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琳莉

【摘要】本文以性别和文化为视角，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相结合的方法对华裔女性作家及其文本进行研究，着重探讨身份寻求这一主题。

【关键词】文化身份；自我书写；重构

一、研究背景

美国华裔女作家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身处多重文化的夹缝中，有着敏感的视角，对自己所处的“边缘”地位往往有着深切的认识和感受——作为少数族裔，她们是白人主流社会的他者；作为女性，又是男权社会的他者。这一处境使得许多美国华裔女作家普遍比男作家更易产生一种迷惘和身份危机意识，促使她们迫切地去寻求一种相对稳定的自我感和身份定位。可以说，美国华裔女作家的创作历程，就是重现她们寻找自我、确定自我的心路历程，即在族裔、文化、性别认同中自我身份定位的过程。由于历史语境的差异，不同时期的美国华裔女作家在族裔、文化和性别认同上有着鲜明的特点。本文通过对19世纪末以来具有代表意义的美国华裔女作家於梨华、汤亭亭和谭恩美的作品为例来探讨这种身份书写上的变化。

从学界对美国华裔文学的研究现状来看，美国学者对华裔女作家文学的研究专著主要有以下几种：林瑛敏的《世界之间——华裔女作家》、埃丝特·纪穆的《亚裔女性作家的亚裔女性形象》、安妮特·怀特帕克的《水仙花的文学历程》、菲莉帕·卡夫卡《当代亚裔妇女书写中的不平衡性别》。美国学界多将华裔文学放入亚裔文学范畴之内进行探讨，就较忽视华裔文学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学传统、文化背景。此外，对华裔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成果不多。大陆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并很快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兴的学术领域。在全国的各类文学会议中，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常常成为重要的议题。一些高等院校的相关课程的设立为华裔文学作为一门新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03年，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心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成立，标志着大陆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据不完全统计，近二十年发表的论文已达300余篇，而以中文或英文出版的专著则有近20部。如：胡勇的《文化的乡愁：论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认同》、石平萍的《母女关系与性别、种族的政治：美国华裔妇女文学研究》、王光林的《错位于超越——美、澳华裔作家的文化认同》、肖薇的《异质文化语境下的女性书写——海外华人女性写作比较研究》、高鸿的《跨文化的中国叙事——以赛珍珠、林语堂、汤亭亭为中心的讨论》、陈晓晖的《当代美国华人文学中的“她”写作——对汤亭亭、谭恩美、严歌苓等几位华人女作家的多面分析》、方红的《华裔经验与阈界艺术：汤亭亭小说研究》等。这些研究以关注汤亭亭和谭恩美两位作家的居多，并主要集中在《女勇士》和《喜福会》两部作品上，但关注早期女作家於梨华及其作品较少。此外，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个新的走向：从文化的视角研究美国华裔文学。一种情况是通过对主题、形象等地分析来探讨其所蕴藏的文化意义；另一种情况是较直接地通过文本研究文化问题。不过前者较为普遍，而后者则较为稀少，且关注的面也不是很宽阔。已受到关注的是身份、家庭文化、跨文化书写的特色等。而本文将以性别和文化为视角，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相结合的方法对华裔女性作家及其文本进行研究，着重探讨身份寻求这一主题。

二、华裔女性文化身份的自我书写：超越传统的性别模式

所谓“身份”指的“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这种“意识”——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认证，一方面自然是个体自我的追寻和建构，但同时也是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等外在合力的共同构建。牙买加裔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认为：“身份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透明或毫无问题。也许，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从这种身份建构的视角出发，我们发现海外女作家对于身份的认同与时代、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了不同的性别模式。海外华人女作家笔下的中国女性形象反映的正是处于中西文化夹缝中的女性。

