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帛芊++赵艺瞳

【摘 要】2010年冯小刚导演作品《唐山大地震》一经播出便引起了巨大反响，影片叙述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惨状与受灾者三十余年的心路历程，给观众巨大的震撼。而其创作原型中篇小说《余震》，则通过华裔女作家张翎的独特细腻视角，展现出了“余震”所带给人们难以抚平的心灵伤痛。本文通过对小说《余震》的文学手法与电影《唐山大地震》的电影艺术的探究，比较各自主旨的表现异同。

【关键词】《余震》；《唐山大地震》；文学手法与电影艺术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7-0121-03

一、小说《余震》：时空交错叙事手法下对创伤的刻画

小说《余震》从叙事结构的设计来看，是倒叙与插叙结合，回忆与现实两条线索齐头并进。故事发生时间设置在2006年1月6日加拿大多伦多的圣麦克医院，经历唐山大地震的王小灯第三次自杀未遂，抢救后在亨利医生的催眠治疗下，一点一点释怀心中的悲痛，渐渐稀释深藏在内心多年的痛苦。随后，小说的叙述角度发生了转变，时间回到1976年7月24日的唐山市丰南县，转而开始讲述一户唐山普通居民在地震灾难前后的故事。在接下来的叙述里，小说的地点不断转换，30年时间，在多伦多、唐山和上海切换的场景中，运用蒙太奇的叙事结构，以两条同等重要但时间有分别的叙述路线交替推进，展开了叙事。

故事的一条线索发生在加拿大的多伦多，生活在此的王小灯一家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她自己长期患有失眠症和头痛，这种精神疾病的困扰使她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与女儿的矛盾争执和与丈夫的常年分居也使得她的家庭濒临绝境——承受着种种压力和打击的王小灯多次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故事的另一条线索则追溯到了30年前的唐山，讲述的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唐山大地震发生前后，唐山居民方师傅与他的妻子李元妮，和他们的龙凤胎儿女方登、方达一家的悲欢离合。

作者在交替叙述中，在时间地点的不断变化中，使小说外在张力得以最大化。我们可以看出，王小灯的病症，其实是她经历地震所带来的后遗症：除了间歇性的头疼之外，她病态的感情处理方式，也是地震所带来的后遗症——她越是想把一切都抓在手里，却往往失去得越多。而这种双线并行叙事结构所具有的宏大的视野和跨越东西的叙事方式，增强了情节的发散性和延展性，使得故事的主题在时空的变换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余震》在不遗余力地塑造主要人物王小灯时所采用的多角度深刻传神的笔法。举例而言，在地震后逐渐苏醒的方登（王小灯）意识到自己被母亲所抛弃的事实时，小说做了如此的一番描写——“她撕扯起自己最为心爱的书包，书包带很结实，小女孩撕不开。小女孩就弯下来咬。女孩的牙齿利如小兽，经纬交织的布片在女孩的牙齿之间发出凄凉的呻吟。布带断了，女孩将书包团在手里，像扔皮球一样狠命地扔了出去。”作者并没有直接用一系列形容词来表达爬出废墟的方登此时内心的痛苦和绝望，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动作与神态描写就将一个小女孩彼时彼刻那种撕心裂肺的苦楚刻画得淋漓尽致。此外，13岁遭到养父猥亵后离家的小灯，是用一把锋利的水果刀将纸条钉在了卧室的门上；包括无数次出现在小灯的梦境里的一扇扇无法推开的窗户……正是这些精彩的细节描写，在冥冥之中昭示着小灯已经备受摧残与扭曲的心灵和难以抚平的创伤，正如张翎在序言里说到的，经历过地震的小灯，即使当时的伤口已经看似痊愈，但持续不断的“余震”却使得她“再也没有能力去正常地拥有一切正常的感情。”

小说中的主人公并不是方登一个，《余震》也成功塑造了李元妮这一独具时代风貌的女性形象——她除了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之外，更是一个鲜明的具有独特内涵的女性，在大地震发生之前，其超前于时代的装束，彰显其现代女性特有的美丽与张扬；在地震后，她又是第一批“站起来”的人，为了照顾儿子，辞职开裁缝店。她坚忍地活在痛苦者中央，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张翎笔下的李元妮，用新时代女性特有的自信坚强点亮了灾难后的阴霾，洋溢着生命的圣洁与包容，浑身上下散发着浓郁的人性。

