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艺 （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 210000）

魏晋时期的“高士”意象

王静艺 （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 210000）

从魏晋墓室砖画中的“嵇康”形象入手，映射出魏晋“高士”的典型意象，包括这种意象的产生与发展情况，并且对“高士”意象的典型“嵇康”进行分析，反映了魏晋时期人们崇尚自然、追求淡泊名利的生活观念；以及魏晋时期“高士”意象代表的典型意境所产生的内涵，即意境对于艺术作品中的“高士”意象表现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魏晋；“高士”意象；意境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南朝帝陵墓葬中常见拼镶于墓壁的模印砖画，它们的题材丰富多样，其中最具特色的当属“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墓壁砖画。竹林七贤是以嵇康为首的魏晋名士群体，他们各自代表着不同程度反对司马氏的政权，提倡玄学清议，隐居于竹林的生活理念。从这些砖画所在的墓葬等级来看，“七贤”等高士题材不仅出现在南朝皇帝的陵墓中，在下至中小官吏的北朝墓葬中也有发现。由此可见，这种淡然自若、推崇自然与隐逸，为当时士族整体非常乐于标榜的生活态度。对于一开始的“七贤”意象表现形式为墓葬装饰的墓壁画作，可以说体现了魏晋人民长久以来“事死如事生”的传统，也表达了当时人们的宇宙观和生死观，希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能够继续安享生活。在魏晋时期流传至今的艺术作品极其有限的前提下，我们能看到如此多的“竹林七贤”的具体实物表现，可以说，其中的“嵇康”意象已经影响到当时人们生活的很多方面。

一、魏晋时期的“嵇康”图像表现

画像砖中“嵇康”这一图像的表现是物质化的，其艺术形式很形象生动地表现了高士的线条造型，但是它代表的思想内容却是精神化的。以竹林七贤为题材的作品有很多，东晋画家有绘《七贤图》，唐常粲有《七贤像》，唐孙位的《竹林七贤图》，也称《高逸图》，今天看来很多作品已残缺些许，部分中的“七贤”代表“嵇康”几乎已无法分辨，所以最直接可靠和最有研究价值的具体形象还是魏晋墓室砖画中的“嵇康”。从绘画手法来看，魏晋模印砖画中的嵇康双手抚琴，衣带飘逸，敞怀安祥，似乎带着微醺的酒意，又沉浸在自己的琴声中，神情泰然自若，尽显秀骨清像之风，充分表现其崇尚自然，超然物外，不为世俗所拘束的处世方式。所以，嵇康意象可以表达希望死者超越死亡，追求去往神仙乐土。然而，这类题材在绘画和砖画中都有所运用，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嵇康也可以表达人们生时对于得道成仙的向往。

嵇康作为魏晋早期的风云人物，在音乐、诗歌与散文、绘画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鲁迅先生论述汉末魏初的文章，称其为“清俊、通脱、华丽、壮大”，而嵇康诗文是其翘楚。并且嵇康推崇信奉老庄哲学，总结了一套全面系统的养生思想，在生活中也能身体力行，一一做到。与此同时，他也不懈地追求着理想的仙境，曾作《琴赋》：“于是遁世之士，荣期绮季之畴，乃相与登飞梁，越幽壑，援琼枝，陟峻崿，以游乎其下，周旋永望，邈若凌飞，邪睨昆仑，俯阚海湄……”从他所运用的类比以及引经据典的素材，包括“荣期”“绮季”等高士，“飞梁”“昆仑”等对仙境的描述，也充分说明了他对求仙的崇尚之意。另外，嵇康虽然自由散漫，性格不羁，对于权贵的鄙视直言不讳，但是对于朋友却非常仗义，重情重义，最终为了保全情谊而被奸人陷害。这样一位真性情的高尚品行之人，在当朝战乱纷争、王朝不断更替的动荡年代中，加上人们对于得道成仙的美好愿望的追求，势必会引起人民对于“嵇康”形象的纷纷效仿，追求其泊然淡定的处世精神，表达对于著名人物的尊崇以及对士族文化的仰慕。所以“嵇康”这一图像形式就代表了一类魏晋时期“高士”意象的典型。

