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采用事件分析框架，对收录在GTD 数据库（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中19702013年的数据进行计量统计分析，从中概括出全球恐怖主义活动43年来的总体特征和分项特征，并对“9·11”事件前后恐怖主义的异同进行了分析。

全球恐怖主义；特征；“9·11”事件D815.5A004810

引言

作为一种影响巨大的事件，一种变数多样的袭击活动，一个系统严密的组织，一种表演式的心理战术，恐怖主义已成为政治词汇中最重要的词，恐怖主义现象近十多年来为人们所热议。国内外学术界迄今为止关于恐怖主义的研究文献非常丰富，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与恐怖主义相关的研究文献就数以千计。①国外学界的研究成果更为丰富，根据心理知识数据库（PSYCHOINFO）中的数据显示，2001年以来发表的关于恐怖主义的文章比过去120年发表的文章都要多；②并且研究范围非常广，包括了理论研究、事例研究以及恐怖事件类型研究。其中，在跨学科研究的领域中，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哲学和宗教学等学科介入恐怖主义研究的成果也比较多。例如搜索亚马逊网站，可以看到该网站提供的相关研究书籍多达1000多本。③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首先是对恐怖主义定义及其内涵的研究。如沃尔特·拉克尔（Walter Laqueur）指出，关于恐怖主义的精细的和全面定义的讨论会持续很长时间，并且也得不出引人注意的结论。④康纳尔·吉尔蒂（Conor Gearty）认为，恐怖主义拥有不道德的确定性，但是在术语上比较混乱。⑤布鲁斯·霍夫曼（Bruce Hoffman）提出，恐怖主义故意创造和利用暴力产生的恐惧或者暴力威胁以达到其政治诉求，关键在于暴力政治是如何影响非战斗性的民众并最终影响政治进程的。⑥诺依曼（Neumann）和史密斯（Smith）认为，恐怖主义是创造恐怖以影响目标群体的政治行为，可视为强制外交的一种形式。⑦我国学者张家栋指出，广义的恐怖主义应该包括所有具有政治目的的暴力行为，其中应该有国家暴力行为、团体暴力行为和个人暴力行为。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国家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权逐渐被国家这一国际关系行为体垄断，一般定义为团体或个人的反政府、反社会的暴力行为。张家栋：《恐怖主义的概念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第3742页。李湛军认为，恐怖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暴力行为，还是一种社会思潮和政治主张。李湛军：《重新定义恐怖主义》，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7期，第2430页。其次是从不同学科视角对恐怖主义进行研究。比如传媒学主要从四个方面研究恐怖主义：（1）恐怖主义对媒介的影响；（2）媒介及科技对恐怖主义的两个相反的作用；（3）恐怖主义网络的建构及其发展；（4）各类媒介在恐怖主义中的影响和作用。摩根（M. Morgan）认为，“9·11”事件中恐怖分子对媒体的应用对恐慌情绪的传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M. Morgan， The Impact of 9/11 on the Media， Arts， and Entertainment： The Day That Changed Everything？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3943.我国学者余敏友等人也对武力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合法性问题进行了探讨，余敏友、孙立文、汪自勇、李伯军：《武力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合法性问题》，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6期，第129147页。白桂梅则从国际法角度提出了国际恐怖主义的界定问题。白桂梅：《从国际法角度看国际恐怖主义的界定问题》，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0期，第2834页。再有就是对不同恐怖袭击方式以及恐怖主义发生区域的研究。比如核恐怖主义研究是恐怖主义各种方式中最受学者关注的话题。事实上，由于核恐怖主义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所有的文献都是在警告、警惕、防范核恐怖主义。潘亚玲：《美国与核恐怖主义的安全化》，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6期，第612页。区域研究则集中研究国家或者地区的恐怖主义现象。比如很多学者集中分析恐怖主义为什么将美国作为目标，美国在反恐中的领导地位如何巩固以及反恐能力、法制等方面的建设。同时还分析了美国对待恐怖主义的态度及其意识形态的原因，以及领导反恐的结果为什么事与愿违或者效果不佳。Frederick Schulze， “Breaking the Cycle： Empirical Research and Postgraduate Studies on Terrorism，” Andrew Silke ed.， Research on Terrorism： Trends， Achievements and Failures， London： Frank Cass， 2004， p.183； Cf. Noam Chomsky， “Wars of Terror，” Carl Boggs ed.， Masters of War： Militarism and Blowback in the Era of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131148； Michael Dartnell， “A Legal Internetwork for Terrorism： Issues of Globalization， Fragmentation， and Legitimacy，” Max. Taylor， and John Horgan eds.， The Future of Terrorism， London： Frank Cass， 2000， p.199， p.204； Paul R. Pillar， Terrorism and U.S.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1， p.13.

