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海英

著名红学家、20世纪著名学者吴祖缃，一生著作等身，尤其是在古典文学特别是在明清小说的研究方面，更是无人能望其项背。

研究学术痴迷执着，大凡能在研究领域取得成就的大师，大多会有自己的秉性，大师吴组缃也概莫能外，在为人处事方面，他可称得上是“死脑筋”。

先拿钱钟书来说他。吴祖缃和钱钟书是最好的同学之一，同时都是在清华园的教授。在钱钟书及《围城》最走红的时候，按道理，吴祖缃应该帮钱钟书说几旬好话。可他不但不说好话，却鸡蛋里挑骨头，说：“《围城》不过是教授小说，用力学《儒林外史》的讽刺罢了，作者生活圈子狭窄，不宜作过高评价。”

“死脑筋”吴祖缃，就是这样一个做学问做得如此“迂腐”的人。其实，他的“死脑筋”，不只是针对别人，哪怕涉及到自己的利益，他也是“一根筋”坚持到底。有一次，他应某编辑约请，撰写了一篇关于《三国演义》的文章，编辑从外国读者的角度着想，将文章改写了几处，回寄给他，征求他的意见。吴组缃阅罢说：“这已不是我的文章了，不要署我的名字。”文章发表后，编辑部寄来稿酬100元，在那个年代，100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吴组缃却如数退回稿酬，说：“我写的稿已经被改动了，不能算作我的创作，因此，我不能收这100元稿费。”

早年的吴祖缃，也是“死脑筋”的秉性。他在清华园研究院读书时，因成绩优异，每月可得奖学金30元。当时吴先生的爱人、孩子，全家就靠这30元维持生计。可有一次，吴祖缃发表了一篇论文，不知何故得罪了一位教师，这位教师在判卷时故意问罪，给了79分，而当时够80分才能领取奖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