二、从“嵇康”图像看“高士”意象的产生与发展

嵇康生活在魏晋早期，除了在生活中表现出淡泊名利与崇尚自然之法，还有在被陷害行刑时依然能够面不改色，泰然自若，要求抚琴一曲，造就《广陵散》绝唱。这发生的种种情形，让人深有感触，作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再加上他的故事在民间广泛传播，“嵇康”更为魏晋“高士”典型形象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高士”这一意象并不是凭空产生的，首先需要构思一个图像形象来作为意象产生的基础，这个图像形象在当时来看，就是“嵇康”。“高士”主要指隐士，他们的志趣类似，品行高尚，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并且超然物外，追求与自然的亲近，喜欢隐居于山林之中。这个词语早在《战国策》和《后汉书》中就有出现，可以说“高士”这一意象也早已出现，但是意象这一概念的产生则到了艺术与文化不断发展成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所以，“高士”意象产生之初并没有这一概念的形成，有的只是人们对于隐逸士人在脑海中所形成的大致印象。到魏晋时期，画论等艺术评论开始发展壮大，产生了刘勰所概括的中国传统美学的雏形，包括嵇康等人所崇尚的魏晋玄学。当时朝政动荡，时局不稳，于是，相对稳定的门阀士族开始紧密联系，并且外部的不稳定也更加强了人们对于内心精神安定的追求，渴望平淡的生活，寄情于山水，由此延伸至探索文学、艺术等其他方面。所以在一个士族当中，他们相互影响、传播的是一种相类似的精神理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竹林七贤”这样的高士群体。从历史考证来看，这“七贤”并不都是同一时期的人物，但他们最终被归为一个派别，这说明他们中有突出共同的特点，比如“七贤”中的阮籍在艺术和文学上也有很高成就。此外，司柏乐（Audrey Spiro）曾指出图像中所表现的人物是一种“集合式肖像”，各个不同的人物形象表达了一种相同的“理想形式”，这一士族群体中，嵇康无疑就是其中的理想的典型形式：出生士族名门，却不满现世，于是做隐士，放浪形骸，追求自由。这一典型形象无疑是非常理想化的，甚至隐士都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而正是有了这样一个理想化的典型艺术形象，才能在人脑思想中产生这样的高士意象。

产生了最初的意象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不断成长与发展。首先，嵇康作为魏晋高士出现的前期，只是一个普通的氏族子弟，博览群书且容止出众，后来崇尚古代隐者达士，向往出世，不愿做官，这便形成了他极具个性的任性体现，在当朝属于特立独行，所有他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都被冠以他的独特风格。其次，嵇康在当朝就非常有名，属于曹魏名士，他的特立独行并没有被世俗所摒弃，而是很多人都非常崇拜敬仰他，一来是由于他的确才华横溢，二则为他是广大民众内心渴望的写照，人们都向往自然，不愿面对现世的纷乱朝政。他是人们的理想代表，也可以说是历史造就了这样的一类艺术意象。这样一来，“竹林七贤”被广泛作为墓室砖画的题材，包括他们作为魏晋玄学的代表，各类艺术作品的题材等，都说明魏晋“高士”这一意象在人们心中所占据的地位。以至于发展到后来，出现很多类似于竹林七贤的高士形象，我们可能无法考证他们的具体来历，但是他们所具有的意义是基本不变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意象中明显而突出的人物具体身份已经越来越淡化。

三、魏晋“高士”意象中的典型意象分析

意象具有典型性，艺术意象理想化的一个重要手法就是艺术典型化，所以说，魏晋时期的“高士”意象也具有明显的典型意味。

这种典型的意象形式首先具有完整性。魏晋“高士”形象的萌发、产生，从具体的一个人变为一类人，再到抽象的一种概念，这种精神上提炼的成果是艺术家在艺术创作过程中通过艺术思维和艺术想象最后构思成熟的艺术蓝图，这个艺术蓝图是层次分明、结构完整的意象思维形式。哪怕只是“嵇康”这样一个具体的意象表现，也是经过了完整的意象思维逻辑后形成的，虽然在创作之初，魏晋时期墓室壁画“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并不意味任何装饰性的艺术表现，只是生者对于死者的寄托与期望，但这种思维逻辑正就表现了“嵇康”这一图像产生的初衷，有了这种图像形象的意识作为基础，逐步发展完善才形成了后来的典型意象。

这种典型的魏晋时期的“高士”意象具有统一性。这种统一是意象所表现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也是形神一体的统一，情景交融的统一。墓室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的制作者现已无法考证，而其制作的粉本现在研究者普遍认为是当朝名家，不论是具体哪一个人，他都会按照当朝的审美理念来进行创作思维活动，这便是个人审美内容和其表现形式的统一；砖画的表现生动具体，形神兼备，是外在表现与内在含义的统一，都表达了飘逸自如，怡然自得的气韵；“嵇康”图像作为魏晋高士群体的一个个体，具有典型的魏晋时期高士的特征与表现，将这种个体进行推广至“七贤”群体，再加上有更多的社会名士的效仿，甚至死后还要随葬砖画，让其精神追随高士直到永远，这便有了个体到一般的推广与统一。

