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墨宁

所有的先发达国家都有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的成本和制度性成本两类成本，生产要素成本上升难以避免的，关键是怎么消化它，出路就是降低制度性成本。

前不久，华为董事长任正非的一番言论又引起了讨论，他说“深圳房地产太多，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了，土地越贵，产业成长空间就越小。”这反应了中国制造业的现实窘境，高成本已经成为一个重负。

中国进入了一个“高成本社会”，但对高成本的承担并不是在各个主体之间均衡分布，高成本的产生根源不仅仅是因为生产要素涨价，也与体制性障碍有关。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声称“高成本是供给侧最致命的硬伤”，那么改革的方向在哪？就这些问题，本刊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

物价上涨主要是货币原因

《南风窗》：2015年全国工业企业利润出现了近17年来的首次负增长，成本高企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中国制造”的成本已经接近美国。生产要素成本上升除了经济发展的必然，是否也有体制性的原因？

李佐军：既有经济发展阶段方面的原因，也有体制性原因。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成本自然会出现一个上升的过程，职工工资水平近些年大幅提升，从2001年到2010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提升了3.4倍，年均增长超过10%，高于同期物价增长速度。2005年部分地方开始出现 “用工荒”。2007年颁布的《劳动合同法》和2010年实施的 《社会保险法》进一步提高了劳动力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