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燕吉

1958年初，在“扩大反右战果”时，我被补划为“右派分子”，判刑六年，附加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我走出高墻已是1969年末了，没人敢收留我，我唯一求生的出路是嫁人。哥哥周苓仲辗转托人介绍，把我嫁给了一字不识、长我十岁、还有个儿子的魏兆庆，我戏称他为老头子。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1979年，党中央为右派平反。

我复职之初，有人怀疑我和老头子的婚姻不能继续，还有同情我的好心人劝我给老头子一些钱，让他另娶个老婆离婚算了。待到我申请调回南京时，连我畜牧兽医站的领导也说，魏兆庆不同意，他们是不能替我呈报调动申请的。老头子知道后，特地到站上表态，将他能说会道的本事展示了一番。

回来后他又对我吹嘘一番：“为这事，给我出谋划策的人可多了。我遇事一向都自己思考，用不着请教别人。”我看他自以为是的样子，便问他怎么分析的。他说：“第一，你没有娃，将来就得指望我的娃给你养老。”看我没表态，他接着说：“第二，你年纪也不小了，不会想去另找老汉了！”看我还没反驳，他更自信了：“第三，你已经过时了，‘兴不动人了。你想另外找个人，人家还看不上你。”

陕西人所谓的“兴”不动是说没有魅力了。我不由得又好气又好笑，回敬他说：“你分析的这三条都是屁话。我指望你的娃养老？你能不能指望得上还不一定。还说我‘兴不动人，我马上去‘兴一个，保证比你强。主要的你都没分析出来，我就不是那种不讲信用、不讲道德的人！”

我对于婚姻的态度还是严肃的，即使没有爱情，婚姻也是一个契约。我们十来年都和平共处，不能因为我现在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提高了，就和平共处不了了。再者，这老头子已老，我有义务养活他。

我们并不像一般的夫妇那样共同生活，而是各按各的生活方式活着，就像房东与房客般。在陕西，他是房东，我是房客；在南京，我成了房东，他是房客。

老头子是1982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因为户口“农转非”而迁到南京的。只因他已过60岁，不能给他安排工作，他便在我们农科院干临时工。好在这是农业单位，他在这里养过羊、养过猪，还在园林队种过树、栽过花，作为农民，他得心应手。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生活也不再拮据。我带他去过一回北京，他除了认为天安门“收拾得不错”，别的都不以为然。在他脑海中，陕西的关中才是最好的地方。

老头子2006年死于脑梗，享年85岁。那时我也75岁了。

（摘自《我是落花生的女儿》湖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