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丽 李扬

摘 要 为了考察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欺负之间的关系，检验自尊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选取三所综合性大学611名大学生为被试，使用网络欺负量表、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问卷和自尊量表进行测量。研究发现，大学生网络欺负呈现显著的性别差异，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欺负呈显著负相关，自尊和网络欺负呈显著负相关，网络社会支持和自尊呈显著正相关，自尊在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欺负之间起中介作用。当大学生获得较多的网络社会支持，他们的自我评价升高，自尊上升，这能减少他们实施网络欺负行为。

关键词 网络社会支持；自尊；网络欺负；大学生

分类号 B841.2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6.06.005

1 问题提出

已有研究表明，欺负是影响学生身心健康的众多负面因素之一（Li，2007）。为此，心理学者探索了一系列干预措施来减少这种行为。但是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一种新形式的欺负——网络欺负，又称网络攻击或网络欺凌，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之内。Smith，Mahdavi， Carvalho， Fisher， Russell和Tippett（2008）认为网络欺负是指个体或者群体使用电子信息交流方式，多次重复性地伤害不容易保护自己的个体的攻击行为。根据现有研究结果发现，当受到网络欺负时，学生会表现出低自尊、焦虑、抑郁、物质滥用、社会退缩，甚至出现自我伤害和自杀等严重后果 虽然传统欺负和网络欺负之间关系密切，但是网络欺负还是具有明显不同于传统欺负的特点，例如网络的匿名性、无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形式多样等，这些特点可能导致欺负行为的负面影响扩大化。网络欺负存在于不同年龄段的学生之中，其中大学生作为网络使用的庞大群体之一，是网络欺负的高危群体。

心理韧性理论认为，导致人们身心发展不良的重要原因不在于危险因素，而是人们在面对危险时所拥有的保护因素不足（Mandleco，2000）。个体身心安全发展的保护因素包括亲子关系、社会关系等环境因素，还包括个体的自我认知、人格、自尊等个体因素。

当个体进入网络世界中，他们将获得一种新的社会支持——网络社会支持。网络社会支持是基于虚拟空间的交往中，人们在情感、信息交流、物质交换的过程中被理解、尊重时获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表现形式包括情感支持、友伴支持、信息支持和工具支持（梁晓燕，魏岚，2008）。传统欺负的研究发现，社会支持是防止欺负行为的重要的环境保护因素。Fenaughty和Harré（2013）研究发现，社会支持是青少年网络欺负的预测因素之一。Calvete， Orue， Estévez， Villardón和Padilla（2010）的研究表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和缺乏社会支持显著相关。Jacobs

，Dehue， Vllink， Lechner（2014）的调查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对网络欺负行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是目前关于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欺负的关系研究还比较缺乏。

在保护人们身心健康的众多个体因素中，自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是人们对自我价值判断后产生的主观体验和感受，是人们对自身的一种积极或消极的态度。对于是高自尊导致了欺负行为还是低自尊导致了欺负行为，

目前的研究结果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低自尊的人容易发生欺负行为（Yang，

Stewart， Kim， Kim， Shin， & Dewey，2013；Modecki，

Barber， & Vernon，2013）。但是也有学者研究发现自尊与欺负行为呈显著正相关（Bushman，

Baumeister， Thomaes， Ryu， Begeer， & West，2009；韩利萍，丁凌云， 2011）。从现实世界到虚拟的网络世界，自尊和欺负之间关系仍不确定，这值得心理学者们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个体自尊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家庭、学校、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Greenberg， Solomon， Pyszczynski， Rosenblatt， Burling， Lyon等

（1992）提出，自尊是个体适应社会文化环境的心理机制，是行为的中介，它对人和环境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对人际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Cooly和Unger（1991）认为，受到他人的积极关注，如赞赏、尊敬等，会对人们的自尊产生重要影响，这种赞许和尊敬可以称为社会支持。Harter（1985）对社会支持和自尊之间的关系做了一系列研究，他发现来自重要他人的支持和自尊的相关在0.5到0.65之间，高、中、低三种社会支持水平对应高、中、低三种水平的自尊。网络使用者采取电脑网络为媒介进行交流，逐渐形成网络上的社会支持，通过即时通讯软件、论坛和社交网络等形式，有助于和他人形成紧密的联系，获得与现实友谊类似的友情。Shaw和Gant（2002）以大学生为被试，研究了网络交往和自尊以及社会支持知觉的关系。研究发现网络聊天能够显著地提高个体的自尊和社会支持知觉。Valkenburg，Peter和Schouten（2006）的研究也证实，社交网络中良好的社交反馈有助于青少年增强自尊和主观幸福感，且低自尊的个体可以从网络中获取更多的社交资源。