但有学者认为，关于恐怖主义的研究更多的是“纸上谈兵”，脱离现实情况，没有数据支撑。Robert A. Pape， Dying to Win： The Strategic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5， p.335.以19951999年有关恐怖主义研究的文章为例，81%的文章不涉及数据统计，仅有15.7%是描述性统计，3.3%是推论性统计。Andrew Silke， “The Devil You Know： Continuing Problems With Research on Terrorism，”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2001，13（4）， p.11. 当质性研究已经占据80%以上的时候，推动对恐怖主义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方法就离不开量化研究，也即，我们必须以客观事实所累积起来的数据演变说话，促使关于恐怖主义的研究从态度与方法上实现客观与主观、感性与理性、质性与量化的结合。为此，本文采用计量分析方法，试图对全球恐怖主义在19702013年共43年的演变状况进行量化统计分析，并依此概括出恐怖主义的发展特征，为进一步研究恐怖主义提供客观的数据分析结果。张将星：19702013年全球恐怖主义活动的特征分析一、 研究说明

美国马里兰大学下属的恐怖主义及反恐怖主义研究所（The Study of Terrorism and Responses to Terrorism， STRT）建立了GTD数据库（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该数据库对数万条恐怖事件的报道进行筛选，规定入选必须符合3个条件：（1）这一事件必须有犯罪人的主观故意。（2）这一事件必须带有暴力性，不管针对哪个阶层或对象，或对财产摄取或对无辜平民实施的暴力行为。（3）这一事件的肇事者必须是次国家行为体或行为人。因此该数据库中的数据不包括国家恐怖主义行为的报道。

除符合以上3个条件外，还必须至少符合以下3项准则中的两项：（1）该行为必须有其想要实现的政治、经济、宗教或社会目标。就经济目标而言，仅为追求利润而施恐不符合这一标准。它必须具有深刻、系统的经济变化的追求。（2）必须有证据证明意图胁迫、恐吓或传递某种其他信息给直接受害者以外的更多间接受害者。（3）行动必须是在合法战争以外的活动范围。即该行为必须在国际人道主义法允许的参数（特别是有意地针对平民或非战斗人员的禁令）之外。

依据事件要素分析框架，本研究在GTD数据库提供的112个分析因子中提取7大要素作为分析单元，分别为：活动主体、袭击对象、活动地点、活动时间、袭击方式、袭击工具和活动结果（成功率、伤害程度）。研究采用计量学分析方法，以频次、百分比统计的分析为主，对43年期间全球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进行归类整理和分析。二、 统计分析结果

1. 总体特征

从GTD的统计数据来提炼43年来全球恐怖事件发展的总体特征，可概括为以下5点：

（1） 92%的国家不同程度地遭到过恐怖袭击。统计显示，209个国家发生过恐怖事件，涉及南美洲、中东和北非、西欧、南亚、中美洲和加勒比、撒哈拉以南非洲、东南亚、北美、前苏联国家、东欧、东亚、澳大拉西亚和大洋洲及中亚等13个地区。

（2） 全球恐怖事件的攻击对象广泛，涉及近20个类群。统计显示，攻击对象覆盖商业、政府、警方、军事、机场及航空公司、外交机构、教育机构、食品或供水企业、记者与媒体、海事、非政府组织、平民及其财产、宗教界人士/机构、电信、运输、政党等近20个类群。

（3） 恐怖事件采用的袭击方式多样，袭击工具涉及12个种类。统计显示，攻击方式涉及刺杀、武装袭击、轰炸/爆炸、劫持人质、攻击基础设施等。使用的袭击工具主要包括枪支、爆炸物、燃烧物、车辆（不包括车载炸药，即汽车或卡车炸弹）等。

（4） 造成28万多人死亡（年均死亡6千多人），36万多人受伤（年均受伤8千多人）。统计显示，恐怖事件造成总死亡人数（包括受害者和施害者）达285，746人（年平均6645人），受伤总数（包括受害者和施害者）达362，969人（年均8441人）。其中，受害者的死伤人数远大于施害者。在一次性事件中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为2001年的“9·11”事件。

