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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民族政策浅析

2016-07-09姜冬阳

资治文摘 2016年5期
关键词:民族政策教训

【摘要】1991年12月25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土崩瓦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打击。时至今日,苏联解体已有二十多年,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重大历史事件都是“合力”的结果,苏联解体也是各种矛盾积聚爆发的结果。这其中,民族矛盾的积聚爆发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对苏联民族政策问题加以研究,不仅能够总结此后苏联爆发一系列民族矛盾的的原因,而且对我国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民族政策;失误与不足;教训

一、斯大林时期民族政策

1.坚持民族团结,维护和发展统一的联盟国家。苏联有着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民族,由于历史上沙皇俄国对其他国家实行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因此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和对立仍然存在。斯大林认为加强民族团结,是巩固新生苏维埃政权,只有这样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入侵。

2.强调民族平等,反对两种民族主义。斯大林认为:“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只属于它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本质上的特点、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一个民族在世界文化共同宝库中所增添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在这个意义上,一切民族,不论大小,都处于同等的地位,每个民族都是与其他任何民族平等的。”同时他还指出“破坏民族平等原则,容许一个民族有某些特权,就是置自己的民族政策于死地”。他认为,消灭民族之间的不平等需要通过国家以及各民族的长期努力才能够实现。斯大林一版把民族主义分为大俄罗斯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两类。斯大林认为要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的民族主义倾向,实现各民族间“兄弟般的合作”。

3.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促进民族文化繁荣。斯大林一致认为,各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等,是造成民族之间不平等的根源。因此,他将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作为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根本任务。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面,斯大林认为政府和发达地区要给予落后地区长期的帮助,还要根据各地区的特点进行经济建设,保证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促进民族文化繁荣方面,斯大林认为,应继承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发展各民族文化,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二、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民族政策

1.区域分工和经济专业化制约民族地区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政府在全国实行统一计划的条件下,根据各加盟共和国的特点,实行经济专业化的方针,这就造成了许多加盟共和国单一的经济结构,致使这些地区的经济受到严重损害,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贫困。此外,苏联政府还根据经济专业化的要求,随意变更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土。1956年,政府将哈萨克一万平方公里适合种植棉花的土地划给乌兹别克,让哈萨克只生产粮食。1963年,当局又把哈萨克350万公顷的土地划给乌兹别克种棉花,同时将505公顷的土地划给塔吉克发展畜牧业。这种随意改变加盟共和国领土的做法,为后来各国的边界纠纷埋下了隐患。

2.强制推行民族迁移。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为了开发边疆地区和落后地区,政府便向这些人口稀少的地区有计划的移民。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一政策仍被继续实行。在这一时期,苏联政府除了将俄罗斯族人迁移到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之外,还在各共和国之间进行移民。居民的大量迁入和迁出,致使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也造成了一系列的民族问题。首先,在各民族地区,由于新移入的俄罗斯等先进民族看不起当地民族,而且享受着比当地民族更好的生活条件,引起了当地民族的不满。其次,迁入其他地区的各共和国民族,由于民族语言等权利得不到保证,民族风俗也得不到尊重,也加剧了他们与当地民族之间的矛盾。

3.民族政策中的大俄罗斯主义。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前比较注意民族政策中的大俄罗斯主义,但这之后他,他便放松了对大俄罗斯主义的警惕。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了塑造“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他们再次唤起了民族政策的大俄罗斯主义。他们不但在历史研究中歪曲历史事实,美化沙俄的侵略,抬高俄罗斯民族的地位,实际上甚至将俄罗斯民族与其他民族分为了“领导民族”和“被领导民族”。这些做法不但没有加深各民族的团结,相反却引起了少数民族对俄罗斯民族的憎恶情绪。

三、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民族政策

1.对民族问题估计不足,忽视地方民族主义。戈尔巴乔夫在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前,缺乏民族工作经验,而且他受到之前领导人的影响,对于苏联国内民族问题的估计过于乐观,缺乏正确的认识。1987年11月,他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讲话上还继续宣称:“我们公正的说,我们的民族问题已基本解决了解决了。”由此可见,戈尔巴乔夫根本没有看清长期以来积存下来的民族问题,也不可能意识到他的改革会引发民族危机的爆发。

1986年4月爆发的俄罗斯联邦雅库特自治共和国的民族冲突,以及同年爆发的阿拉木图事件,并没有引起苏联领导人的注意。因此,苏联后期民族分离主义发展之所以如此迅速,与戈尔巴乔夫的纵容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2.改革政策的失误,助长了民族主义的泛滥。首先,戈尔巴乔夫在“不留历史空白点”的口号下,对苏联的历史大加否定,使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势力迅速聚集为政治势力,也为他们否定苏共的执政历史提供了依据。其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得非俄罗斯民族的分离主义急剧膨胀,趁着苏联进行全面改革和实行中央与共和国分权之机,大搞民族分离活动。再次,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在执政期间对大俄罗斯主义采取任何的有利政策和措施。相反,在1989年9月的苏共民族政策纲领中仍然坚持要以俄罗斯为中心建立新的联盟国家,进一步助长了大俄罗斯主义的膨胀。

3.实行多党制,为民族主义夺权提供了合法机会。苏联在宣布实行多党制后,形形色色的政党大批涌现,到1991年7月新成立的全苏性政党达到二十多个,各共和国中新成立的政党达500多个。而这些共和国中的政党大都是民族主义组织演变而来的,它们高举民族主义大旗,以廉价的许诺去获得当地人民的支持,鼓动民族分离和独立。“8·19”事件前,苏联共产党已经在7共和国丢掉了政权,这之后苏共被取缔,多数共和国的政权实际上已被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所掌握。

四、教训与启示

1.必须遵循民族问题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科学正确的引导。民族问题的产生、存在、发展、消亡有着自身的规律。民族问题是社会问题中的一个长期存在,它又同许多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系列复杂的重要问题。列宁之后的苏联领导人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长期性和复杂性的原则论断,脱离了实际,依靠主观简单地处理民族矛盾,而且他们制定的民族政策带有很大的大俄罗斯主义倾向,极大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感情,使得民族矛盾不断积累,造成严重后果。因此,要想解决民族问题必须遵循民族问题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到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坚持正确的引导。

2.完善法制建设,严格按照法律机制处理解决民族问题。苏联的民族立法不够严格又缺乏监督机制,领导人的讲话往往脱离法律,违反民族问题发展的客观规律,不符合民族问题的客观情况,使法律失去了应有的权威性。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建立健全民族法制建设,运用法律机制解决民族争端和问题。

【参考文献】

[1]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2.江流、徐葵、单天伦:《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2]斯大林:《斯大林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

[3]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4]赵常庆、陈联壁、刘庚岑、董晓阳:《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简介:姜冬阳,山东威海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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