小说里李元妮和王小灯，代表着千千万万灾难亲历者的生命轨迹，一种像李元妮一样，在经历过地震的痛苦后，其之前隐藏的人性光辉在阴霾下大放异彩；另一种则像王小灯一样，在体味了灾难的残酷后，心灵上的余震绵延不息，使得她渐渐用特殊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将自己保护在“茧壳”中，很难从阴霾走出去。小说的结尾是开放式的，隔了32年，李元妮站在阳台上探出身子问：“闺女，你找谁？”王小灯此时终于驱散了心中萦绕多年的阴霾，“只觉得脸上有些麻痒，就拿手去抓。过了一会儿才明白，那是眼泪。”

此后，作者并非继续把篇章留给小灯与家人团结的场景，而是将地点再次拉回故事开始的地方——多伦多。主治医生亨利被评选为“年度医生”后收到小灯发自中国的传真，得知王小灯推开了心灵深处的那扇窗，成功迈出了通往光明的第一步。故事至此戛然而止，略显突如其来的结尾含蓄委婉，如国画留白一样意味深长，把想象空间留给读者，达到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理想效果。可以说，张翎在接触素材、分析素材并进行创作时，特有的华裔身份所带来了视角的不同，使得作品具有极为开阔的视野，并开拓了更大的思考空间。

二、电影《唐山大地震》：常规线性叙事下对亲情主题的呼唤

与《余震》的变换着的时间顺序相比，电影《唐山大地震》在叙事上采用了常规的线性叙事手法，以时间变化为线索，在紧扣住“唐山大地震”这一重要事件的同时，在叙事上秉承凝练与节制的原则。电影中按照震前、震中到震后的顺序展开叙事，使得整体结构紧凑而清晰。

震前，李元妮一家人生活温馨和睦，其幸福在电影中以诸多片段的着重点染而突出。李元妮和孩子打开方师傅带回的电风扇，享受着夏日的凉风，眼神里溢出满足的幸福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影片开篇时努力营造的平静幸福与地震发生后的妻离子散、阴阳两隔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内在情绪由明媚急转而下，霎时寒冬，在感情上构造出巨大波澜。

与小说相比，电影借助特有的表现优势，在地震场面上取得了小说难以企及的效果。电影用裂开的大地、下落的砾石、被砸得血肉模糊的难民、废墟中随着雨水流出的血液等及其血腥但真实的镜头，营造出足以让观众因震惊而沉寂的场面。相比之下，小说对地震的还原虽仅仅依靠以小登的灾难亲历者视角还原“属于小登的灾难”，画面感与表达效果较电影稍逊，但其丰富的感官描写作为第一视角增强了对灾难描写的真实感。不同于电影全景式的视觉冲击，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在思维上与小登合二为一。

电影对小说的改编集中体现在地震后小登的故事。活下来的小登被正直善良的解放军夫妇收养，在理解和关爱中长大。经历过大地震的小灯虽然曾一度认为自己遭受了亲情的背叛，但养父对她体贴入微的关爱让她对以后的人生充满爱与温情。面对自己独自抚养长大的女儿点点，王小灯并非如同原著中那般严厉苛刻，反而是用一种近乎溺爱、小心翼翼的柔情来呵护女儿的成长；面对抚养自己、爱护自己的养父，成熟后的王小灯则体现出了一种为人子女应尽甚至更多的关爱和孝敬，凸显出了一幅父慈女孝的温情画面。而影片中的这种改动，更像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彰显着亲情的强大治愈力，与影片所要表达出的“用亲情治愈创伤”主题相互呼应。

由于电影的时间限制，在人物塑造上不能做到面面俱全，但我们不难发现电影中不经意的细节和场景同样使得人物形象自然而丰满。当压在水泥板下的小登听到妈妈说“救弟弟”时，电影通过特写镜头——被压在废墟里的小登满是灰尘的脸上浮现出两道由泪晕开的痕迹，小登叫了妈妈，却无济于事。影片中小登流泪的特写镜头长达3秒，故意留时间让观众观察小登、理解小登。昏暗的光线下，污浊的脸与浑浊的泪，配合演员耳语一般的“妈妈”，瞬间唤起观众对小登的同情和理解，进一步丰满了人物形象，使后来小登不原谅李元妮更加有情可原。

而与小说中的李元妮相比，电影中的李元妮性格内涵大有不同。地震之后，李元妮拒绝与儿子分开，独自抚养儿子不愿接受婆婆过多帮助，帮他规划未来的人生；在祭祀烧纸钱的时候喃喃念叨着死去的丈夫方师傅和方登，告诉他们回家的路；担心丈夫和女儿亡魂找不到家而屡次拒绝儿子搬家的建议；一家三口终于团聚时李元妮跪在地上对王小灯声泪俱下的忏悔……与原著不同的是，影片中的李元妮不再是那个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张扬而独立的新女性形象，而是同全天下所有普通母亲一样，平凡朴素却又坚韧善良。经历地震的她的确重新站了起来，却不显得那样突兀，反而如同一棵历经风雨摧残却终能存活的瘦弱植株，在无声之中将温情与善意播撒在废墟之上。

