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保罗

上世纪90年代初，40多岁的台商郭台铭来到深圳郊区的龙岗，他登上一块高地，挥了挥手，做出一副画圈的模样。看到当地官员“求资若渴”的表情，以及低得让他心花怒放的地价，他说：“这些土地，我都要！”

但现在，富士康却开始将一些生产部门搬迁印度。和富士康一样，近几年来，关于中国成本走高的现实案例越来越多，企业外迁他国，内迁中西部，或者产业资本干脆逃离实业。而对普通个人而言，高成本的痛感更加直接，除了房价之外，一些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处在持续的上涨通道之中。

对世界任何经济体而言，经济发展一定会带来高成本，但却有“良性的高成本”和“恶性的高成本”之分。当一个经济体实现了生产力的提升，企业技术升级，利润提高，而劳动者收入上升，国民收入总体增加，自然会推动了社会整体成本的上升，这是“良性的高成本”。

但另一些经济体，却可能在经济发展或者转型的关键时刻，出现了“莫名其妙”的高成本，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受阻，这是“恶性的高成本”。那么，我们的高成本来自何处？它又属于哪一类高成本呢？

制造业之痛：土地还是人力？

房地产对中国的确太重要了，以至于我们思考所有经济问题都必须以其为出发点。同样，高成本也是如此。

高成本和土地成本有关，这个“有关”到底到什么程度，目前还没有“权威数据”。但是，当中国最好的实体企业也在“抱怨”高房价，那么问题便真的非同小可了。

华为是中国经营最好的实体企业之一，但创始人任正非却一改多年“低调”及不评论“社会问题”的风格，罕见地对深圳的高房价进行了“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