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一淮等

父亲罗运来离开我们已二十多年了，他去世时才七十出头。如今，我们这些做子女的也大多是六十左右的人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伴随着深深的思念，我们对父亲在世时的言行，也由不太理解到越来越理解、越来越崇敬。原来，我们尽管也知道，他在革命战争年代曾叱咤风云，在建国后的领导岗位上业绩非凡，但在生活中，总觉得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就拿对我们子女的教育来说，也很平常，很难说有什么过人之处，甚至还有些疏漏、简单。可是，现在想想，不仅他的生活不平凡，对子女的教育也不简单，特别是他那言传与身教并举、身教重于言传的特有做法，更是使他身上的一些好品质，像遗传基因一样，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行为举止和人生态度。

勤勤恳恳工作

父亲给我们小时候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没日没夜的忙。文革前，在苏州和徐州地委担任领导工作时，我们总是看到他每天很晚才回家，随身夹着厚厚的文件包。晚饭后，他喜欢点一支香烟，坐在那里沉思一会。烟抽完后，便缓步走进卧室，把文件往书桌上一摊，开始晚间的工作。有时，我们半夜起来解手，还看到他在幽幽的灯光下伏案批阅文件。有一阵子，他常感到肝部疼痛，就用一只手护着肝，一只手写材料、翻文件。后来，党的好干部焦裕禄的优秀事迹传遍全国各地，我们总感到父亲当时的情景与焦裕禄用木棍顶住肝部、忍着剧痛坚持工作的形象有几分相像。

文革后，父亲逐步走上了省委领导工作岗位，那时他已年届花甲，身体也大不如以前了，但他依然没日没夜地忙着。任职省委秘书长时，一面应对“文山会海”，一面处理大量繁杂事务，时常深更半夜才回家。担任省委组织部长时，往往是下班回来一跨进家门，就看到客厅里坐满了人在等他。有汇报工作的，也有反映问题的，还有要求落实政策和职务变动的。等到接待完毕，饭菜已热了多遍。有时，我们会抱怨他对什么人都耐心接待，耗时劳神。他就会批评我们说：“小孩子懂什么！这就是我的工作！”

父亲在省委秘书长和省委组织部长等岗位上十分繁忙，后来到了省政协也依旧整天为政协里里外外的事务操劳着，并时常利用当组织部长的“余热”，为政协机关解决编制、经费、干部调配等问题。别人常说他是“冷板凳热坐、闲差事真干”。1993年2月，为了准备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在寒冬中，他发着低烧，还是坚持在苏南农村搞调研。2月16日，他的身体终于撑不住了，医生把他从常州直接送进省人民医院。住院检查治疗17天后（1993年3月4日），他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再也没有踏进办公室，踏进家门。

父亲勤恳工作，不仅表现在时间上和精力上的超常投入，更是表现于对工作的钻研和开拓。每到一处担任领导，每从事一项新的工作，他总是要深入基层搞实实在在的调查研究，把真实情况搞清楚，把干部群众的心思搞清楚。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徐州地委工作时，恰逢“大办农业”和搞“社教”，他长年累月在农村蹲点、走村住户。有时回家，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身上裹着一件黄色军大衣，乘着一辆黄色帆布顶的吉普车，急匆匆地来，急匆匆地走。父亲对农村工作很用心，很善于在基层交朋友、抓典型、树样板，以此推动面上的工作。在苏州地委工作时，他树立了江阴华西村及支部书记吴仁宝、常熟蒋巷村及支部书记常德盛、吴江“泥腿子”水稻专家陈永康等一大批先进典型。这些典型，在当时乃至现在，都产生了极大的正面影响。

