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轶芳　侯景新　赵弘

(1.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72；2.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100101)



环京津贫困带经济发展格局时空演变研究

范轶芳1侯景新1赵弘2

(1.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72；2.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100101)

摘要：在国家新一轮扶贫攻坚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环京津贫困带呈现双重热点特征，深化研究其经济时空演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在研究环京津贫困带范围基础上，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法研究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时空格局演变，发现在波动中趋稳，2007年以后呈现出明显的经济空间集聚特征，演化为空间同质性发展为主异质性发展为辅的格局。通过对比法和城市引力模型研究该地区与京津冀的时空经济格局演变，发现绝对差距一直增大，相对差异总体在缩小，城市间引力值相对较小且与县域经济发展呈正相关，但随时间推移不断增大。最后，从空间经济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环京津贫困带；经济时空演变；空间自相关分析；城市引力模型

一、引言

消除贫困是人类共同的使命。我国集中连片贫困带属于脱贫难度大、最难啃的一类贫困区，是新阶段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根据《扶贫办关于公布全国连片特困地区分县名单的说明》共有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涉及22个省(自治区、市)680个县，总面积约417.4万平方公里。环京津贫困带属于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地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其处于京津大城市周边，也更加重要。“十三五”时期，在国家全力实施脱贫攻坚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背景下，环京津贫困带具有双重热点特征，再次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关注的重点。

2004年亚行技术援助项目《河北省发展战略》[1]专题报告中首次提出“环京津贫困带”以来，关于环京津贫困带的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回顾已有研究成果，一是环京津贫困带成因与问题研究[2-4]，包括自然资源条件、历史变迁、地理区位、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自身发展视角，以及环京津贫困带在与北京和天津互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生态补偿机制缺失或不健全、生态保护与生态抑制[5]、产业发展权受限、行政管理体制[6]等角度；二是减贫与脱贫模式、路径与对策研究[7]，从旅游产业[8]、低碳经济[9]、休闲创意农业等产业角度脱贫，从教育、金融信贷、交通等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视角扶贫，从建立生态补偿机制[10]、实施可持续生计框架[11]、建立生态—经济合作区、建立领导协调小组等政策机制角度促进补偿与合作，也有关于美国、日本、法国等贫困地区的经验借鉴研究[12-13]；三是研究方法多数采用定性研究，促进定量、空间等视角的实证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已有成果对环京津贫困带的实践发展和理论构建做出了重要贡献，值得关注的是：(1)虽然环京津贫困带已成为特定名词，研究成果丰硕，但其边界与范围呈现模糊多样。有用“亚行标准”32个县[5]或24个县[8]，或直接引述两类标准未进行明确说明[6]，还有采用双重标准下“大部分重合”[11]的模糊说法，也有直接用“150公里范围”等。随着历史变迁，毫无批判地从“亚行标准”中借用“环京津贫困带”研究范围已不合时宜。即使出于不同研究目的，也需说明具体研究范围。(2)鲜有从环京津贫困带较长历史发展角度分析该区域的经济发展时空演化，而多先行内涵均质贫困假设。基于此，文章探索对环京津贫困带的研究范围进行界定，并从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化角度进行分析，以期为该地区的脱贫致富和精准扶贫提供决策依据。

二、关于环京津贫困带

清晰合理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确定是研究的重要基础工作。探索对环京津贫困带研究对象进行界定既是研究需要也是实现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重要基础工作。从空间格局来看，环京津邻接圈层的城市包括唐山市、承德市、张家口市、保定市、廊坊市、沧州市六市。这些城市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包括廊坊市、承德市、张家口市和保定市的环京津以北内陆“依山型”区域，与京津存在着较强的资源环境、生态保护、社会发展关系，所辖贫困县呈现集中连片特征；其中廊坊市经济发展形势连续向好，各县域在经济总量、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特色产业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且无国家级贫困县，故不属于研究范围。另一类是包括唐山市、沧州市的环京津以南接渤海“傍海型”区域，这两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2005—2014年唐山市GDP全省排名第一；沧州市2005—2013为第四名，2014年为第一名)，县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居前列，仅有的三个国家级贫困县海兴县、盐山县、南皮县与京津不相邻且分布分散，呈现出与“依山型”贫困区域在贫困程度、生态特点、与京津互动关系等方面的独特特点，故不属于研究范围。综上，环京津贫困带范围为环京津内陆“依山型”区域，包括承德市、张家口市和保定市的集中连片贫困带。就具体县域名单，目前主要有三种依据(具体县域见下表)：