（5） 造成财产损失超过200亿美元。统计显示，已知财产损失超过10亿美元的有9起，超过百万美元的有956起，低于100万美元的有28，381起。

7个分析单元的总体情况如表1所示。

2. 分项特征

在描述了43年来全球恐怖事件总体特征的前提下，本研究得出3个分项特征：

（1） 从事件发生地区看，南美洲、中东和北非、西欧、南亚、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区是恐怖事件的多发区。统计显示，恐怖事件分别在全球13个地区发生，且集中在南美洲、中东和北非、西欧、南亚、中美洲和加勒比5个地区，这些地区恐怖袭击的频率均超过万次，占据了79.97% 的份额，其中南美洲接近2万频次，而中东和北非以及南亚两个地区则各接近3万。

而且，从表7还可以看出，“9·11”事件之后，年均一次性财产损失在百万美元上下的恐怖主义事件数量在增加，一次性财产损失超过10亿美元的恐怖主义事件数量更是明显增加，小于100万美元的损失急剧增加，而那些有损失但未知损失数额的恐怖事件在“9·11”事件后13年内的发生频次几近追平“9·11”事件前30年的总和。这说明，“9·11”事件之后的恐怖主义事件造成一次性财产损失的程度在增加，造成财产损失的总量也在增加。出现这个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全球化语境下国际金融和经济的大幅发展导致了全球资金的流动变得更加频繁，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投资行为增加。全球资产的逐渐均匀分布使得恐怖分子选择恐怖袭击对象的经济性因素逐渐增多，经济损失的震撼力加剧了投资者的畏惧心理，从而达到将西方文化和经济从哈里发地区赶出去的目的，起到“净化”穆斯林地区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作用。

第四，“9·11”事件之后，全球恐怖主义事件在活动性质上更多转变为自杀性；在发生地区上，欧美地区日趋减少，中东、北非以及南亚和东南亚地区逐渐增多。

尽管GTD数据库中缺少关于恐怖组织的成员人数数据，无法知晓现在的恐怖分子和“9·11”事件以前的恐怖分子的数量变化，但是政府以及媒体的宣传在公众的心目中树立的是恐怖分子逐渐增多的形象。其中，选择自杀式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也越来越多。（见图1）

数据显示，43年期间全球共发生125，835件恐怖主义事件，其中有4196次是自杀性恐怖事件，占3.34%。但是，2001年前仅有194例自杀式恐怖袭击，而2001年后的同质事件则为4002件。年均量分别为7例和308例，年均增长44倍。这表明，恐怖主义事件的性质更多向自杀性转移。2001年后，世界恐怖组织策划的自杀式袭击的增多一方面是受“9·11”事件的影响进而效仿，另一方面则是恐怖分子的“殉教”成就心理和恐怖分子家庭“一人殉教，全家光荣”的心理在作怪。

统计分析还显示，“9·11”事件之后，欧美地区恐怖主义事件逐渐减少，中东、北非以及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事件逐渐增多（表8）。该数据变化直接反映了欧美包括澳洲等国加强的反恐措施导致了本土的恐怖事件发生频次减少。但是随着基地组织在中东、北非以及南亚和东南亚的联姻、联盟等串联行为的发展，恐怖事件在这些地区逐渐增多。同时，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干涉和策划，以及美国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味偏袒以色列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等因素，共同造成了中东地区恐怖事件频发的局面。