由于父亲工作扎实深入，又勤于钻研，善于在实践中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因而工作往往显得不一般，具有开拓性。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在苏州地区抓农业工作，大搞高产良田和多种经营，使苏州在江苏最早走出“三年困难”，深得省委器重。苏州形势好转后，省委在1964年初，就把他调往农村经济仍陷于困境之中的徐州地区工作。他一到徐州，经过深入调研和精心谋划，及时展开了“三基建设”（农田基本建设、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基干民兵建设）等，很快就打开了徐州的工作局面，改变了徐州地区的面貌。当时，徐州的干部群众十分兴奋地说：“罗运来到徐州地委当书记，徐州就‘罗来运转了。”1978年，父亲被再次调往在全省、全国都颇有影响的苏州工作。当时正处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他坚决贯彻当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大胆改革创新，推动乡镇工业加快发展和农村副业生产全面兴起，促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苏南模式”亮丽登场。1983年2月，邓小平视察苏州，亲眼目睹了苏州的发展变化与成功实践，回到北京后，他高兴地对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说：“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1984年，他在中顾委的会议上，再次以苏州为例，充满信心地说道：“这样发展下去，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的信心增加了。”

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少顾及家庭生活，也很少与我们子女亲密接触。我们常对住在同一个干部大院的小伙伴们很羡慕，认为他们的家长又会工作又会生活、又会当领导又会疼爱子女。我们有时会有点不满地对父亲说：“你为啥把工作看得这么重，把自己搞得这么累？抽空带我们出去玩玩吧！”遇到这种情况，父亲就会板起脸来对我们说：“你们现在还小，不懂事，到大了就知道了。人的一生只有干好事业才会充实，而要干好事业，是不能偷懒的。”有时，他还会说：“我不太聪明，你们也不太聪明，但‘勤能补拙、‘笨鸟先飞，要想多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只有靠勤奋刻苦啦！”“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难怪“不太聪明”的父亲，在他去世后，被人赞为“运来立地生根鼎调党内外，功勋登凌阁千古；君乃擎天巨擘泽润楚徐苏，声誉满大江南北”（此为省政协老秘书长吴镕所撰挽联）。

父亲一本正经教育我们的次数很少，更不讲什么空洞的大道理，我们常常能从他平淡无华的只言片语中，悟出很多深刻的道理。这种以自身经历和切身感受提炼出的言传，是一般的说教难以比拟的。特别是他终生身体力行的勤奋刻苦的精神、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工作开拓务实的精神，都深深地感染了我们，哺育了我们。他无声的“身教”，默默地引领着我们义无反顾地行走在人生的征途上。

孜孜不倦学习

父亲的学历很低，充其量是小学毕业，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江苏的政界乃至理论界、文化界、新闻界等各个方面，人们都普遍认为他文化理论水平很高。很多人认为他是大学毕业，有人还称他为“专家型领导”。对此，我们当初也不是很理解。因为我们知道父亲其实小学尚未完全毕业，就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去了。平时在我们的眼中，他也是一副“土包子”模样，母亲还常数落他是个邋遢人。后来，我们常听人夸父亲有水平、有能力。江渭清、惠浴宇、刘顺元等老领导见到我们也会说：“你老爸可是个有本事、有学问的人啊！你们要好好向他学习。”再后来，我们陆续见到父亲在《红旗》杂志、《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才逐渐感觉到父亲有较高的文化理论水平。当母亲再数落父亲时，我们常常以“人不可貌相”、“大智若愚”等话相劝。到了成年以后，我们才真正明白，父亲出身贫寒、上学很少，之所以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那完全是因为他一辈子都在孜孜不倦地学习。

父亲在灰墩高小读书时就很用功，老师常把他抒写立志报国情怀的作文，作为范文讲解。抗战时，他中断学业，参加了涟水县抗日同盟会巡回宣传队，对抗日救国的理论思想，一边刻苦学习，一边热情宣传。后来在担任涟水县武装总队队长时，总是利用行军作战的空隙，手不释卷地看书学习。