最后，魏晋“高士”意象具有代表性。在嵇康的带领下，几位好友共同出世，则有了一个典型的独立派别，志同道合的思维与理想被不断发扬光大。在这个传播与互相影响的过程中不免会有细节的夸张、放大和理想化，但是它们最终形成了魏晋“高士”这一代表性的典型意象。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所有出世的人都留名千古，他们能够成为“高士”意象的代表和典型都是这一意象缓慢发展的结果，这一艺术意象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孕育成熟，可以随时将精神上的魏晋高士意象转化为具体的艺术形象，可以是嵇康，也可以是阮籍、山涛等。最终，这种意象发展的结果，就是后来所有隐士都以“嵇康”为心中的艺术标杆，并不断追求。于是，“嵇康”这代表性的典型意象，就发展成为了“七贤”这种复合典型意象，最终成为魏晋时期的“高士”典型意象群。

四、魏晋“高士”意象群所蕴含的意境内涵

意境，可以理解为意象的境界，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有对于“境界”的解释：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所以可得，意象的境界是情景与情感的相互交融，这里情感的因素尤为重要，它可以是创作者的审美体验，也是当时审美理想与情景的融合，而这种意境必须由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意象来表现。魏晋高士作为一种意象现象，更是体现了深远美妙的意境。自从“嵇康”等艺术意象的产生，“高士”意象发展迅速而持久，几乎所有后来的艺术品都有这一意象的表现，例如明清瓷器中有很多高士人物故事图，建筑装饰中的窗棂等也会有类似纹样的出现，这些都说明了魏晋“高士”意象所蕴含的意境是持久而隽永的。

正是有了“高士”意象的存在，人们才能体会到它所代表的意境，即“高士”意象产生了某种意境。所有的高士，即使有个体差异，但是其共性都为恬淡闲适的生活态度，自然安逸的处事方式，当这种共性的形象形成了典型的“高士”意象时，它所具有的便是恬淡闲适、自然安逸的意境。如果没有这种典型的高士意象，这种意境无法体现；但并不是说这样的意境不存在，它只是不能从高士的意象中表现出来，而有可能从其他意象中表现。比如宋代文人画中成熟的表现，无论是苏轼的枯木怪石还是米芾的水墨山水，很多作品都是追求淡然雅致的气韵与闲适安逸的意境。

“高士”意象成熟后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它所体现的意境是基本不变的，所以，类似的意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高士”意象表现。意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可以说一首诗表达了这样的意境，一段曲表达了那样的意境，但是只有“高士”的意象更加贴合人们的生活，更能产生共鸣。从魏晋开始，高士意象就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意境的代表，人们都翘首仰望着高士的形象，他们代表着乱世中最理想、最完美的自由与人性，这就是境界，是高士所传达的意境信息，人们有权利追求美好、自然的生活，远离战乱与纷争。可见，高士意象与意境是相互交融的，这种交融还体现在他们可以相互转化。“高士”意象是意境的一种表现方式，而意境是人们心灵的体验与感受，上升到了哲学意识的范畴，如果挖掘出高士意境的内涵就得到了相应的意境——崇尚自然、淡泊名利，而这个转化的过程在人们的心中几乎是无意识的，自然而然的，因为高士意象所代表的意境几乎盖过了高士的表象，可以说“高士”意象已经基本定性。

既然基本不变的意境由不同的“高士”意象产生，则意境比意象更具深度，而意象比意境更具广度。高士意象产生的目的是表达更具体、形象的生活方式与态度，它的意义在于让人们如临其境，离自己的追求与信仰更进一步，这就意味着这种意象表达了鲜明的意境。也就是说，高士意象所表达的超然物外、闲适安逸的艺术效果和艺术境界，是人们通过意象的表象，加以拓展延伸，甚至想象或改造，认为这种淡然处世的生活是乱世中的桃花源，从而获得思想上被影响，被感染的意境，所以说，是意境赋予了“高士”意象更深远的意义。

综上所述，不论是墓室砖画的“嵇康”形象，还是其他艺术作品中的“高士”形象，其源头追溯都为魏晋时期的“高士”意象；通过分析魏晋时期的典型高士“嵇康”的大致生平，对于高士精神可见一斑，并由此发展成熟为魏晋“高士”意象；根据该典型意象所表达的典型意境，更表现了意象与意境的相互交融与相互转化，人们通过不同的魏晋“高士”意象更加体会到其意境的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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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静艺，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201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