第一个高峰期间发生了赶走苏联政府的阿富汗圣战、基地组织的正式成立和发展、东欧剧变以及海湾战争。第二个高峰相对较短，恐怖袭击事件也相对较少，但是期间发生的国际政治经济变化却并不少。一方面包括国与国的对抗，如波黑内战剧变、俄国与车臣的对抗、巴以冲突加剧；另一方面还包括了各类恐怖袭击，如南非以及马其顿总统暗杀事件、基兹利亚尔人质事件、东京地铁沙林事件、美国俄克拉荷马市联邦大楼爆炸事件、塔利班攻克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等；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整合进一步发展，世贸组织成立，全球各类经济合作加强，多文化的互动与冲突共生共长。第三个高峰期间恐怖袭击事件逐年增加，并且在2013年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这8年期间各国在争执中合作，又在妥协中争执。首先，在此期间，全球经济遭受重创，一方面原油价格居高不下，屡破新高，另一方面美联储多次下调利率，为全球经济复苏之难火上浇油，经济利益的争夺导致各国利益难以平衡。其次是政治与军事的冲突导致世界局部地区不安宁，比如巴以和谈、韩朝六方会谈、叙利亚撤军、欧盟扩充、伊拉克战争、黎以冲突乃至于今天的俄国和欧盟之间的新冷战等。同时针对多国政府首脑的恐怖袭击事件也凸显出来，如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遇刺身亡，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遇刺身亡，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也应该算是国家恐怖主义的被害者。当然，期间由于发生了基地组织的精神领袖本·拉登被击毙以及该组织第三号人物卡扎维被炸死的事件，基地组织的报复行为导致恐怖袭击事件增加，受害人数增多。因此，在第三段高峰期，各类恐怖袭击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如马德里“3·11”爆炸案、伊拉克自杀袭击、乌兹别克斯坦恐怖袭击、伦敦公共交通爆炸袭击、以色列爆炸袭击、埃及爆炸袭击、孟买恐怖袭击等。

三个恐怖主义活动频次高峰相较而言，第一个高峰持续了22年，第二个高峰在低迷了2年后即爆发，而第三个高峰则在蛰伏了5年后持续上升，尤其是从2011年开始到2013年这三年期间，呈陡坡状直线上升。这或许与基地组织进入“30时代”有关。“3.0版”的基地组织不再是一个组织名称那么简单，它已经成为伊斯兰圣战运动的代名词。John Turner， “From Cottage Industry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he Evolution of SalafiJihad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Al Qaeda Ideology，”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2010，22（4）， pp.541558.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根源于基地组织的伊斯兰国（IS）、呼罗珊以及救国阵线三大恐怖组织，他们制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事件。尽管前一个高峰持续了22年，第二个波峰时间不长且造成的损害与第一个波峰时期相比未出现明显变化，但是最后一个波峰只持续了8年，受害者死亡人数却并不比前一个波峰少，并且形成了恐怖主义活动造成受害者死亡人数的历史最高峰（图2）。

第二，恐怖主义最主要的攻击方式43年来始终不变，且超过一半以上的恐怖活动并未造成受害者死伤，这与恐怖主义活动的表演性目的有关。

恐怖主义作为一种具有高度威慑力的破坏活动，我们以为它可能会在攻击方式以及工具上更多地运用高科技，但数据分析表明，43年来，“轰炸/爆炸”、“武装袭击”一直都是恐怖主义最喜欢使用的攻击方式，它并没有随着高科技的发展而“被高科技化”。而且，43年来未造成受害者死亡的事件共62，928件，占比为50.08%，未造成受害者受伤的事件共74，838件，占比5947%。在全部125，835件恐怖主义事件中，完全未造成受害者伤亡的有45，930件，占比为3650%。以上这组数据说明，造成受害者死伤并不是恐怖主义活动的全部或最主要的目的。