父亲作为一个有着独特经历和个性的人，他的学习也很有特点，主要表现为：

（一）忙里偷闲。父亲的一生都在忙忙碌碌中度过，按理说，专门用于学习的时间是很少的，但他总是能忙里偷闲挤出时间来学。他平常在家工作之余，不是读书就是看报，或者写作。文革中，他被关进了“牛棚”，整天写检查、受批斗。我们偶尔获准去看望他时，他总是开出一长串书单，要我们设法找来给他读。有时我们去探望他，“专案组”的人不让见，我们很担心他的身体状况。“专案组”的人就把他写的读书笔记给我们看，煞有其事地对我们说：“他的身体好得很，要不能看这么多的书，写这么多笔记？”有一个姓刘的负责人还颇有感慨地说：“没想到徐州的头号走资派，到这个份上了，还能看得下这许多书！”

（二）结合工作。父亲本着学以致用、用以促学的态度，把学习与工作结合得非常紧，有时几乎将两者融为一体，分不清哪是单纯的学习，哪是单纯的工作。他常对我们说：“你们一定要干一行、学一行、钻一行，要把工作也看作是一种学习，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他在从事苏北区党委和淮阴地委组织工作期间，一直如饥似渴地学习组织工作业务知识、党建理论、中共党史等，还发表了许多学习心得和理论文章。这就使得他的组织工作很出彩，受到广泛的赞扬。（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时隔三十多年，中央和省委在选拔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人选时，首先就想到了他。）五十年代中期，他从组织部门转任地区农业方面的领导，便又紧密结合实际工作，一头扎进了农业知识方面的学习中，而且钻得很深。很快人们又把他看成了农业专家。文革中，家中的许多书都被抄走了，剩下的大多是农业方面的书，包括农艺学、土壤学、种植学等，还有一本专门讲养鸡方面的书。那时我们住的平民大院里每家都养鸡。我们依照这本书进行“科学养鸡”，包括给小鸡夜里照灯泡，白天合理搭配饲料喂养。结果整个院子就数我们家的鸡养得又肥又大，下蛋也最多。

（三）专博并举。为了适应工作需要，父亲总是广泛地涉猎各种知识领域。他常自称自己是个杂家、万金油，但在其他人看来，他在一些专业领域也是很有造诣的。农业、党建等方面自不必说，就连新闻界，人们也往往把他引为同道。文革前，他在淮阴、苏州、徐州等地工作时，写下了大量生动活泼、深入浅出的新闻稿件，有的被新闻单位作为范文讲习，有的被编入初中辅助教材。有人称他是“书记记者”，有人说他是“双高”干部（工作高效、写作高产）。但父亲常感叹自己没有成为“两家”（专家、作家），似乎心有不甘，希望我们多搞些专业。当苏淮考上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通讯工程博士时（妻子佳明也是同班博士），他高兴地说：“罗家终于出了一个专家了。”一民在南大毕业分配时，面临着去机关还是留高校的选择，他坚决主张留校。苏侠的丈夫培强是日语专业的高材生，父亲一直鼓励他不要丢了专业。一淮和一民的妻子都是医科大学的教授，父亲常由衷地赞叹：“当大学老师最好！”

（四）面向群众。父亲在世时，除了自己以身作则，深入群众，向各行各业群众学习，还常教导我们，不要看不起群众，不要自以为是，群众中的能人很多，可以学到许多学校学不到的东西。他常说：“‘人在人前闯，刀在石上磨，你们要善于在群众和实践中摸爬滚打。”他常结合自身的经历为我们讲如何向群众学习的道理。他说：“我十几岁参加抗战，开始也不会打仗，还是‘安青帮（涟水的道会门组织、属于“统战”对象）当过兵的一个小兄弟，教给了我很多打仗的本领。”多年搞农业工作更是如此，小到春耕秋种，大到农田水利建设，大都是向农民群众和农村基层干部学来的。他认为，做领导工作更离不开向群众学习，有时工作思路打不开或遇到难题解决不了，光开会没有用，翻书本也没用，只要到基层去听听群众的意见，就会豁然开朗。他的这些观点大多是自己的经验之谈，从中可以看出他之所以既能干得好又能学得好的原由。

