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晓?

摘 要：著名的照片“饥饿的苏丹”曾引起社会关于记者新闻道德的大讨论，而其背后所反映的记者的职业责任和记者作为“社会人”的社会道德之间的矛盾也在各种新闻事件中屡见不鲜。对待这种由于社会角色的多样性和角色与角色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行为模式的不一致带来的伦理困境，有必要寻求一个两者平衡的“度”。而自媒体发展后出现的“全民记者”现象也使得这种新闻专业领域的矛盾开始随之出现普遍化和“去专业化”趋势，新形势下，处理“拍照还是救援”的矛盾的方法，在拍摄技术日新月异、拍摄过程日益便捷的当下，有着重要的社会伦理意义。

关键词：新闻伦理困境；记者道德；公民记者

中图分类号：G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6-0035-02

一、“饥饿的苏丹”和“雨中摔跤”——矛盾的提出

“饥饿的苏丹”是由南非摄影家凯文·卡特1993年在苏丹拍摄经典的照片：一个赤身裸体、骨瘦如柴的苏丹小女孩痛苦的匍匐在地上，不远处一只秃鹰正虎视眈眈的看着她，等待着即将到口的猎物。照片触目惊心，也成功赢得了1994年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然而，“当这一令人心碎的瞬间被摄下时，另一悲剧随之发生”[1]——拍摄者卡特在获得普利策奖两个月后自杀身亡。而从照片公开到作者自杀，整件事情不断引爆着社会关于记者伦理困境的讨论。二十年之后的中国，2015年5月份，一组记者抓拍骑车人雨中摔跤的照片同样引发了轩然大波。厦门《东南晚报》发表了一系列骑车人雨中摔倒的连续动作照片，引起了社会对于该记者行为的广泛争议，人们纷纷指责他太过冷漠，明知有水坑却不提醒，反而冷眼旁观路人摔倒，拍照记录，甚至公开到报纸上。一时间，记者及新闻伦理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而不同国家、相隔二十年的两件事，其实暴露都是同样的新闻伦理问题——记者的职业责任和记者的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

二、记者的职业职责与道德边界——矛盾的存在

这两件事之所以长期为人们所争议不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本身就代表着一个新闻领域长期以来沉重却又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记者的职业职责和道德边界问题，换言之也就是记者的职业责任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冲突。

生活在社会中，我们每个人都扮演者不止一个社会角色，“角色与角色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行为模式并非完全一致，这种不一致可能导致角色承担者自身内部发生冲突。[2]”记者的职责就是深入到一线获得一手资料，为民众带来准确、及时、客观、全面的社会生活资料报道，这些都是记者这一职业赋予他们的神圣职责和使命。但很多时候，正是“准确、及时、全面、客观”的要求，使得记者在面临很多问题和情境时不能够作为普通的个体去参与其中，甚至面对伤痛、生命的逝去等都要为了真实记录而“冷眼旁观”无法施以援手。面对突发事件，尤其是灾难性新闻，记者必须迅速做出反应：到底是坚持难得的拍摄、采访机会，还是先履行自己作为普通人的职责。

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曾提到“干预就无法记录，记录就无法干预”[3]。的确，摄影和新闻的特殊性就在于其记录的真实性，而干预则是对这一特质的直接破坏。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悖论：记者要履行职业责任就必须保持绝对的中立和独立，不能干预；而记者作为人，道德又要求其不能对一些事情视而不见。

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职业责任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冲突长久存在且难以避免。

三、寻求平衡——矛盾的分析

在新闻伦理困境的抉择模式中，哈佛大学神学家波特提出了著名的“波特方格”分析模型。波特将伦理困境分析分为四个元素：定义、价值、原则和忠诚。我们按照这一模型对饥饿的苏丹进行简单的分析，如图1所示。

图1 波特方格[4]

定义、理解事实：摄影记者卡特在苏丹进行拍摄时，发现了瘦骨如柴和饥饿的小女孩，而此时不远处站着一只秃鹰，他认为这是苏丹饥饿现状很好的体现，于是按下了快门。

概述决定的内在价值观：卡特希望通过这一张照片来直观的反映苏丹的贫穷、苦难，唤起大家对于苏丹的关注，让大家借此了解、走进苦难的非洲。

原则：显然，在这里，卡特的原则就是最大限度地完成好自己作为记者的任务，希望能够通过照片传达出人道主义的呼唤。卡特将新闻和真相、将传递事实作为了自己的原则。

忠诚：卡特作为一名摄影记者，在这里选择了对于真相和事实报道的忠诚，即对于新闻工作者这一身份的忠诚、对自身职业的忠诚。

通过波特分析不难看出，卡特的抉择从新闻伦理的角度看并非是不可理解的。但这并非意味着舆论和社会就不应该对记者有所限制、记者的行为就不能够用道德准则去约束。记者也是社会的一员，记者的所作所为不仅仅要对自己的职业负责，更重要的是要对社会的大多数负责。

