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爱勇

[摘 要]池莉小说《凝眸》较为充分地体现了新历史小说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念、虚构置换真实的叙述方式等特征。本文主要探究文本如何在主题内容和艺术策略上解构宏大叙事。小说在主题内容上，通过女主人公参加革命的动机、过程及对革命的认识，解构知识分子妇女的革命成长道路的宏大叙事；在艺术策略上，通过背景化处理、虚构化处理、个人视野移植等手法解构宏大叙事。

[关键词]池莉；《凝眸》；新历史小说；宏大叙事；解构

Meta-narrative deconstruction on Chilis fiction gaze under the viewpoint of New Historicism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Zhou ai-yong

Abstract：Chilis fiction gaze reflects the features of New historical novel that historical idea of relativism and narrative Modes of fiction substituting reality. This paper research that the text how to deconstruct meta-narrative on the content and artistic strategy of the fiction.On the content，the text deconstruct meta-narrative on intelligent women growing road of revolution from explaining the heroines motivation for revolution， process of revolution，and comprehension on revolution. On the artistic strategy， the text deconstruct meta-narrative from background disposition， fiction disposition and transplant of personal view.

Key Word：Chili； gaze； New historical novel； Meta-narrative； deconstruction

一向被评论界视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池莉在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发表了《凝眸》等作品。这些作品较为充分地体现了新历史小说的特征。

“新历史主义”术语最早由美国评论家格林布拉特提出。1982年，他为《人类》杂志编发一组论文，并为之撰写导言，称这些论文体现出一种“新历史主义”倾向。这一术语很快被广泛地接受和使用。国内最早对新历史主义进行系统论述、整体观照的评论家是陈思和。他于1992年发表了《关于“新历史小说”》，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以崭新的历史观念和独异的艺术手法描述历史的小说命名为“新历史小说”。 [1]

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指出，宏大叙事是由诸如精神辩证法、意义解释学、理性、劳动主体解放或财富创造理论等主题构成的叙事，又称启蒙叙事。其核心源于科学求真和自由解放两种宏大叙事：一种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自由解放的宏大叙事，又称解放型叙事；另一种是以德国黑格尔传统为代表的关于思辨真理的宏大叙事，又称思辨型叙事。宏大叙事大致有以下特点：伟岸的主角英雄、巨大的险情、壮阔的航程以及远大的目标等。在宏大叙事中，知识精英总是朝着理想伦理、政治终端、宇宙和谐迈进。[2]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革命历史小说就是这种宏大叙事的典型。洪子诚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者提出“革命历史小说”的概念，认为这一文学史所指称的“历史”有“既定”的性质，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也就是说，讲述的是中共发动、领导的“革命”的起源，和这一“革命”经历曲折过程之后最终走向胜利的故事。[3]在革命历史小说中，宏大叙事一般通过重大主题和题材得以体现，可总括为个人解放和人民斗争。

笔者认为，新历史小说之“新”是相对于之前的历史小说，特别是革命历史小说而言。新历史小说之“新”建立在对革命历史小说解构之上。个人（知识分子妇女等）因阶级压迫自发反抗或自觉加入革命队伍，在革命斗争中不断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战士或共产主义者是革命历史小说中典型的宏大叙事之一。《凝眸》这一新历史小说文本在主题内容上和艺术策略上双重解构了这种革命历史小说的宏大叙事。

一、革命外衣下的爱情——主题内容上的宏大叙事解构

柳真清16岁时在“五四”浪潮席卷下，与好友严壮父、啸秋、文涛打起标语旗帜上街游行，高呼“取消二十一条记亡国条约”口号。后因啸秋留学法国，文涛对政治活动失去兴趣，严壮父投笔从戎，加之世道混乱，她便心灰意冷，成为一个不满意女子学校却日复一日为它工作、不满意母亲却顺从敬重着她、不满意在省财政厅做事的男人却还在准备嫁给他的人。“五四运动”并没有让她成长为自由战士，她像一只苍蝇飞了一小圈又飞回去了。

“五四运动”后，柳真清投身革命完全是一个意外。因义愤于宗教团体血腥屠杀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她辱骂该宗教团体头目而不敢回家，在好友文涛的劝说下投奔多年未见、现为红军师长的严壮父。“五四”期间他们有一段暧昧的感情。当严壮父问及结婚了没有时，她说道：“我没有结婚。我是来找你的。我要开始新的生活。你为什么不直接问我？”[4]可见，避难仅仅是投奔“革命”的导火线，而真正的原因是她与严壮父的感情。也就是说，她投身革命并不是因为阶级压迫，也不是出于对革命的向往与热爱，而是因为爱情。文本就这样解构了柳真清的革命动机。endprint