三、人性深处的痛与暖：小说与电影表现主旨的异同

《余震》是张翎创作于2006年的中篇小说，从未对地震有过真切感受的张翎在2006年7月28日候机时看到一本《唐山大地震亲历记》，这本书给她带来了极大的心灵震撼——而那一天，正是唐山大地震30周年纪念日。在考察了大量的资料后，她用仅仅五个星期的时间写下了小说《余震》。张翎认为，“天灾带给建筑物乃至地貌的摧毁和改变，终究会渐渐平复，而天灾在孩子们的心灵上刮擦出的血，也许会在时间的严密包裹之下，暗暗地渗流得更久，更久。”她曾说，“余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灵的余震”。对于个人而言，在灾难中存活下来是一种幸运，但灾难所带来的后遗症，不仅仅是难后的生存问题，也更是如何摆脱心灵枷锁，再次站起来的问题。

2010年，冯小刚将这部小说改编成的电影《唐山大地震》搬上了银幕，电影直面无情的灾难和痛心的事实，给观众带来了沉痛的视觉冲击。改编后的故事情节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电影并没有在灾难的形式感上作过多的文章，核心情节也并没有改变，主旨也同样在关注孩子的心灵创伤，关注于人性的扭曲、心灵的复苏，和地震后人们从废墟中站起来的温馨，但侧重点却各有不同。

张翎在接受采访时，对《余震》这部小说的诠释是“痛”，她在《余震》后记中这样写道：“回忆到这里戛然而止，那些孩子们的后来只是被一些简单的句子所概括：‘成为企业的技术骨干；以优异成绩考入大学；建立了幸福的家庭，可是我偏偏不肯接受这样肤浅的安慰，我固执地认为一定还有一些东西，一些关于地震之后的后来。”“痛”是小说《余震》的核心主题，在地震后，心灵的余震不会因创口的愈合而抚平，相反，它是小灯在之后30余年所有痛苦与扭曲的来源，就如同树枝末端的叶片，树枝的轻微摇晃就会带来叶子巨大的震颤。它是生长在那些看似已经愈合的伤口下的刺，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就可能被再次牵引出令人心惊的疼痛——在这三十多年里，灾难经历者又将面对诸多由灾难引发的灾难，像余震一样绵延不息，痛苦不止。

而导演冯小刚在电影《唐山大地震》中所宣扬的则是“暖”，主要体现在影片对于原著的改动方面。幸免于难的小灯并没有被普通家庭收养，而是被正直的、慈爱的、善良的解放军王德清夫妇收养，在关爱中长大的她未曾受到养父的欺辱，虽经历痛苦，但最后嫁给爱自己的亚力山大，与自己的女儿点点相处很融洽；小灯的弟弟方达虽没有考上大学，但通过自己的奋斗终于事业有成；包括后来小灯自电视新闻上得知汶川地震，毅然决定回国奔赴灾区作志愿者……影片结尾处并没有采取原著中开放式的结局而是直接在小灯与李元妮母女相见时的悔恨、愧疚、理解与解脱的泪水中以一种大团圆式的结局作为收尾。由于电影需迎合和照顾以普通市民为主体的群众的审美心理，因而在主旨方面更倾向于用“亲情”来治愈“疼痛”，并将原作小说中较为阴郁的色彩变得明朗起来，体现出一种更为温馨而动人的意识形态。

被惊扰的水面终究会恢复平静，再刻骨铭心的伤痛也终究会被时间和亲情冲淡，但是每个人走出来的方式是不同的。就像电影《唐山大地震》宣传文案所言：“23秒，32年”——也许倒下去只需要短暂的二十三秒，但是想要站起来却需要漫长的三十二年。无论是小说《余震》还是电影《唐山大地震》，都以深入人心的情节笔触与叙事场景震撼着每一位读者与观众的内心。面对天灾人祸，伤痛之后我们又该如何重新站立起来，小说与电影为我们展现出了殊途同归的两条道路——小说里的自我恢复和电影中的亲情治愈，就像作者张翎在阐述小说时所说：“天灾来临的时候，人是彼此相容的，因为天灾平等地击倒了每一个人。人们倒下去的方式，都是大同小异的。天灾过去之后，每一人站起来的方式，却是千姿百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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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古大勇.从《余震》的“疼痛”到《唐山大地震》的“温暖”[J].电影文学，2011（11）.

[6]李思.论张翎小说中的宿命意识——以为例[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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