从台湾移居美国的女作家於梨华的短篇小说《情尽》，是一篇较早聚焦于东西方家庭婚恋观念差异的作品。在《情尽》中，於梨华塑造了这样一位处于价值观念冲突中的华人女性，在这部20世纪60年代的小说中，女作家已经注意到华人移民家庭中出现的“代沟”现象，并将这种现象与中西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联系在一起。“我”是一个为爱情不计付出的中国传统女性，一直不愿嫁给美国男人的原因是挣不脱这份不完整的中国恋情。而情人的女儿已经是不折不扣的美国女孩，不懂中国的繁文缛节，有着自由的婚恋观，无法接受父亲为她安排的婚姻，希望能够把握自己的生活。这不仅感动而且启发了“我”，使“我”意识到旧式的爱情的不平等。当“我”开始反抗时，这份情缘不得不走到了尽头。结尾虽然是令人心碎的“发现”，但对于主人公而言，也是觉醒的开始。也许我们可以在作品中读解出另一层的含义，主人公“情人”的身份可以被视为移民在华人身份和所在国公民身份之间尴尬处境的象征，而“情尽”则意味着作者暗示后者应该占据上风。《情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华人妇女逐渐摆脱中国传统的性别模式，开始向西方的性别模式转变。这种转变并不是简单的认同或拒绝，因为涉及深层的民族心理结构的改变，所以这种变化是艰难而漫长的。这种尖锐的文化冲突常常延伸至移民社群的数代后裔，尽管在身份认同上，他们已经将自己认同为所在国的公民，但血脉凝结成的民族情结和当代西方后殖民主义社会的处境使他们仍然自觉地追溯自己的文化根源，进行自我的身份书写。

美裔华人作家汤亭亭《女勇士》就是一部寻找自我身份的作品，《女勇士》是一部神话与现实交织、虚构和回忆并行的小说，它旨在寻找自我的身份定位。作品的副标题“一个生活在鬼魅中的女孩的童年回忆”，一度使这部作品陷入虚构和非虚构的争论，尽管许多美国评论把它作为非虚构性作品来夸奖，但作者声明这只是一部普通的美国小说，而不是自传。这体现了鲜明的身份立场，即作者是以美国作家的身份进行文学创作。汤亭亭的这部小说也聚焦于一个华人移民家庭内部，尤其是母女两代人。从母亲“勇兰”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既有像“花木兰”一样勇敢、勤劳、智慧的一面，又有保守、迷信、节俭得近乎苛刻的一面。这是一个从未将自己视为美国人的中国妇女，尽管她拥有美国国籍并在美国度过了一生绝大多数岁月。女儿这一代在认同美国人身份这一点上并不存在如父辈般的困难，她们从未回过祖国，只是从母亲讲述的故事中，了解自己的家史和发生在故国的神话传说。这种口述历史承担了最初的延续文化传承的任务，它使“我”在奇异的鬼怪故事中度过了童年，在潜隐默化中接受着中国文化的熏陶。然而随着“我”的成长，“我”越来越觉得母亲所遵守的行为规范与现实是那么不协调，“我”只有打破这种旧的行为规范才能融入美国社会获得自己需要的生存条件，这是移民后裔们必须做出的现实选择。同许多年轻华裔一样，“我"是从美国人的行为标准来看待母亲过时而古怪的行为，因而完全抛弃了中国传统妇女的性别模式，成为与西方性别模式认同独立自强的新女性。

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喜福会》描绘了四对华人母女之间的代际冲突。在这些小说中，父亲的形象大多模糊不清，而聚焦于母女之间的情感联系和价值观念冲突。母亲是中国传统性别模式的代言人，虽然去国离乡，但仍保存着旧式的风俗和行为规范；女儿则义无反顾地告别了传统性别模式的窠臼，接受自己出生地的身份认同，成为新一代的女性。

三、华裔女性文化身份的自我重构

对于在异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华裔女作家而言，虽然她们主动认同所在国的身份，然而关于身份的困惑并没有完全消失，相对于张扬本民族身份的黑人作家和犹太作家而言，华人女作家开始反省自我的身份认同并追溯先辈的创业历史。为此，她们努力打破语言缄默地带，开口说话，并试图用自己的声音为华裔社群争取权利。汤亭亭的另一部小说《中国人》通过记录华人移民在美国艰难的创业过程，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华人对美国历史所做的重要贡献。她将自己的华裔身份书写作为当代美国多种族、多元文化的一部分。这种身份认同上的变化既是现实的选择，也是华裔女作家们对身份进行不断建构的反映。近年来，海外华人女作家创作中的另一个明显特征是主人公超越国界的女性形象。在《女勇士》中，女儿告诉母亲：“现在我们属于整个地球了，妈妈。如果我们和某一块土地切断了联系，我们就只属于整个地球了，不管我们站在什么地方，这块地方也就属于我们，和属于其他任何人一样。”女儿试图为母亲讲解全球化的主张，告诉母亲在当代人心目中地域观念的转变，移民应当成为超越国界的地球人。当然，母亲无法接受女儿的观点，尽管母亲知道自己不会再回到故国，但她将自己永远固定在华人的身份认同上。女儿则用超越国家、民族界线来解释自己新的身份认同，除了抛弃中国传统性别模式的束缚，她们还挣脱了地域上的约束。