记者的职业责任和社会道德很多时候会面临冲突，然而这种冲突并非是不可调和的。

一方面，我们要分辨一些记者的别有用心，对于利用苦难和同情心、利用强烈的视觉和情感冲击来渲染、煽动从而博得关注和眼球的行为予以摒弃。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提出“当照片被用来刺激道德冲动时，问题就变得更复杂。[3]”同时要对于真正提供事实、报道真相的记者予以尊重和保护；另一方面，在面临这种两难困境的时候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度，别让记者想拍而不敢拍——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让记者如履薄冰谨小慎微，以至于正常的事实记录和新闻报道职能履行都受到阻碍；但也更不能让记者为了拍而丧失一切底线——不能将公众的利益和生命的尊严凌驾于新闻价值之上，更不能片面追求眼球刺激、博取受众关注而刻意追求感官轰动，甚至不惜漠视人的价值和生命的尊严。

四、“公民记者”的出现——矛盾的“去专业化”

网络和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使得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了“公民记者”，都有机会扮演一个信息传播者的“信源”角色，将事实和观点传播给大众。而伴随着这一记者身份的“去专业化”而来的，是与之相关的“新闻伦理困境”的“去专业化”。即以前发生在新闻专业生产领域的矛盾，如“记者的职责责任和社会责任”之间的道德冲突不再是只有记者可能会面临的问题，而是每个人在传播信息时都可能面临的问题。

不久前一个火灾视频再次将“拍照还是救人”这一话题推上了风口浪尖。网上一段居民楼上一个人家里着火后被逼到防盗窗角落不停挣扎，最终被烧死的视频引起了轩然大波。视频一出，网友们纷纷指责拍摄视频者太过残忍，眼睁睁看着死者被烧死却不施以援手，反而只顾着拍摄，一时间骂声四起。很多人拿当年“饥饿的苏丹”一事作比，甚至认为其性质更加严重。尽管后来当事人解释澄清视频并非其上传网络，且其在拍摄视频之前已经拨打了119，未能救援是因为距离太远而无能为力，但引起的“拍摄还是救人”的讨论仍旧愈演愈烈。

这件事真正引起我们反思的核心在于，当灾难发生而自己心有余力不足时，选择记录事实到底是对还是错：记录的珍贵影像很有可能包含着极有价值的一手信息，但也很有可能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甚至包含着对死者的不尊重、对死者家人的二次伤害。而“饥饿的苏丹”争论的核心在于，当记者面对事实，有能力去阻止悲剧发生或者能够救援时，是应该选择记录拍摄还是干预救援。这前后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无能为力”和“有能力阻止”。也就是说，其实在“拍摄还是救援”这一矛盾中，道德对于我们普通人的要求是更加苛责的：我们只有在无能为力、别无他法时才能考虑是否拍摄记录；而一旦有能力，社会道德对我们的第一要求就是救援。

因为在突发事件中，我们首先是“社会人”，其次才是所谓的“公民记者”。这种 “公民记者”的角色不是一种社会责任和职业，而是新媒体传播和技术的发展为我们带来的可能性和个人选择，其角色层次是低于作为“社会人”的本质的。但记者不同，报道新闻、传播事实对其而言不仅仅是一种个人偏好或者能动选择，更是一种职业责任和义务。其记者身份决定了他在突发事件中的双重角色，也赋予了双重角色的不同社会期待和要求，但问题就在于这两种社会角色并不能明显分出轻重，这也是新闻伦理困境长期存在而难以解决的原因所在。

五、真正的悲剧——矛盾背后

卡特是悲哀的，但其悲哀可能不在于悲惨的结局，更不在于其选择了拍摄了照片而非救人，而在于一张如此触目惊心的非洲饥荒照片，几十年来引起的最大争论不是非洲饥荒问题现状如何、如何解决，而是铺天盖地、矛头直指拍摄者的道德争论。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这张照片是否直接、有效推动了灾区的发展或者人们对非洲粮食问题的重视？——答案是，几乎没有。照片问世几十年来世人的注意力都在拍摄者行为不端与否的争论上，而卡特的死更是彻底改变了这张照片应有的所指含义，人们都怀着一颗好奇心，想要探究死亡背后的故事，并拿其大做文章。人们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卡特当年拍摄照片真正的原因和意图，照片本身的所指含义根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是社会舆论的想象力、八卦猎奇心理喧宾夺主。这种本末倒置反映出来的社会心理和民众态度，某种程度上才是一种更大的悲剧。

卡特用自己的死为这件事划上了一个悲剧的终点，却没能给争论画上一个句号。人生本身就是一场悖论，其中也处处充斥着悖论。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非黑即白，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有定论，但我们无疑需要通过这样一些事情引发思考，这个世界才会少一些这样的悲剧。

参考文献：

[1] 冯哲.凯文卡特和他获普利策奖的作品[J].国际新闻窗，1995（7）.

[2] 孙雪梅.凯文·卡特的选择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重新解读凯文·卡特《饥饿的苏丹》[J].新闻传播，2009（4）.

[3] 苏珊·桑塔格.黄灿然译.《论摄影》之《在柏拉图的洞穴里》[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4] 牛静.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理论及案例评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5] 史喻.被误读的死亡——凯文·卡特并非因照片《饥饿的苏丹》自杀[J].国际新闻界，2009（3）.

[6] 陈力丹，胡森林.记者职业行为的边界何在？[J].新闻记者，2005（6）.

[责任编辑：传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