基于以往研究的结果和相关理论，本研究首先探讨大学生网络欺负的性别差异；接着研究网络社会支持、自尊和网络欺负三者之间的关系；最后探讨自尊在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欺负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在太原、阳泉的三所高校中，通过分层抽样的方式，随机抽取大一、大二、大三、大四的学生为被试，共发放问卷700份，删除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611份，有效率为87.3%。每个年级的人数依次是149（24.4%）、160（26.2%）、152（24.9%）、150（24.5%），其中男生320人（52.4%），女生291人（47.6%）。年龄在18到25岁之间，平均年龄20.71±1.3岁。

2.2 研究工具

2.2.1 网络欺负量表

采用Erdur和Kavsut（2007）编制的网络欺负量表。该量表用于评估网络欺负行为，由网络欺负量表和网络受欺负量表组成，各18个题目，本研究采用网络欺负量表，量表采用4点计分，1表示0次，4表示5次及以上，得分越高表明被试实施网络欺负的频率越高。两个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2、0.84，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5。Zhou等人（2013）以1438名中国青少年为被试进行施测，结果发现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两个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1、0.85。本次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8。

2.2.2 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问卷

采用国内学者梁晓燕和魏岚（2008）编制的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问卷，共23个题项。问卷分为“信息支持”“友伴支持”“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4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各条目均为1～5级评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分数越高表明被试获得的网络社会支持越高。Cronbach α系数为0.93，重测信度为0.87。本次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2。

2.2.3 Rosenberg的自尊量表

采用Rosenberg（1965）编制的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SES）。该量表由10个条目组成，采用4点计分，各条目均为1～4级评分（1=完全不符合，4=完全符合），总分范围是10～40分，分值越高，自尊程度越高。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88，两周后的重测相关系数为0.85。本次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8。

2.3 施测过程与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取标准化测量，使得收集到的问卷在最大程度上保证真实有效。主试使用统一的问卷进行团体匿名测试。测试前给被试阅读指导语以及说明注意事项，测试时间为15分钟，测试结束后当场回收问卷。使用SPSS 17.0进行工具的信度分析，对男女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自尊和网络欺负三组连续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中介作用。使用AMOS 17.0对研究方法的共线性进行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共同方法偏差是指因为同样的数据来源或者评分者，同样的测量环境、项目语境等造成的预测变量与交标变量之间的共变（周浩，龙立荣，2004）。本研究所采用的量表皆为自陈量表，有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可能性。因此，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把网络社会支持、自尊和网络欺负等变量全部放入到一个探索性因素分析中，检验未旋转的因素分析结果。结果发现，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5.58%，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9个，未出现只析出一个因子或特征值大于40%的情况。因此可以判定，本研究数据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所以数据推出的各变量间的关系是可信的。

3.2 网络社会支持、自尊和网络欺负行为的性别差异

分别以网络社会支持、自尊和网络欺负行为为因变量，性别为自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表1显示，女大学生的网络社会支持总分（t（609）=4.88，p<0.01，Cohens d=0.41）、情感支持（t（609）=4.83，p<0.01，Cohens d=0.39）、友伴支持（t（609）=5.93，p<0.01，Cohens d=0.49）及信息支持（t（609）=4.33，p<0.01，Cohens d=0.34）显著高于男大学生（p<0.01），即女大学生在网络上的情感交流、交友行为和获得信息的能力要显著高于男大学生（p<0.01）；而工具维度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t（609）=0.78，p>0.05，Cohens d=0.05），女大学生的自尊水平也显著高于男大学生（t（609）=5.39，p<0.01，Cohens d=0.44）；而男大学生的网络欺负行为要显著高于女大学生（t（609）=4.91，p<0.01，Cohens d=0.40）。

3.3 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自尊和网络欺负行为的相关和预测分析

表2结果表明，三个变量间的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网络社会支持及其下属四个维度和网络欺负呈显著负相关，和自尊呈显著正相关；自尊和网络欺负呈显著负相关。

由表3可知，网络社会支持负向预测网络欺负行为（β=-0.31，p<0.01），其解释率为10%。同时，网络社会支持以及其下属四个维度正向预测自尊（β=0.41，p<0.01），其解释率为17%。另外，自尊负向预测网络欺负（β=-0.42，p<0.01），其解释率为18%。

3.4 自尊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Amos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自尊在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欺负之间的中介效应。首先对研究模型的测量部分进行分析，各维度在其量表上的负荷达到显著性水平（p<0.05），这证明了量表的有效性；其次以网络欺负为结果变量，网络社会支持为预测变量建立模型1，加入自尊为中介变量，建立模型2。

从两个模型的拟合指数可看出拟合指标均比较理想（见表4）。由模型1的结果可知，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负向预测网络欺负行为（β=-0.31，p<0.001），表明大学生的网络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其网络欺负行为越少；由模型2的结果可知，网络社会支持对自尊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0.41，p<0.001），自尊对网络欺负行为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0.42，p<0.001），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欺负行为的路径系数为-0.31。根据Baron和Kenny（1986）提出的中介效应判定标准，在模型中引入自尊之后，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欺负行为的直接预测作用从之前的-0.31变为-0.20，表明自尊在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欺负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见图1），根据中介作用的计算方法ab/（ab+c′），得出部分中介效应占44.6%。

