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6日，在忙碌一天后上网，看到了于光远先生已然过世的消息。大约在2000年前后，虽说他还是那样乐呵呵的，但我已能感觉他在老去，行动也愈发不利索，他却告诉我说，还有许多写作计划要完成，我就再没有去打扰过他。

我如今已记不清是哪位友人告诉我，于先生在与人交谈时曾询问过“王凡是何方人士”。

我于上世纪70年代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劳动时，初学政治经济学的读本之一，就是他和苏星主编的 《政治经济学》，故而久仰中共党内知名学者于光远前辈的大名，一直期待有朝一日能登门拜访。听友人如是说，我条件反射般地意识到，这真是个求见于先生的好机会。遂问这位与于先生熟识的友人，可否带个话，说晚辈王凡希望登门拜谒。不想友人很快就回话，说于先生表示愿意和我见面，我可以直接和于先生通话约定见面时间。

到于光远先生寓所拜望那天，我刚刚自报完家门，于先生就说：“噢，你就是王凡，你的文章我读过，我还写了一篇读后感呢。”“是那篇涉及基本粒子问题的吗？”由于我只看到了于先生在毛泽东寓所谈辩证法和基本粒子问题的追忆，故而这样问道。

“不是，是关于田家英的。我最近写了一篇回忆田家英的文章，因为对田家英自杀前后的细节一无所知，所以文中不曾言及，亦由此在 《新华文摘》上看到你那篇文章后，便很有兴趣地读了。凭我对田家英的了解和‘文革初期的亲身体会，觉得你的叙述是可信的，同时引起了我对一些相关事情的联想和思索，故而又写了一篇读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