柳真清在根据地给穷人教书，每天穿着旗袍，脖子上还扎着一条丝绸围巾。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她认为教书先生应该有整洁端庄文雅的外表，更重要的是她希望严壮父总能看到一个漂亮的她。她总期望得到严壮父的赞赏，期望严壮父早点向她求婚。随着啸秋的到来，柳真清的命运发生重大改变。“五四”期间，她与啸秋在感情上产生涟漪，但后因啸秋结识其好友文涛，并与之交好，她便渐渐从与啸秋的关系中淡出，转而与严壮父关系密切。啸秋的到来，扰乱了她一心嫁给严壮父的想法，在啸秋琴心柔肠的浪漫攻势下，半推半就地从了啸秋，全心全意做着啸秋的“小乖乘”，痴情地坐在窗下绣枕头，也不天天去夜校上课了。当亲眼看到啸秋亲自卑劣地处死他的情敌——革命的“肃反”对象严壮父时，柳真清才知道啸秋违背了“不会伤害严壮父”的诺言，欺骗了她，于是去鄂西找贺龙、红六军军长段德昌和湘鄂西分局党代表夏曦给昔日情人申冤。当她千辛万苦找到贺龙他们时，却看到夏曦处死段德昌，贺龙在一旁一言不发的场景。她彻底绝望了，回到了她极不满意的母亲身边，代替母亲接手以前她极其厌恶的女子学校，接受她以前厌恶的一切。她如鲁迅笔下的吕纬甫，像苍蝇一样飞了一大圈又飞到原地了。此次参加革命与之前参加“五四”运动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此次飞了一个更大的圈。可见，柳真清参加革命的过程的实质是她爱情升降起伏、恩爱情仇的个人经历。在这个过程看不到革命的壮烈雄伟和人民斗争的英勇顽强。文本就这样解构了柳真清的革命过程。

经历“肃反”的大风大浪、“革命”的千辛万苦和生活的坎坷磨难后，柳真清醒悟了，但这种醒悟不是对革命的深刻认识，而是完全个人化的关于爱情的人生感悟：“她认为严壮父不是为了她，啸秋也不是为了她，男人有他们自己醉心的世界，因此，这个世界才从无安宁日。将永无宁日。”[5]文本就这样解构了柳真清对革命的认识。

文本通过柳真清参加革命的动机、革命的过程和对革命的认识解构了知识分子妇女的革命成长道路的宏大叙事。这种宏大叙事属于杨沫的革命历史小说《青春之歌》，而不属于池莉的新历史小说《凝眸》。

二、我心写我史——艺术策略上的宏大叙事解构

从主题内容的角度解构宏大叙事是文本的一方面，从艺术策略上解构宏大叙事是文本的另一面，其主要体现在背景化处理、虚构化处理、个人视野移植等几个方面。

首先是背景化处理。文本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区红军“肃反”运动为背景。小说中出现的贺龙、段德昌、夏曦、张国焘等历史人物并不是小说的主角。贺龙和段德昌同时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初次见面，一次是诀别，而且描写的篇幅极小，百来字左右；夏曦只出现在处死段德昌的场景上，文本只用了几十字描述；而张国焘只是出现了一次名字。这些人物搭建了苏区“肃反”的历史背景，给人一种貌似历史真实的感觉。而突显在前景的是柳真清、严壮父、啸秋、文涛和其之间的爱情纠葛。文本没有对革命的壮烈和人民斗争的英勇的描写，而只出现两处血腥“肃反”的历史场景，一处是处死严壮父，另一处是处死段德昌。这两个场景都关系到柳真清对革命的态度的突转。文本绝大部分在叙述这些男女的恩怨情仇和生离死别，俨然成为一个悲情壮烈、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这样的爱情故事其实可以放置到其他历史场景中，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或其他非战争场景。作者之所以如此处理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受新历史小说浪潮的影响，将她写惯的新写实小说的爱情故事置身于另一种遥远的历史背景中，进行一次创作手法的尝试和创新。