20世纪60年代，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导致了对少数民族地位的重新评价及对少数民族历史经历的新关注及对他们群体历史的认可。反映在文化上，多元文化主义的“整合”取代“同化”，提供了一种更为实际、更为宽容、在道德上也更被接受的新方式。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必然促使作为华裔作家的汤亭亭和谭恩美更加关注华裔文化的独特意义之所在，也必然促使她们更加注意发挥自己的族裔优势，从丰富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去吸取写作滋养。汤亭亭就曾理直气壮地宣告：“一件事我很确定，那就是我是个华裔女性。这种身为华裔女性的情感，以它独特的方式影响着我的写作。我知道我必须说的是一个华裔正在想的。”在于梨华、汤亭亭和谭恩美的小说中，我们看到，已不再是华裔族性被轻蔑地斩杀，不再是中西文化不可调和的分裂与对峙，也不再是华裔被无奈地归依同化，她们开始自觉地去探讨华裔这个特殊族群的、特殊的文化属性，并通过作品初步揭示了其特性之所在——那是一种既非纯“西”，又非纯“中”，而是将中与西相互融合的“复合型”属性；那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又非此非彼的新的文化范式。这具体体现在她们创作的整个文本之中，从形象塑造来看，她们通过第一代移民“母亲”们和“父亲”们的塑造，从根本上颠覆了长期以来由白入主流文化设定的规约化和妖魔式的华人形象。例如《女勇士》中的母亲，不再是无声、隐形、柔弱的华人女子。到美国后，虽已步入老年，她仍然体力强健，身先士卒，带领全家（丈夫和子女）井井有条地经营着维持生计的洗衣店，也是家里一切事务的主心骨和精神支柱。她还以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对白人霸权保持警惕和提出抗议，如称华人社区外的白人社会为鬼的世界。在1980年面世的《中国佬》中，汤亭亭则通过父亲们的故事，彰显了被主流文化一笔抹煞的早期华人移民对美国建设的巨大贡献——如揭示他们完成了建造横跨美国大铁道工程中的最艰巨的任务，并愤怒地鞭挞了被主流文化湮没的种族主义者的种种暴行。作者有意使用大写的“中国人”（CHINAMEN）作为全书的标题。被排斥、被欺凌、被抹煞的“他者”、“贱类”——中国佬，在此成了堂堂正正的金山英雄。华人的后裔，汤亭亭在《孙行者》中塑造的惠特曼·阿新和谭恩美塑造的女儿们，则是美国华裔的形象自塑。这里，既有对来自父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继与扬弃，也有在西方语境中力图进入主流文化的抗争及与主流文化的协商和对之的吸纳。中西两种文化，在这些美国华裔身上，从相斥、并置到杂化、融会。这些出现于文学作品中的新人是华裔女作家对自己独特族裔性的探寻与建构。

霍米·巴巴在《献身理论》一文中认为文化永远不是自在一统之物，也不是自我和他者的简单二元关系，提出坚持文化的固有原创性或“纯洁性”是站不住脚的，因而极力倡扬一种“杂交的”、“非此非彼”的文化策略……通过“文化的杂交性的刻写和表达”来探索对二元对立之外的“居中的空间”或“第三度空间”。在他看来，表现剥削和统治关系的合法方式正是在于所谓“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南与北之间的话语分工，所以后殖民批评家们的使命就是打破这些对立和限制，促进权力疆界的移置和异变。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20世纪末华裔美国女作家们何以热衷于越界。作为处于多种文化之间的人，长期受着“既不是……也不是”心态的挤压，“第三度空间”给了她们一个出口，使她们拥有一种“既是……也是”的“越界”心态。她们与那些出身于“第三世界”却在“第一世界”谋求发展的后殖民理论家一样，也对迁徙、越界、杂交等话语情有独钟。这是多重强势文化的凝视之下的弱势群体的一种文化生存策略。於梨华、汤亭亭和谭恩美对华裔文化身份自觉的认知及其初步建构是融会中西的、具有复合型属性的文化新范式。

四、结语

通过以上将三位女作家对华裔文化身份的追寻联系起来的思索，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华裔女作家在身份上的认同是一个动态的、与时代相连、不断的建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华人女作家在探索自我身份的同时，写出了动人的诗篇，推动了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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