（五）讨教专家。父亲对各行各业的专家，往往特别尊重。他虽然是一个“土八路”，但和科学界、文艺界、理论界等方面的专家，都能谈得来，相处融洽。他常对我们说：“专家是一辈子专攻一门学问的大家，从专家那里获取一瓢水，就可以变为自己的一缸水。”实际上，他在长期向专家讨教的过程中，自己也成了半个专家。他与农业学家卢良恕（曾任国家农科院院长）、水稻“土专家”陈永康、马列主义理论家胡福明、知名作家吴强（《红日》作者）、党外知识分子吴贻芳等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和深厚的友谊。

父亲在学习方面的言传身教，对我们的健康成长帮助很大。文革中，盛行“读书无用论”，学校搞“停课闹革命”，我们的家庭又受到严重冲击，我们对前途很迷惘，根本无法专心学习。这时，父亲就会开导我们说：“你们千万要记住两句话，一句是‘艺多不压人，多学点知识和技能，将来总是有用的；一句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你们现在不好好学习读书，将来一定会后悔的。”在他的开导下，特别是在他孜孜不倦刻苦学习的引领下，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在无法完整读完小学、初中、高中的动乱年代，主要靠自学，在掌握工作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为后来考进各类高等教育机构（包括成人高校）打下基础。现在看来，这些学习成就微不足道，但在那时的时代背景和家庭境遇中，要是没有父亲在学习方面的言传身教，我们肯定连这些也做不到。

朴朴素素生活

生活朴素是父亲被人公认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亮点。父亲的家庭有“三多”：一是需要赡养的老人多（父亲、母亲各自的老人），二是需要抚养的子女多（与母亲徐华生育六个子女），三是需要接济的穷亲戚多（“七大姑、八大姨”大多在农村，生活困难）。父亲在文革前的月工资是180元，每个月都不够花。母亲去财务科领工资时，总是避着人，一面领工资，一面打借条。父亲对吃穿很不讲究，但必须保证每月抽三条香烟。为了节省开支，他好坏搭配。一种是“牡丹”牌，四块二一条；一种是“大前门”牌，三块六一条；一种是“飞马”牌，两块九一条。有时他拿到稿费，偶尔也会买一条“大中华”，那时就会显得很高兴。而当时与他同级别的干部，几乎都是抽“中华”牌的。后来，在文革中，家庭生活更困难了，他只能抽一毛几一包的“丽华”牌和“大运河”牌香烟，喝的酒则是“八五老白干”（八毛五分一瓶的徐州地产白干酒）。父亲之所以能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一方面与他出身贫寒、参加工作后家庭负担重有关，更重要的是与他的人生态度或者说价值观有关。他认为，事业有成的人，大多是艰苦朴素的人，一味追求享受的人，大多是没有出息的人。在父亲的影响下，当然也包括因家庭生活条件的限制，我们几个子女的生活也很朴素。记得我们小时候，身上的衣服总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而且是大的穿不下了，传给小的穿，脚上的“解放鞋”常常被脚趾顶出了洞。小林常因在冬天穿不暖，脸上和手上都被冻出了冻疮。一民后来在工厂当工人，有一次他拆洗枕头套时，发现里面居然不是棉花，而是一件七八岁时穿的破破烂烂的小棉袄，这样的枕头居然被我们枕了十多年。无论是在徐州，还是在苏州，我们在地委干部家属大院里，穿戴都是最寒酸的，更不用说有什么昂贵的玩具和学习用具了。因此，无论是外表还是气质，总显得与其他干部子女不一样，别人也常常说我们不像“高干子女”。其实，我们对这些看似褒扬的话，往往感到有点无奈和不甘。那时，我们也时常会与同院的小伙伴攀比，并向父亲倒苦水，父亲总是笑笑说：“要向平民子女看齐，不要搞特殊化。”