基地组织的领袖扎瓦希里在“9·11”事件之后对恐怖活动所做的要求可以验证上述结果判断。尽管扎瓦希里要求恐怖分子“给对手尽可能造成最大伤亡”，并且“所使用的手段和武器一定要对对方产生最严重的影响”，但是其原因是“伤亡的数字才是西方人所能理解的语言”，所以“为了这个目的，不惜花费时间精力和努力去实施恐怖袭击”。Rohan Gunaratna， Inside Al Qaedaglobal Network of Terro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 p.43.从扎瓦希里的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造成伤害的目的是让西方人理解并接收到“迫使他们停止暴行、傲慢、漠视宗教的所有禁忌和习俗”的信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则需要用令人震惊的手段和武器给对方造成最严重的影响。因此，“这个目的”是指让西方人理解他们想要表达的意图，而不是造成伤亡。造成伤亡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途径和载体。同时，如果从一种攻击方式在制造、增强受害者与观者的规模性、场面的血腥性、心理恐惧的直接性等方面而言，“轰炸/爆炸”和“武装袭击”这两种方式在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上带给公众的冲击力度比网络黑客袭击、生化战更大。所以，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恐怖主义活动的表演性和心理战特点。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尽管恐怖主义活动具有表演性和心理战等特点，但是它对平民造成的心理伤害也是真实存在的。2001年的“9·11”事件充分说明了恐怖袭击对民众心理造成的创伤远远超过对政府造成的政治伤害。该事件中包括劫机者在内共约3000人死亡。美国“9·11”独立调查委员会：《9·11委员会报告——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国家委员会最终报告》，赵秉志、王志祥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页。然而，该事件造成的伤害远不止现场牺牲的无辜百姓和消防员，它在大众心中形成的心理伤害持续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发病率急速增加，而症状却消退缓慢。袭击事件发生后的5～8周，桑德罗·加利（Sandro Galea）对曼哈顿居民的调查显示，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数量增加。1008名成人接受了电话访谈，75%的人报告经医生确诊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97%报告有符合抑郁症诊断标准的症状。 13.6%的人报告说症状符合创伤后应激障碍或抑郁症的条件，3.7%的人报告症状符合两个疾病的标准。估计有67，000个居住在世贸中心7英里内的个体患创伤后应激障碍，87，000人患抑郁症。Galea S.， Ahern J.， Resnick H.， and Vlahov D. et al.， “Psychological Sequele of the September 11 Terrorist Attacks in New York City，”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02，346（13）， p.982.在“9·11”事件之后，纽约人的生活明显改变。资料显示，纽约人取消了部分旅游计划，改变出门的交通方式，选择地面交通的比率增多，不愿意使用人流量大的交通工具，害怕坐飞机，不愿意进入高层建筑，不愿意从桥上经过。听到飞机和闻到烧焦的味道会提高警惕，在某种情况下会引起情绪倒叙。Joshua Miller， “Affirming Flames： Debriefing Survivors of the World Trade Center Attack，” Brief Treatment and Crisis Intervention， 2002，2（1）， p.89.事件发生2个月之后，仍有64%的大众表示害怕未来可能发生袭击，59%害怕如果发生袭击会伤害到家人；6个月后，以上数据变成37%和40%。 Silver et al.， “Nationwide Longitudinal Study of Psychological Responses to September 11，”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002， 288（10）， p.1240.在所有被调查者中，纽约人对将来可能会发生的恐怖袭击更为恐惧。在罗尼·哈迪（Leonie Huddy）的调查中，恐怖袭击6周后，有82%的人担心还有袭击，81%的人害怕会有化学和生物袭击。一年后，有31%的人十分担心恐怖袭击发生，42%的人表示仍旧有担心。Leonie Huddy， Stanley Feldman， Theresa Capelos， and Colin Provost， “The Consequences of Terrorism： Disentangling the Effects of Personal and National Threat，” Political Psychology， 2002，23（3）， p.505.同时，有26%的人推迟或者取消乘坐飞机，7%的人改变旅游计划，18.5%的人开车去曼哈顿区的次数减少，17%的人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去曼哈顿的频率降低。Leonie Huddy， Stanley Feldman， Theresa Capelos， and Colin Provost， “The Consequences of Terrorism： Disentangling the Effects of Personal and National Threat，” Political Psychology， 2002，23（3）， p.505.

一年之后，2002年8月，《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调查显示，纽约人因“9·11”事件导致的大多数标志性反应行为已经消退，持续表现出有风险规避行为的纽约人大幅度减少。Russ Hoyle， “A Year Later， a City Is Still on Edge，” New York Daily News， 20020901. 这项由Blum & Weprin协会主持的调查采访了纽约市的503名成人，发现其标志性行为消退率达到4.5%。

由上述数据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恐怖主义对无辜民众造成的心理伤害远远超过物质伤害。

第三，恐怖主义活动的攻击对象范围43年来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但组织机构减少、破坏力度更甚，这与恐怖组织的发展规律有关。

直观地看，就43年来恐怖主义活动的打击对象而言，无论是“9·11”事件之前还是之后，都首先是“平民及其财产”，频次比率分别达到1907%与2613%；其次是商业、警方、政府部门（一般公共服务部门）、军事、交通运输；而“9·11”事件前的涉恐对象最少的是食物或水的生产与供应业，30年内仅发生了171例。尽管攻击对象主要是平民，但我们并不能得出恐怖主义的打击目的主要是平民的结论。相反，平民始终成为恐怖主义的打击对象，恰好说明了恐怖主义与政府的对立性。因为，政府的立身之本就是保护平民、建造公共事业，摧毁平民和公共生活就是在打击政府行为和政府信心，也最能牵动政府的神经。这些恐怖后果会迅速扩散到整个社会，引发社会对政府施加压力，强制政府对恐怖组织及其活动关注并重视，进而达成恐怖主义与政府的谈判条件。所以，可以说，恐怖主义自始至终都以政府为打击目的，旨在形成有利于自己的博弈环境。

