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呈　周志勇

摘 要：文章选取江浙沪京粤五个省市的小额贷款公司22个季度的截面数据，运用实证分析法研究五省市小额贷款公司放贷能力，结果表明其贷款能力不仅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还受到传统文化、金融发育水平、小微企业和三农经济、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业务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应当控制小额贷款公司机构的总量和从业人数，增加单家公司的注册资本。

关键词：小额贷款公司 放贷能力 差异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8-174-03

一、引言

2008年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先期在山西、四川、贵州、内蒙古、陕西五省区内进行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推开。随着政策的推行，各省市均出台与小额贷款公司相关的指导意见和管理办法。由此，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与规模得到快速增长。机构数量最多为东部地区，从业人数最多是西部地区，实收资本总额最多是东部地区，贷款余额最大是东部地区。本文基于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最为完善的东部地区，选取该地区发展尤为突出的前五强，即江浙沪京粤五省市小额贷款公司的放贷能力，试图分析五个省市的小额贷款公司的共性与差异，为其他省市的小额贷款公司提供经验。

由表1统计数据可知，小额贷款公司得到繁荣发展，但其放贷能力受到机构数量、从业人数和自身的实收资本的影响。本文设想小额贷款公司的放贷能力受到机构数量以及机构资本金的影响，以及由机构数量带来的从业人数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本文首先控制五个省市的影响，实证分析小额贷款公司的实收资本、机构数量、从业人数与贷款能力之间的关系；接着分别从五个省市的统计数据进一步探讨各个省市的小额贷款公司的实收资本、机构数量、从业人数与贷款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而达到本文的研究目的，即小额贷款公司在江浙沪京粤这五个省市的发展差异。

（一）变量定义和模型建立

1.因变量：Loan，贷款余额——即小额贷款公司利用资本金及其融资发放给贷款对象的资产，衡量小额公司的存量放贷规模。

2.自变量：Capital，实收资本——即小额贷款公司按照公司法和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全体股东实际缴纳到公司的注册资本金；Number，机构数量——即获得当地金融办公室审批后工商注册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Employee，从业人数——即小额贷款公司按照业务需要聘用的人员总数（含管理层与治理层）。

3.控制变量：控制五省市的影响，设置五个虚拟变量，即Province，省市——研究江浙沪京粤五个省市的小额贷款公司。北京市赋值为D1=1，其余为0；上海市赋值为D2=1，其余为0；江苏省赋值为D3=1，其余为0；浙江省赋值为D4=1，其余为0；广东省赋值为D5=1，其余为0。

模型一：Loan =α+β1 Capital +β2 Number +β3 Employee

+β4Province1+β5Province2+β6Province3

+β7Province4+β8Province5+ε

式中，α为常数项，β为回归变量的常数项，ε为随机扰动项。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江浙沪京粤五个省市的小额贷款公司从2010年第二季度到2015年第四季度（其中2010年第三季度相关的数据缺失）共22个季度的截面数据，共110条样本数据，均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数据调查司统计公布的。数据运用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控制省市的实证分析

1.描述性统计。

由上表2可知，贷款余额的均值为442.4480亿元，标准差为376.62346亿元，这可能与五个省市的小额贷款公司存在发展差异。机构数量的均值为227.13家，标准差179.636家，这或许与江浙沪京粤五个省份的金融发育水平有关，即正规的银行类金融机构发达的地区，其“草根型”的小额贷款公司就不受地方重视，只能起到捡漏补缺的辅助作用；相反，银行类金融机构分布不密集、服务水平不高或者民间拆借较为盛行地区，则小额贷款公司就得到蓬勃的发展。从业人数的均值为3107.43人，均值为2592.559人，这与小额贷款公司行业的生命周期有关，即试点创办期，机构数量不多，人员数量少且缺乏经验，目前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到成熟稳定期，因此机构与人员数量存在差异。实收资本的均值为353.8875亿元，标准差为295.40594亿元，这也与小额贷款行业的生命周期有关，前期的实收资本只要符合5000万元的注册资本即可，随着国家提高小额贷款公司的市场准入门槛，其注册资本大幅度提升。

2.相关性分析。由于文章篇幅有限，相关性分析表省略。检验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结果初步表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高度的显著相关性关系。

3.回归分析。对于模型一，使用全部进入法，把所有自变量和控制变量进入回归模型后，相关系数R值为0.999，判定系数R2为0.997，调整的判定系数R2为0.997，回归估计的标准误差S值为20.17787。这说明样本回归方程的代表性强。

ANOVA（方差分析）输出结果显示，统计量F=5410.339，相伴概率值P<0.05，这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确有线性回归关系。

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本文的回归模型存在常数项，故引入结果的虚拟变量会减少k-1个，即4个。

（1）机构数量的相关系数为-0.637，其P值小于显著性水平0.05，说明贷款余额与机构数量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东部地区金融市场发展较为完善，当资金需求量既定的前提下，增加机构数量只能瓜分现有的小额贷款公司市场，加剧机构之间的竞争，反而造成贷款总额的萎缩。

