的种子撒播在各个地方,在各个地生根、开花、结果,他们为推动广东省乃至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和革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推动各地农民运动的发展

广州农讲所的广东籍学员毕业后,主要以中央农民部委派的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从事工作。第一届毕业的广东籍学员中就有25人被委任为特派员,他们每月领取薪金,到广东各地的农村开展工作。为了有效管理这些分散在各地的特派员,农民部于1925年9月5日制定并发布了《特派员办事细则》。第二届至第四届农讲所都选拔了一定数量的学员充当特派员,如来自广东鹤山的第三届学生冯宝葵,毕业后担任了特派员,在番禺、西江郁南和南海等地从事农民运动,在农民中享有崇高威信,最后积劳成疾,不幸病逝[6]68。被分往各地的特派员除了少数出现工作麻木,谋求个人活动的行为以外,大部分都很努力,做事很有成绩。从第二届农讲所开始,回原籍从事农民运动的学员便不断增加,其中最后的几届毕业生几乎全部回原籍工作。第一届至第五届农讲所毕业的454名学员,三分之一由中央农民部分派为广东各地特派员,三分之二则分遣回籍,从事地方农民运动[4]78。第五届农讲所乙班的毕业学员以广东籍为主,大部分回南路和东江地区工作;第六届的毕业学员也全数回原籍从事工作。如第一届学生莫萃华,毕业后返回东莞县开展农民运动,在洪涡村建立了东莞最早的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并积极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组织;第四届学员钟竹筠,毕业后回广东南路从事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是广东南路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人,1929年被杀害于北海市,年仅26岁[6]67-68。回原籍学员们在家乡通过建立或帮助当地农民协会、组建农民自卫军、发展党组织等方式推动当地农民运动的发展,甚至为了农民运动抛头颅、洒热血。

(二)为各地农讲所贡献自己的力量

广东籍学员主要分两部分为各地农讲所工作:一是留在广州农讲所中协助工作。其中,第三届农讲所的所务会议决议留军事训练中比较好的学生15人,继续再接受军事训练,并在其中择四、五人,留到第四届招生时做军事助教[4]65。第四届农讲所留所见习者16人,其中11人为广东籍毕业学员[4]109-110。但由于材料的缺乏,留所的毕业学员从事何种工作,工作的内容和成效如何都不得而知。二是在广东各地开办农讲所,在农讲所工作。第一届广东籍毕业学员黄学增主持开办了雷州农讲所,培养学员达一百人。农讲所第二届毕业学员黄克主持了龙川农讲所的工作。农讲所第一届毕业学员肖一平组织开办了顺德县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干部学校[6]71-72。第二届农讲所毕业学员雷永铨在海南岛担任琼崖仲恺农工学校校长,历时将近一年。这些农讲所、学校的开办,毕业学员们不畏艰苦地辛勤工作,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对推动广东全省农民运动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三)投身于革命的浪潮

1926年,为讨伐军阀吴佩孚、曹锟等,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向湖南、湖北、江西等地挺进,第一届毕业学员高恬波担任“妇女北伐救护队”队长,率领数十名女队员奔赴北伐前线,抢救伤病员,转战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于12月11日爆发了广州起义。农讲所的毕业学员梁桂华在起义前夕,受党组织的派遣,担任副总指挥,负责建立弹药运输站和秘密机关的工作。为了给广州起义筹款,他曾返回云浮县家乡,将自己的房屋典卖,把所得款献给革命事业,去帮助解决广州起义的经费困难[6]75。许多广东籍毕业学员直接参加了广州起义,在广州起义前,学员们在清远、花县、南海等地为配合广州起义而举行了武装暴动,有效地牵制了敌人的力量。广州起义爆发后,在敌人向苏维埃政权反扑的紧要关头,广东籍的毕业学员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有人说:“广东这个地方可说是一座巴比伦迷宫,置身其中真使人茫然不知所措。”[7]正如广东的大环境一般,广州农讲所的毕业学员也由很多复杂的因素构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基本上只要有广东籍毕业学员的地方,就有农民运动的开展,那里的革命种子就会生根发芽。

参考文献:

[1]邱捷.清末民初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以广州地区为例的个案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2001(6):46-58.

[2]梁小娟.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广东南路农民运动[J].探求,2008(5):77-80.

[3]陈军强.第一次国共合作对西江地区农民运动的影响[J].红广角,2014(4):47-49.

[4]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5]佘双好.青少年思想道德发展的年龄特征探析[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1(1):12-17.

[6]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研究文集[M].广州:广东省档案馆,1986.

[7]贾比才.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M].张静,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1.

(责任编辑:曾耳)

Analysis on Cantonese Graduates’Component Factors of Guangzhou Peasant Movement Institute

HUANG Yu-chan
(Institute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1,Guangdong,China)

Abstract:The peasant movement in Guangzhou was a new type of school established by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PC during 1920's for cultivating cadres in peasant movement. Six sessions in Guangzhou trained many talented person for Guangdong peasant movement and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The Cantonese graduates are the biggest number of all students,which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effects and the status of Guangdong peasant movement in 1920's. Through analyzing the region,number,age and placement of the Cantonese graduates,can make a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f the Cantonese graduates in Guangzhou peasant movement.

Key words:Guangzhou peasant movement;Guangdong;graduate;component factor

中图分类号:D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348(2016)03-0067-05

[收稿日期]2016-02-23

[作者简介]黄毓婵(1992-),女,广东中山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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