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峰

1940年4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五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在致开幕词时，蒋介石说：“我可以说今天我们抗战军事力量，比前半年更见充实，一切技术与组织更有进步，敌阀已经上了绝路，已经预备进入坟墓……”通篇的致辞，蒋介石的神态都保持着始终如一的坚毅。然而，谁都明白，现实远非那么乐观。

那一年，蒋介石正经历着一生中最焦虑不安的时刻之一。他被逼入了一种孤立无援的绝境。

蒋介石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世界上的弱国，单凭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所有的希望，便是寻求外部的支柱。

战时外交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的外交大权迅速地集中到蒋介石的手中。

1941年底，由于新任外交部长宋子文常驻美国，蒋介石便兼理起外交部长职务，正式成为中国外交的最高决策者。

大权在握的蒋介石，也施行了一些极具个人色彩的外交方式。他往往打破常规、不问手续，并不拘泥于传统的职业外交方式。

他曾在日记中批评中国的职业外交官说：“中国外交人才，怯懦无骨气，无责任心，惟私利是图，徐谟之胆小如鼠，尤为可鄙。”

因而，在蒋介石处理对外关系时，他更乐于使用非正规的外交途径，常常倚重一些“外围人物”。

在对美关系上蒋介石可以倚重宋美龄、宋子文和商震，对英有杭立武和王世杰，对苏有孙科和杨杰，对德有李石曾和蒋百里。

如此庞大的非职业外交人员群体，使蒋介石在选择外交途径时游刃有余。

且围绕在蒋介石身边的外国顾问——如拉铁摩尔，也使他获取外交信息的途径变得更加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