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晶

一、问题的提出

2015年《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提出了将行业协会商会促进成为“依法设立、自主办会、服务为本、治理规范、行为自律”的社会组织，引导其自主运行、有序竞争，并提出了法制化与非营利原则。截至2014年底，我国行业协会与商会总数达到近7万个，并以每年10%至15%的速度增长。①虽然《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已于2016年4月28日通过，将于2017年1月1日施行，但是，我国尚未就社会组织进行统一立法，也未引入商会特别立法，即便是特别规制外国商会的《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也逐渐陈旧，因此，在我国商会行业协会改革步步推进的现实之下，商会治理的法律构建仍是一项基础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项具有现实需求的重大议题。我国应如何选择商会的立法模式？商会立法与民事一般法之间，存在何种内在关系？如何进行体系安排？在我国《民法总则》拟定中，应如何对团体法人进行类型区分？本文欲分析域外既有的商会立法模式，着重分析德国工商会的特别立法及其与民法、宪法等一般法的规范衔接，以此为我国商会组织的立法模式选择与规范体系安排提供初步素材。

二、商会外部“治理”结构：域外立法范式

商会的外部“治理”结构，亦即商会的法律结构模式（浦文昌等，2010：34）、制度模式或组织体例（肖海军，2010：127）。本文使用外部“治理”一词，意欲与商会内部治理相呼应。但究其实质，商会的立法模式或是制度模式，所折射的是国家与商事组织、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张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