父亲把我们培育得不像“高干子女”，他就更不像一个“高干”了。他当地委书记时，长年累月跑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自己的言行举止也很像农民。后来成为全国先进党支部书记的常熟蒋巷村老书记常德盛，至今还记得四十多年前的一天，他在村里的高产试验田忙乎时，看到一个农民模样的人，沿着河边田埂缓缓走来，与他一见面就探讨单季稻好还是双季稻好。后来，他才知道这位“农民”模样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苏州地委书记，而且没几天就领着全地区的农村领导干部来开现场推广会。八十年代初，父亲与省委书记沈达人去日本考察，显得很“土”。达人书记至今还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你父亲当时不会打领带，是我帮他打的。他的西装上还被香烟烧了好几个洞。”

父亲在世时，常对我们说：“人的一生吃点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事无成。”他常要我们力戒干部子女常有的“骄、娇”二气，在艰难困苦中成人成才。当一淮到条件艰苦的农村插队时，他说：“不要怕，我们都是从农村来的，农村的苦吃过了，今后什么样的苦都不在话下了。”当一民十六岁就去一个集体性质的小厂当翻砂工时，母亲很担忧，但父亲却很高兴地说：“你们兄弟姊妹几个终于有一个拿工资了，为国为家都可以作贡献。”

父亲一辈子对革命工作兢兢业业、精益求精，有着很高的事业追求，但对生活和享受的要求却很低。他辛苦操劳了一辈子，艰苦奋斗了一辈子。正当他即将卸去领导职务可以享受天伦之乐时，也正当我们这几个子女都成家立业、家庭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时。他本可以像其他离退休老同志那样，过上安逸舒适的日子，可是万恶的病魔却夺走了他的生命，剥夺了他本该好好享受的幸福晚年。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结局，也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

庄子曾说过：“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父亲当了这么大的干部，还是一身土气，当时我们也有点不解甚至不满。可是现在想想，正是这一身土气，体现了他艰苦朴素的本色和安贫乐道的思想境界。也正是这一身土气，使我们吃苦耐劳、朴素无华的家教门风得以持续飘香，使我们有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精神宝藏。

正正派派做人

凡是熟悉了解父亲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厚道人、正派人。父亲在为人处世方面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重感情、讲原则、处事公、待人实、严律己、重操守。

父亲长期从事领导工作，经历了许多政治运动、政治风波。在政治生活的风风雨雨中，他虽也有困惑、有曲折，但他总是尽量做到不跟风、不盲从，不害人、不丧德。建国初期，他担任淮阴地委整党团团长，他坚持“整党不整人”，使一些党内同志免遭无谓的斗争和打击。搞农业合作化期间，沭阳县农民“闹退社”，并酿成群体性事件。他没有简单地按上级要求去抓人，而是耐心妥善地化解矛盾。大跃进时期，他顶住各种压力，大大调低了淮阴地区向上报的粮食产量，使当地人民避免了更大的损害。文革前夕，他敏锐地感到一场政治动荡将来临，常忧心忡忡地对母亲说：“刚吃了几天饱饭，又要折腾了。”文革期间，他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下，尽管不断地写检查，承认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但从来不承认“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现行反革命”等带有根本性的诬陷之词。面对种种逼供信，他不会违心地对他人搞揭发批判。有时，外地造反派来搞“外调”，要他证明一些老领导、老同事是叛徒、特务等，他绝不落井下石、无中生有。文革后，他与同是涟水籍的老革命李干成（曾任上海市副市长）等重逢时，都很感谢对方在文革中没有“出卖”自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担任省委秘书长，正是省委领导班子内部矛盾很尖锐的时候。处于矛盾漩涡中的他，讲原则、重团结，明是非、善协调，获得了各方的好评。他则戏称自己是一个讲原则的“泥瓦匠”。