(1)“亚行”标准。2004年亚行技术援助项目《河北省发展战略》专题报告中首次提出“环京津贫困带”，指由于历史和主客观多方面原因，在河北省北部与京津接壤地区，形成的贫困人口集中的贫困带。截止2002年，冀北地区国定和省定扶贫工作重点县(区)共计32个，其中京津以北连片的贫困县(区)21个，京津以南不连片的贫困县11个。研究为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只将京津以北连片的与京津存在很强资源环境和发展关系的张家口、承德两市所属全部县区和保定的易县、涞水、涞源共计24个县(区)作为研究对象。(2)国家级贫困县标准。1986年国家确定331个贫困县，1994年启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592个，2006年和2012年进行有进有出调整，总数仍为592个。2012年3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其中保定市4个、张家口市10个和承德市5个共19个县。(3)集中连片贫困县标准。2012年6月，国务院扶贫办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基础上公布了14个全国连片特困地区分县名单，燕山—太行山区包括环京津的张家口市9个、承德市5个和保定市8个共22个县；同年10月，国务院扶贫办发布了《燕山-太行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名单未变。

三类标准范围与上述分析的环京津内陆“依山型”区域一致，但县域名单有区别。随着时间变迁，毫无批判地将“亚行标准”中的“环京津贫困带”县域直接作为现在研究对象，存在一定偏差，或者只用环京津贫困带这个概念而不说明有哪些县域，也不够严谨，例如，当时“亚行标准”中的怀来县、涿鹿县、宽城县、兴隆县的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均处于河北省前列，也已不属于国家级贫困县范围。考虑到环京津贫困带的“傍山型”特点以及生态屏障特殊作用，其未来发展重点要更加重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以环京津周边“傍山型”集中连片贫困县为基准，加选与京津接壤的赤城县、崇礼县和滦平县三个国家级贫困县，共25县，包括保定市的唐县、涞源县、阜平县、顺平县、涞水县、望都县、易县、曲阳县8个县，张家口市的张北县、康保县、沽源县、尚义县、蔚县、阳原县、怀安县、万全县、赤城县、崇礼县、宣化县11个县，以及承德市的平泉县、隆化县、围场满族自治县、承德县6个县。2014年底“环京津贫困带”25个县域常住人口为892.7万人，占河北省总人口的12.09%；区域面积为76 926平方公里，占河北省总面积的40.98%；共有乡镇438个，村委会7 500个。

注：根据上述(1)(2)(3)中的国家文件整理形成，黑体部分为环京津贫困带25县。

三、环京津贫困带经济差异时空演变

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进行分析，并将现行行政区划图引入ArcGIS 10.3软件处理，得到该地区工作底图，选取环京津贫困带25县域2000—2014年地区经济发展及福利总水平指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运用GeoDa 1.6.7软件，采用Queen contiguity邻接标准建立空间权重矩阵，选择Univariate Moran’s I和Univariate Local Moran’s I方法进行全局和局部分析，并采用999随机分布检验方式对统计结果进行显著性检验。原始数据来源于《河北省统计年鉴(2001—2015年)》、《北京市统计年鉴(2001—2015年)》、《天津市统计年鉴(2001—2015年)》。

(一)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简介

空间自相关分析是一种空间统计方法，通过对区域空间分布格局的描述和可视化，发现空间集聚和空间异常，解释空间变量的区域结构形态及相互之间的空间相关作用机制。全局空间自相关在于描述区域的整体分布状况，判断在空间是否有聚集特性存在。全局自相关Moran’s I指数的计算公式(1)为

(1)

(2)

上式(1)中，n为地区数；xi和xj为地区i和j的观测值，即属性的平均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s0为空间权重矩阵中所有元素之和。在Moran’s I指数的显著性检验中，常假设变量服从正态分布，可以通过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Z统计量来判断地区间的空间相关性，Z(I)的定义(2)，其中E(I)是期望值，VAR(I)是方差，计算公式分别为(3)和(4)

(3)

(4)

(5)

(二)环京津贫困带全局空间自相关

Moran’s I的值域为[-1,1]，越趋近于1，表示县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正相关的程度越强；越趋近于-1，表示县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空间负相关的程度越强；越接近0，表示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存在空间自相关。对环京津贫困带2000—2014年各县域人均GDP进行计算，得到如下结果(见表2)。