（2）从业人数的相关系数为-0.012，其P值小于显著性水平0.05，说明贷款余额与从业人数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根据调查显示，在江浙沪京粤五个省市，从事小额贷款业务的从业人员大部分是从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跳槽或空降”，他们受到良好的金融理论教育且具有丰富的信贷经验，因此“单兵作战”能力强，一般每家小额贷款公司的人员数量约为9～10人，若再增加人员数量只会造成边际效益递减的“内耗”。

（3）实收资本的相关系数为1.590，其P值小于显著性水平0.05，说明五省市的贷款余额与实收资本之间呈显著正相关。由于小额贷款公司用于放贷的资本主要来源于其自有资本，故两者呈显著的正相关。

（4）虚拟变量2、3、4、5都分别与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余额呈显著的正相关，但是D3，即江苏省的相关系数绝对值最大为127，江苏省的民间资本最为发达，小微企业蓬勃发展，对小额贷款有强烈的需求。上海市的相关系数绝对值最小为27.052，上海市的正规金融最为发达，故对“草根”金融需求不大。

（二）对五省市各自的实证分析

1.研究设计。本文建立的多元一次线性模型如下，模型二：Loan=α+β1Capital+β2Number+β3Employee+ε

2.江浙沪京粤五省市的各自相关系数分析表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高度的显著相关性关系，回归模型的模型汇总都分别表明样本回归方程的代表性强、方差分析都分别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确有线性回归关系。由于篇幅有限，相关结果的表格省略。

3.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分析结果可知：

（1）北京市的线性回归结果显示：机构数量与贷款余额不存在显著正相关，从业人数与贷款余额呈显著的负相关，实收资本与贷款余额呈显著的正相关。北京作为我国第二大的金融中心，金融业较为发达，从业人员的素质相对较高、用工成本较高，因此小额贷款公司对从业人员的需求量就少。

（2）上海市的线性回归结果显示：机构数量与贷款余额呈显著正相关，从业人数与贷款余额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实收资本与贷款余额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这是由于上海市是我国的金融中心，银行等金融业已经非常发达，这对小额贷款公司的信贷资金需求依赖性不强，小额贷款市场饱和，所以在上海市把小额贷款公司分布在相对不发达的辖区，才能增加对小额贷款的需求。

（3）江苏省的线性回归结果显示：机构数量与贷款余额不存在显著负相关，从业人数与贷款余额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实收资本与贷款余额呈显著的正相关。江苏省的小额贷款公司在全国的小额贷款公司中发展是最为完善的省市，其贷款余额总量与人均贷款均是五个省市最高，甚至是东部地区、乃至全国省市中最高。可见，江苏省的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情况可以作为全国小额贷款公司的缩影，具有较强代表性。

（4）浙江省的线性回归结果显示：机构数量与贷款余额呈显著负相关，从业人数与贷款余额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且其概率P值为0.909，实收资本与贷款余额呈显著的正相关。这是因为浙江省具有较为悠久的商业文化沉淀，传统的人情味较为浓厚，彼此信任度较高，因此小额贷款公司发放贷款的对象可能局限于亲朋好友及其关联企业，故小额贷款公司具有处理软数据的能力，需要的从业人数就少。浙江小额贷款公司的机构数量和实收资本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机构扩张不仅表现为机构数量的增加，更表现为机构自身资本实力的提高。

（5）广东省的线性回归结果显示：机构数量与贷款余额不存在显著负相关，从业人数与贷款余额呈显著的正相关，实收资本与贷款余额呈显著的正相关。广东是一个多元化、外来人口较多的省份，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信息不对称的现象更为明显，因此需要更多的人员资信调查，跟踪贷款的全过程，所以增加从业人员，一定程度上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并能降低小额贷款的交易成本，可以明显增加放贷能力。

四、结论

通过上述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水平不仅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其还受到从传统文化、金融发育水平、小微企业和三农经济、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业务素质等因素的影响。

其次，从江浙沪京粤五省市的数据来看，应当控制小额贷款公司机构的总量和从业人数，增加单家公司的注册资本，提高人员素质，进而提高放贷效率。

第三，金融业发达的地区小额贷款公司的资本运用反而不充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余额与实收资本的比例有负相关的趋势。小额贷款在金融市场发展繁荣的地区，信贷市场基本实现了充分竞争，这导致单家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获得量较小，所以资金运用效率不及其他地区充分。比如，北京和上海市的银行业金融相当发达，对小额贷款的需求总体上不大且小额贷款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经济”的刺激强度逐渐减弱，因此鼓励北京市、上海市的小额贷款公司到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创办、收购或者重组当地的小额贷款公司，将富余的资金流向中西部地区，提高资本金的边际效用。

[基金项目：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2014年度院级质量工程项目（项目编号：CJ2014008）；广东省教育研究院2015年度教育研究课题（项目编号：GDJY-2015-D-b019）。]

参考文献：

[1] 张冀.小额贷款公司的区域差异及其成因——基于省际数据的比较分析[J].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12（6）

[2] 胡金焱，梁巧慧.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省际差异：2009-2013[J].改革，2014（8）

[3] 周志勇.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研究[D].浙江工业大学，2010

（作者单位：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广东湛江 524094）

（作者简介：卢呈，硕士，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会计系讲师，研究方向：财会与金融实务；周志勇，硕士，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会计系讲师，研究方向：财会与金融实务。）（责编：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