父亲常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我们说，领导干部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品德最重要，因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说，当年的省委领导彭冲与许家屯对比起来看，彭的德大于才，许的才大于德，而最受干部群众拥护的还是彭。因为彭能以德服人，并能团结人。有鉴于此，父亲在当省委组织部长时，特别注重选拔品质优秀的干部。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在品行上做表率。当时他所担负的工作，主要是干部新老交替、落实政策、清理“三种人”、机构改革、整党整风等，都是涉及到各方切身利益的，他努力做到一碗水端平，公道正派、赏罚分明，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父亲乐于关心帮助人，涉及到落实干部、知识分子政策等，属于他的职责范畴，不遗余力自不必说。就连在我们看来是完全不相干的人找到他，请他帮助解决家庭困难、子女就业、老人就医、夫妻分居、军人转业等具体问题，他也是满腔热心、乐此不疲。就是到现在，还有许多人会感动地对我们说：你父亲真是个好人，当年多亏他帮我解决了问题。可是对于自己的子女，他却不会利用职权为他们谋福利。一民在南大工作时，曾有一次出国留学的机会，但碍于“高干子女”的身份，迟迟不得批准，想让他向有关方面打个招呼，他就是不答应，以致没有去成。小林在地方事业单位、苏侠在地方国有企业工作，如今仍是普通的职员，小青和丈夫直至退休还是工人身份。省委组织部长的孩子如此这般，在外人看来简直难以置信。

父亲的事业心、责任感很重，但对个人的名和利却看得很轻。六十年代当地委书记时，组织上曾考虑比照同等资历的干部，给他定行政级别十级，但他主动辞让，只定了十一级。当时地委领导，每家住一幢上下层的小楼，他却只要上半层，把下半层让给了一位不够级别的老同志。文革后期，许多老干部官复原职，他却从堂堂的地委书记变为江苏省农科院副院长。许多人为他打抱不平，他却淡淡地说道：“官大官小无所谓，只要有事干就行了。”后来，当省委组织部长时，为了推动干部的新老交替，他主动申请退出“一线”，力荐当时只有四十多岁的顾浩当部长，并按自己所说的那样去做：不仅扶上马，还要推一把。这对当时的领导班子建设，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他开始到省政协工作，省委要他以副职的身份主持工作，他毫不计较。后来又派孙颔来当“一把手”。在换届时，思想认识不统一，他靠自己的威望做了大量思想工作，确保了换届工作顺利进行。孙颔原来是他在省农科院时的部下，他照样积极支持配合孙颔工作。许多政协的老同志都深有感触地说：“以罗老这样的资历和水平，能这样对待孙主席，可不是一般的风格啊！”

父亲一生淡泊名利、公道正派，赢得了江苏干部群众的由衷尊重。记得在他的追悼会上，除了组织上对他一生极高的评价和亲朋好友的不尽哀思外，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殡仪馆内外挤满了重重叠叠的人群。许多人并没有正式接到通知，是自发赶来的。馆内工作人员说，这是建馆以来参加追悼会人数最多的一次。殡仪馆大厅内悬挂的一副特大挽联，更是他一生高尚品格和非凡经历的真实写照：“十六参军献身革命，江苏大地留功业；一片丹心服务人民，中华青史永彪炳。”

父亲逝世二十多年来，我们对他的工作、学习、生活、为人，有着越来越深的感悟，也越来越感念父亲对我们的言传身教。父亲在世时，看似没有对我们刻意哺育、栽培，但我们却从他身上获取了无穷的营养和能量。父亲去世时，几乎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物质遗产，我们没有分到一分钱，拿到一件物品，但他却给我们留下了一笔无比丰富的精神财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仍念念在兹的“勤勤恳恳工作、孜孜不倦学习、朴朴素素生活、正正派派做人”。这笔特别财富，使我们获益终生、受用终生，直至子子孙孙！

（责任编辑：顾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