2000—2014年该区域Moran’s I值均处于[0,1]区间，在波动中呈现变大趋势，并稳定在3.5左右。从显著性水平来看，2000—2002年，I值较高且较显著，存在空间正相关和空间集聚，该阶段相互之间的依赖性和交互性较强；2003—2006年，I值较低且未通过0.05显著性检验，不具有空间自相关性，经济发展处于各自为阵和突围剧变阶段；2007—2014年，I值较高，均在0.3以上且高度显著，存在空间正相关，空间集聚程度不断增强，相互之间的关联性逐步增强，趋同发展特征明显。

整体来看，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趋向收敛，空间不断集聚趋向稳定，“集中连片”特征明显。随着时间变迁，国家贫困县政策以及2001—2010年、2011—202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实施的国家扶贫专项资金、贷款贴息、转移支付等多项密集有力的扶贫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形成具有核心带动效应的县域，需要加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空间相关性，形成长期稳定的高值集聚区，大力培育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带动县域。

注：*** 表示1%显著、 ** 表示5%显著、 * 表示10%显著。

(三)环京津贫困带局部空间自相关

运用GeoDA1.6.7软件，通过Moran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对环京津贫困带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揭示各地区与周边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空间地理分布。

1. Moran’s I散点图分析。Moran散点图处于一个笛卡尔坐标系统中，四个象限分别对应四种不同的县域经济空间差异类型：第一象限，高高集聚(HH),即一个高值被高值所包围；第二象限，低高集聚(LH)，即一个低值被高值所包围；第三象限，低低集聚(LL)，即一个低值被低值所包围；第四象限，高低集聚(HL)，即一个高值被低值所包围。第一和第三象限内的县域指标值存在较强的空间均质性，落入这两象限的观察值分别表示某县域与周边相邻县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皆有较高(低)程度的集聚经济特征，因而相邻地区的经济发展逐步趋向一致；第二和第四两个象限内的县域指标值则存在较强的空间异质性，表明经济发展低(高)的地区其周围地区经济发展却较高(低)，因而相邻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将2000—2014年历年Moran’s I散点图中进行统计(见表3)并图示(见图1)。

总体来看，表3显示历年HH和LL类型数量较多，占比最低为52%，最高达80%，说明该地区多数县域经济发展呈现空间正相关集聚，经济发展呈现出与地理空间相似的“集中连片”特征。图1可见，该区域四种集聚类型经过了2000—2001年的HH独大，2002—2006年的相对均衡，2008年开始进入相对稳定的HH、LL与HL、LH两极分化状态，说明现阶段该区域经济发展格局趋于稳定，形成空间同质性发展为主和异质性发展为辅的格局。

分类来看，HH历年基本是最多的(2006和2007年第二)且在2008年以后趋于稳定，说明已形成一定范围的集中连片经济发展活力地区；LL类型数量次之，2008年之后数量增多且趋稳，说明在原有集中连片贫困县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再度返贫的县域；HL和LH类型县域数量相对较少，说明存在一些与周边县域发展落差较大的县域。

2. LISA图分析。LISA图进一步研究具体县域空间作用程度，在Z检验显著性概率(P≤0.05)的基础上，LISA图四种显著类型分别对应Moran’s I散点图的四个象限——显著High-High区为整个HH区的核心发展区，是经济发展的“增长引擎区”；显著Low-High区的指标值远低于其周边地区相应指标值，是经济发展的“塌陷区”；显著Low-Low区为整个LL区的核心，是“最不发达区”；显著High-Low区的指标值则远比其周边地区高，是“最具活力区”。以2000年、2005年、2007年、2014年具有显著性的四个典型年份进行分析(图2)。

2000—2004年，显著HH集聚区为蔚县，是HH片区增长引擎县域；显著LL集聚区2000—2003年为平泉县、尚义县、张北县，2004年为平泉县和尚义县，为LL片区最不发达地区；显著LH集聚区在2001年为唐县，2002年消失，2003年为唐县、顺平、赤城，属于经济发展“塌陷区”，到2004年又消失。

2005—2006年，以往空间集聚改变，形成新的空间格局。原显著LL区张北县一带在产业旅游产业发展带动下消失；出现新的显著HH集聚区，2005年为滦平县、承德县，2006年增加了隆化县。这些县域近邻北京市及承德市，区位优势良好，交通条件便利，形成特色化的园区经济和特色新兴产业。

2007—2009年，原有显著HH集聚区不变。出现了新的显著LL集聚区，2007年为曲阳县和望都县，2008年为曲阳县、唐县和阜平县，2009年为曲阳县和阜平县，这些地区均属于保定市山区，生态环境良好，但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2010—2014年，原有显著HH集聚区随年份变化在滦平县、承德县和隆化县发生局部微调。显著LL集聚区增加了望都县，随年份变化会有局部微调。新增显著HL集聚区为涞源县，形成了特色化的产业发展。