随着这种博弈的加深，恐怖组织也在不断进行调整，包括机构的数量与机构的活动性质也在调整。43年来恐怖组织大量减少，从“9·11”事件前的2451个减少到“9·11”事件后的865个，减少了6471%。但“9·11”事件后造成的年均死、伤亡人数比率却比之前分别增加了，增长率分别为7162%与21727%。而且“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事件造成财产损失的总量在增加，尤其是一次性财产损失超过10亿美元的恐怖主义事件数量更是急剧增加。这说明，“9·11”事件之后，恐怖组织虽然数量减少了，但破坏力度更甚。

那么，恐怖组织的数量减少与破坏力度加强之间的关系可以做何解释呢？是否与恐怖组织的发展规律有关？一方面可以看到， “9·11”事件前的恐怖主义活动多为局部地区的行为，没有全球性质，因此更多是个别国家打击的对象；但“9·11”事件后，各地恐怖主义活动往往与中东的基地组织相关联，具有全球性的特点，而且组织性更强，破坏性更大。另一方面，本文认为，如同世间万物一样，恐怖组织也有一个由产生到灭亡的发展过程。恐怖组织的灭亡有两种途径：一为自然灭亡，即整个组织因失败而消失灭亡；另一种为进化，即恐怖组织在实践中逐渐完善组织架构，提高组织生存能力，并开始由 “恐怖组织”向“武装军”蜕变，乃至于最终掌握政权成为“正规军”。联合国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不同界定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联合国不再将塔利班单纯定义为恐怖组织，其解释理由是塔利班已经开始出现变化，恐怖组织的某些定性已经不再适合。但是塔利班尚未完成这种转型，所以在其行为中仍然有着符合恐怖组织性质的特性。而基地组织则仍然被定性为恐怖组织。但是，通过本·拉登在世时曾经发出保护环境的呼吁以及近期基地组织否认其针对平民进行恐怖袭击的声明来看，基地组织也正在朝着“进化”的方向发展。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学者张家栋指出，“基地成员通过和当地人通婚、联谊相互合作，开始搞地方化、本土化战略，通过这种战略，基地力量和当地的反动武装相结合，力量变得很强大”。基地组织在也门的一些地方开始做修路、架桥、建医院等社会工作，而不仅仅从事暴力活动。魏香镜、戴莲：《“基地”组织政治化拉拢民心欲趁中东乱局坐大》，载《南方日报》，2012年5月29日。此外，我们从GTD数据库里也看到，近43年来，有1842次恐怖袭击发生在恐怖组织之间或恐怖组织与非政府武装之间，这是否也是恐怖组织这一社会生物种群的自我淘汰？对此现象值得一提的解释是恐怖组织内外部的冲突及其组合优化。除去恐怖组织内部的冲突，恐怖组织之间的冲突对于恐怖组织保持其群体完整性甚至坚持生存下来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恐怖组织间会通过聘用、奖励或竞争甚至出卖、攻击等方式来瓦解对方。比如，在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和扎瓦希里领导的圣战组织合并之前，他们是两个独立行动的实体。1993年春，扎瓦希里为了让他的一名优秀间谍穆罕默德·阿布（Ali Abdelsoud Mohammed）重新打入美国的情报机关，他授意穆罕默德向美国情报机关透露了本·拉登的组织情况。②Lawrence Wright， The Looming TowerAl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6， p.52， p.185.这个时候对扎瓦希里来说，本·拉登及其组织是他的牺牲品。而其后扎瓦希里与本·拉登联手的最初动机也是因为这是保住圣战组织在境外的有限力量的唯一办法。②从上述分析可知，恐怖组织在内外争斗的消耗中逐渐变形并得以发展，圣战组织如是，基地组织如是，现在的ISIS亦然如是。可以预见的是，无论何种恐怖组织均有发展和死亡的阶段，而恐怖行为作为社会的黑暗面却会以这种或那种形态长期存在，此消彼长地游荡在世界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