第二是虚构化处理。小说的次要人物，如贺龙、段德昌、张国焘、夏曦在历史上真有其人。而小说的主要人物柳真清、严壮父、啸秋、文涛则全为虚构。小说男主人公严壮父，红二军第十八师师长，有名有姓，还有军衔，乍看很真实。实际上，历史上并无其人。小说人物的原型是王一鸣。王一鸣，湖北省枣阳县人，红二军团第六军第十六师师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毕业于黄埔军校，1932年“肃反”期间被错杀。以上信息是正史上的记录，这些信息在文本中基本得到了忠实的体现，作者仅仅把历史人物的真名换成小说人物严壮父，把红二军团第十六师，有意或无意地换成第十八师（红二军团无第十八师）。小说的女主人公柳真清和另一男主人公啸秋的原型无法考证，他们及其爱情故事在正史上无从查起，是文本虚构的人事。作者通过艺术想象，将仅有的一小部分历史真实同其他的故事杂揉起来，将零散的、片断的人事拼凑起来，虚构了柳真清、严壮父、啸秋等人物形象，讲述了苏区“肃反”历史中溅起的一片爱情浪花。

第三是个人视野移植。个人视野移植首先表现在个人视野的片断性。其分为两种：第一种体现为文本之内小说人物个人视野的片断性。当柳真清经过千辛万苦找到贺龙他们时，却看到夏曦处死段德昌的场景——“贺龙以军人的姿态威严地坐着，望着远方，一旁一言不发，只是一口接一口抽他那特制的‘雪茄。”[6]她看见仅仅是这个片断，而在段德昌执行枪决之前，贺龙在夏曦面前为段德昌据理力争等场景她没有看到。第二种体现为文本之外作者个人视野的片断性。贺龙为段德昌据理力争，在段德昌行刑之前为其松绑，端碗粉蒸肉给他吃，在段德昌行刑后第一个放声大哭的场景，文本中都没有任何描述，但在正史中却有记载。这些缺失的情节导致柳真清对贺龙的失望和对革命的绝望，这可能会导致读者对贺龙的曲解，对贺龙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的置疑，进而对作者叙述的可靠性的怀疑。这两种个人视野的片断性是密切联系的。作者个人视野的片断性导致或导演着小说人物个人视野的片断性。为什么作者会采用这种片断性的视野？这可能是作者对这些文本中缺失的历史细节不了解而无意遮蔽。但笔者认为更有可能是，作者了解这些历史细节，却有意遮蔽。理由有二：一是这些历史细节很容易在正史中查找。二是因为这些缺失的历史细节直接导致了柳真清对革命的绝望，从而像苍蝇一样转了一圈飞回到了原地，接受她以前反对和厌恶的，这样便达到了作者解构宏大叙事中关于知识分子妇女解放道路的目的。

个人视野移植其次表现为个人视野的当下性。作者摆出一副讲历史说书的姿态，以现代的眼光去关照那一段遥远的历史。从以下文本中的评述不难看出：

文涛与丈夫结婚后，一个广州，一个湖北，“过起了我们现代人所谓的两地分居的生活”。[7]“且不论柳真清文涛之辈将来的命运如何，至少她们的青年时代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有趣味的。”[8]“如今九十年代二十八岁都是大龄女青年，何况三十年代初期呢？年龄的确是个极大的因素使柳真清一旦从了啸秋就分外痴情，只看见他的优点，看不见他的缺点，对革命想得少了许多，对结婚想得很多。”[9]

笔者认为，作者之所以这样做不是戏说，将这段沉重的历史减轻一些，而是有意使读者跳出她叙述的历史，告诉读者这仅仅是她叙述的历史，希望读者能像小说名“凝眸”那样，凝眸这段历史，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待或发现这段历史。作者通过文本描述自己心中的历史，表达自己的历史观——“我们后人研究历史，总是非常之认真，非常之郑重，然而历史却自然潇洒，常开玩笑，令人为之瞠目，为之结舌。”[10]

池莉在其文集第三卷卷首语中对她九十年代创作的、被人称之为历史题材的作品作了一番辩解：“我依然囿守自己的认识，那就是用文字重建想象的空间，去结构和叙述那些发生在抗战时期或者更早的历史时期的故事。”[11]她在创作谈反复强调“囿守自己的认识”和“重建想象的空间”。在笔者看来，这实际契合了新历史小说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念、以虚构置换真实的叙述方式等特征。也许作者在创作中并未有意识解构历史和宏大叙事，但她这样的创作观念和方法已达到了解构的客观效果。

参考文献：

[1]陈思和.关于“新历史小说”[N].文汇报，1992-09.2.

[2]让弗良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M]. 北京：三联书店，1997.

[3]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5][6][7][8][9][10]池莉.池莉文集·凝眸·第二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11]池莉.池莉文集·卷首语·第三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