总体来看，该地区显著集聚区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跃迁特征，主要集中在三个子片区上，并逐渐呈现“稳定性”特征。依据自身资源、区位、交通等条件形成特色的三次产业地区，基本上是显著HH区，发挥片区“经济引擎”作用；保定市周边山区在15年中几经反复，尚没有形成发挥自身优势的产业，脱贫致富任重道远，蔚县和涞源县有望成为片区最具活力县域。

四、环京津贫困带与京津冀区域经济差异时空演变

环京津贫困带的典型特征是空间紧邻北京、天津两个发达城市。该地区与京津冀的协同发展也一直是学界关注热点，本文首先通过绝对差异指标和相对差异指标分析2000—2014年期间，环京津贫困带与北京和天津两个核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异；为进一步研究环京津贫困带与北京、天津两大核心城市的经济联系及演变规律，采用修正后的城市引力模型来分析北京、天津与环京津贫困带25县的空间经济结构，以期从更大视角深化认识该地区与京津冀区域的时空经济格局演化及互动发展特点与趋势。

(一)环京津贫困带与京津冀经济差异演变

采用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人均可比性，参考国家扶贫工作“631指数法指标”，选取三个地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13年变更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统计口径有差异，此处用作横向对比)三个指标。原始数据来源于《河北省统计年鉴(2001—2015年)》、《北京市统计年鉴(2001—2015年)》、《天津市统计年鉴(2001—2015年)》。

分析显示，就绝对差异来看，2000—2014年环京津贫困带与京津冀三地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对差值不断扩大(见图3-图5)。就相对差距来看，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方面总体呈缩小趋势，呈现“扩大—缩小—趋稳”特点，在2003—2005年达到最大，2006年开始逐步减小，2012年以后趋稳；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方面在“扩大—缩小—扩大—缩小”波动中回归初始(见图6-图8)。分地区来看，环京津贫困带与河北省的相对差距均呈现下降趋势，说明该地区经济发展在省内趋好；与北京的相对差距在2004年和2005年在相对人均GDP和相对人均地方财政收入方面逐年下降。根据克鲁格曼区域空间结构演化思想，环京津贫困带与京津冀的经历了2001年之前相对差距较小的地方化经济；2001—2006年的极化阶段，相对差距不断增加；2006年以后随着京津冀辐射和扩散作用，相对差距缓慢缩小，绝对差距仍旧增大阶段。

(二)环京津贫困带与北京、天津中心城市引力

北京和天津对环京津贫困带县域的城市引力效应在逐年上升，且上升幅度不断增大，说明京津与环京津贫困带的经济联系逐年增加，辐射和带动效应在增强。相对来看，京津与环京津贫困带的引力效应依旧很小，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依旧很弱，2014年京津与环京津贫困带的修正后的城市引力值最大为1.598和0.768，而2000年、2004年、2009年和2014年北京市—天津市的城市间修正后的引力值分别为15.595、31.276、59.791和93.395。引力效应与县域经济发展有正相关关系，历年北京与易县的修正后城市引力值最大，易县GDP是环京津贫困带中保定管辖县域中的第一位，涞水县、滦平县亦是，说明环京津贫困带县域发展水平与京津经济联系具有正相关关系。