4 讨论

4.1 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自尊和网络欺负行为的性别差异

本研究显示，女大学生在网络社会支持总分、情感支持、友伴支持和信息支持上都显著高于男大学生，而在工具支持上两者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与景永昇和李瑛（2012）的研究结果一致。网络社会支持的性别差异体现了社会文化对人们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规范自己的行为以符合社会文化对他们的要求。传统社会文化对男女的性别角色要求不同，对于男性而言，他们被要求独立自主，受到的关心和照顾相对较少，所以对于网络社会支持的需要和给予也少。而女性从出生就受到比男性更多的关爱和照顾，使她们形成了强烈的依赖性和归属感。而且女性要比男性表现出更多地对他人的关爱和照顾，所以女大学生会比男大学生需要并能提供更多的网络社会支持。

本研究显示大学生的自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大学生的自尊得分显著高于男大学生，这与张向葵和田录梅（2006）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是由于在现实社会中，男性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期望，面对更大压力，导致其自我评价较低，更易形成低自尊。而女大学生受社会期望小，她们所面对的压力小，所以自我评价较高，这就使得她们的自尊得分高于男大学生。

本研究显示男大学生的网络欺负得分显著高于女大学生，这与以往的多数研究结果相同。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几千年前某些性别上的差异导致两性的分工，女性繁衍后代的生物学现实和男性更强的体力优势，导致了男性具有更多的权力和更高的地位，而这种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的差异所导致的社会学习体验，使男性更具支配、决断和攻击性，而女性更为顺从、合作和友善。随着一代又一代的儿童被这些基于性别的社会角色所社会化，这些社会角色也会被个体所内化，并成为男女期望和评价自身的标准。一旦将特定性别的社会角色内化，男女就向社会指定的角色发展。因此男性比女性的攻击性更强，而这种攻击性在网络中也有所体现，所以男性的网络欺负行为多于女性。

4.2 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自尊和网络欺负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欺负呈显著负相关，而且在网络社会支持直接影响网络欺负行为的模型中，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可以独立地显著负向预测网络欺负行为。这与现实中社会支持和欺负行为的关系研究一致，

社会支持可以帮助人们应对生活中的遇到的危机和困难，且能够提升人们的心理健康水平。作为现实生活的补充，网络社会支持也具有同样的功能。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人获得其所属群体的认同，有利于其服从群体规则，强调与其他群体的不同，保持群体的一致性，维护群体认同。当群体内成员感受到正面的网络社会支持时，可以帮助他们保持群体身份，从而有效地阻止网络欺负行为的产生。

本研究表明网络社会支持能够正向预测大学生自尊，这符合Cooley（1991）的“镜像自我”和Migdal（1998）的“重要他人”的自尊理论。网络上他人对大学生的态度和评价影响着他们的自尊，大学生从他人的态度及评价中形成和发展自己的形象，进而形成不同水平的自尊。Harter（1985）认为爱和认可是组成自尊的四大要素之一。情感支持和友伴支持能够提升自我的重要性，进而转化为高自尊体验，并且情感支持最容易被大学生接受，能更好地发挥支持作用。

自尊和网络欺负行为呈显著负相关，并负向预测网络欺负行为。这与部分已有研究结果相同，

这是由于高自尊的个体的自我认识较为清晰稳定，他们对自我的评价较高，不会因为网络上一些偶然的挑衅行为而影响自己在网络上的行为；而低自尊的个体对自我的认识模糊，容易发生波动，他们会夸大外界对自己威胁，感到自己被冒犯，因此会导致激烈的情绪波动而采取网络欺负行为。

4.3 自尊在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欺负关系间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在验证了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欺负行为的负向预测后，引入自尊这一中介变量，对网络社会支持起作用的具体过程进行探讨。结果发现，自尊对网络欺负行为具有负向预测的作用；同时网络社会支持可以通过自尊间接影响网络欺负行为，自尊在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欺负行为之间中介效应显著。

正如心理韧性理论所述，保护人们心理健康发展的因素包括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Mandleco，2000）。网络社会支持较高的个体在遇到烦恼或者困难的时候，可以借助网络社会支持系统，缓解压力，解决问题，保持情绪稳定，从而能更理智地处理问题，减少网络欺负行为的发生。自尊作为对自我判断的主观体验和感受，具有一定的倾向性，是减少欺负行为的重要的个人因素（Yang，et al.，2013；Modecki，Barber， & Vernon，2013）。较高的网络社会支持能够提高自我的主观体验和感受，进而提升自尊水平，最终减少网络欺负行为的发生。换句话说，网络社会支持为减少网络欺负行为提供了一种外部力量和环境，但又需要个体自尊的转化。自尊作为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欺负行为两个外在因素转化的“媒介机制”，可以有效地将网络社会中各方面支持转化为阻止个体网络欺负行为的力量。毋庸置疑，自尊在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欺负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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