对于上述环京津贫困带与京津冀区域的时空演化格局背后有着深刻复杂的原因，从本文研究视角简要分析其原因：(1)空间结构与虹吸效应。长期以来京津等核心城市与环京津贫困带属于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形成典型的虹吸效应。环京津贫困带在核心大中城市发展过程中一直提供人才、土地、资源等各类生产要素，而这些大中城市的扩散效应尚未有效形成甚至跨域辐射。(2)生态抑制与发展机会受限。作为京津重要生态屏障、水源地、农产品供给区，环京津贫困带承担着为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防沙治沙、湿地保护与恢复等大量重点生态建设任务，关停和禁止多种工农业类别，但尚未得到合理有效的生态补偿。(3)城乡二元结构与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在城乡二元结构与政策倾斜下，环京津贫困带的土地、劳动力、生态资源、农业等优质资源与城市进行着间接、低效的交易，未与城市先进的人才、资本、信息、商业模型形成有效的契合。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对2000—2014年环京津贫困带及其与京津冀的时空经济差异进行了分析，一是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分析环京津贫困带时空经济格局，发现环京津贫困带在2000—2014年时空经济格局从分散向集聚发展，“集中连片特征”明显，总体形成空间同质性发展(HH和LL)为主，异质性发展(HL和LH)为辅的格局，并识别出经济活力增长区和经济落后塌陷区以及返贫区域，其中依据资源禀赋、区位交通等优势条件形成特色农业、旅游业、制造业是经济活力区的重要原因。二是环京津贫困带与北京、天津、河北的绝对差异一直在扩大，相对差距总体趋于缩小；随着时间推移，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增强，大城市的扩散和辐射作用在增强，而且引力效应与县域经济发展有正相关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在精准扶贫的攻坚阶段，未来需要探索从县城、乡镇、村的角度进行更微观的空间格局演化研究，探寻京津冀不同主体之间协同化发展的系统测度方法。本文研究结论对促进环京津贫困带从自身和区域合作视角加快脱贫致富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1)优化环京津贫困带自身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加快形成地区经济发展增长极和“县城—乡镇—村”的共享经济网络。引导有条件及有苗头县域(例如蔚县、涞源县等)发展成为地区的“经济活力区”或“增长引擎区”，发挥其带动辐射作用，由非均衡发展实现到均衡发展的过渡。各县域要根据自身发展优势，依托“全国互联网产业平台+区域互联网产业平台”以及“全国性快递公司+县城快递中转平台+地方村镇快递服务站点”，发展“互联网+”农产品售卖/农业定制/农业休闲、“互联网+”工业制造、“互联网+”商贸服务等新模式，转变传统的以单体项目为主的招商引资方式，注重向撬动运作平台和创新创业关键的政策引导，推进外部资本与本地特色产业、劳动力等资源的有机对接，形成平台聚合分散化产业要素的“县城-乡镇-村”的共享经济。

(2)深化认识“生态抑制”与“留存价值”的辩证关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公众消费以绿色、生态、休闲为重要基准。作为京津周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留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大片生态区域，环京津贫困带已然成为不可多得的宝贵稀缺资源，拥有丰富独特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人文产品，有30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等旅游资源，大量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期来看，该地区具有“青山绿水”和“金山银山”兼得的历史发展机遇期，有望实现生态保护和消除贫困双赢格局。近期，对于生态资源、旅游资源、文化资源、农业资源突出的地区，可以审慎评估，放好节奏，找准机会，引入新型旅游专业策划和运营商，提升与目标市场的便利联系，发展休闲农业和特色旅游，例如蔚县、易县、涞水、涞源、隆化、滦平等县域。

(3)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加快形成“枢纽—专业”区域新格局。在历史演化过程中，京津与环京津贫困带属于典型的“中心—边缘”格局，2010年之后京津处于中心扩散和边缘加速发展阶段，相对差距缩小，经济联系加强。紧抓京津自然扩散和政府推动扩散的新机遇，环京津贫困带各县域要加强同北京、天津、保定、承德、张家口等中心城市合作，有针对性地对接政府和市场力量，依据自身发展基础、优势与资源禀赋，引入专业的运营商，专注专业化科技创新，通过先进的专业化产品和服务，对接更广阔的市场，跨越形成专业化经济中心，提升在区域经济分工格局中的能力和地位，例如享誉全球的顺平肠衣产业以及肠衣提取液态肝素钠产业。要充分重视2022年北京—张家口冬奥会为该地区带来的发展机遇，在交通、互联网、发展理念等方面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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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应育松

A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Disparity of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Poverty Belt around Beijing and Tianjin

FAN Yi-fang1, HOU Jing-xin1, ZHAO Hong2

(1.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2.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Key words：the poverty belt around the Beijing and Tianjin; space-time evolut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gravitational models of cities

Abstract：The poverty belt around Beijing and Tianjin is hot issue unde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Jing-Jin-Ji region and the new poverty alleviation, thus it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space-time evolut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confirming the study scope of the poverty belt around the Jing-Jin-Ji,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ce-temporal patterns of this region by th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 finding that spatial agglomeration is tending towards stability and presenting obvious spatial agglomeration after 2007, and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s are evolving to be homogenous development as the core and heterogeneous development as auxilia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conomy pattern evolution between this district and Beijing-Tianjin-Hebei by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nd gravitational models of cities, showing that the absolute gap is increasing and the relative gap is narrowing, while the gravity values are relatively small and have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county's economy development, but they are increasing over time. Conclusion and the policy suggestions from the spatial economics are set forth at last.

收稿日期：2016-05-0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203016)；2016年度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16XNH054)。

作者简介：范轶芳，女，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博士生，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侯景新，男，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赵弘，男，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副院长，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产业经济、首都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007(2016)07-001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