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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可喜研究中的焦点问题初探

2016-07-01柳海松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16年6期
关键词:后金

柳海松

(辽海出版社,辽宁沈阳 110003)

尚可喜研究中的焦点问题初探

柳海松

(辽海出版社,辽宁沈阳110003)

摘要:尚可喜作为明清易代之际的风云人物,其身上汇集了许多争论的话题,最突出的是其叛明归后金、镇压农民起义、与吴三桂叛乱的关系三个问题。对这三个问题,长期以来,由于认定标准不一等原因,一直存在争议,从而影响到对尚可喜的评价。本文立足于史实,力求全面、系统地辨明是非,还尚可喜一历史本来面目。

关键词:尚可喜;后金;农民军;三藩;叛乱

PDF获取: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6.06.026

一、关于弃明归后金问题

天聪七年(1633)十月二十四日,明广鹿岛副将尚可喜密遣部校卢克用、金玉奎到沈阳,向后金汗皇太极表示要归顺后金。见此,皇太极非常高兴,说“得王(尚可喜)如汉得三杰”[1]卷上,十一月十六日,立即让卢克用、金玉奎回广鹿岛,并附书一封,说:“将军与诸将可速为筹度,即来归我,傥荷天佑,大事可成,功名富贵,皆可图也,机会一失,悔之何及,幸无犹豫,速赐回音。”[2]卷十六,天聪七年十一月期望他早日归降。

尚可喜接信后,喜出望外。天聪八年初,他举兵略定长山、石城等五岛,率兵及广鹿、长山二岛男子1405名、妇女幼丁2466人等自洪水堡起行归附后金。三月初二日,皇太极将旅顺口之战所俘获的尚可喜亲属27人交给尚可喜。初六日,尚可喜派卢克用上奏皇太极,汇报了归降后的情况,并表达了自己的意愿。

我们知道,在此之前,尚可喜与后金有着血海深仇。天启四年(1624)其父尚学礼在与后金作战时,阵亡于楼子山。崇祯六年(1633)后金军攻克旅顺口,尚可喜一家百余口或战死,或被杀,或投海自尽,或被俘至沈阳为奴,直到此时,才予以归还。既然如此,尚可喜为什么放着家仇不报,反而却背叛明朝,屈身事后金呢?

其实,尚可喜之投靠后金,是有极大的苦衷,是不得已而为之,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天启三年(1623)他为自存投身明军,一面效力明朝,一面四处打探父亲尚学礼的消息。翌年,他在皮岛见到了父亲。可不久,其父就在楼子山阵亡了。惊闻噩耗,尚可喜“急归,踊哭泣之哀,感动行路”。当时明军主帅毛文龙因“奇王(尚可喜)才”,便“从众望”,让尚可喜统领尚学礼所部。崇祯二年(1629)毛文龙被杀,后黄龙便代领其军。但是,由于黄龙“驭下苛急”,不久便发生了兵变,黄龙被囚。尚可喜闻讯,马上回军,并前去看望黄龙,“持黄泣,且纳橐”,对黄龙说:“某在,公无恐。”随后尚可喜就对中军游击李维鸾等人说:“公等欲叛朝廷适他国乎?抑从壁上观,遂漠置之也?”待诸将否定此事与他们有关后,尚可喜又说:“公等身为偏裨,坐视劫帅而不讨贼,一旦问罪师至,咎将谁诿……此曹子虽哗,然倡者不过数人,诚能相与出师诛首乱者,以功自赎,则转祸为福矣。”于是,他与李维鸾等人集众斩首乱者十余人,迎黄龙还帅府。可见,尚可喜对明朝是忠心耿耿的,绝无叛逆之心。

经过这次风波,黄龙非常感激尚可喜,对他说:“公大度,非人所能,且驭变定乱,济世才也。”随即提升他为游击。殊不知此次兵变的主谋是沈世魁(魁又作奎)。尚可喜平定叛乱,无意间使沈世魁“大沮,恨王刺骨”。崇祯六年,黄龙兵败自杀。沈世魁继为主帅,自此便开始找尚可喜的麻烦。不久其部将王庭瑞、袁安邦诬陷尚可喜。沈世魁认为机不可失,于是就急调尚可喜到皮岛,谋杀之。尚可喜接到檄令,毫无戒备,又鉴于当时其部众“皆抱无家之痛,又衣粮不继,进退维谷,众汹汹无固志”,因此立即兵发广鹿岛,前往皮岛。可是,他们刚到达长山岛就遇上了大风,船不得进。恰在这时,沈世魁又发檄来催。就在此时,他发现其手下诸营将都有熟人带信来迎,唯独与自己一向交好者“无一语至”,再加上风大浪急,不免心疑,遂派人到皮岛探听消息。当他得知沈世魁的阴谋时,不禁抚膺叹曰:我“结发从海上战一十余载,父母妻子先后亡散,今出万死,不顾一生,为朝廷追亡逐叛,城陷家破以至于此,而冒功忌能之人,必欲挤之死地,天下事可知矣。……今权在世奎,欲杀一营将故易易耳。且明帝励精图治,加意边疆,而诸臣恣意营私,牢持门户,厝火有形,叩阍无路,大丈夫具扫除天下志,岂甘以不资之身,为沟中之断耶?”[1]卷上于是决定投靠后金。

尚可喜之投靠后金,固然有受皇太极“豁达神武,延揽英雄”吸引的一面,但是最根本的是他的身家性命受到威胁。就尚可喜个人的性格而言,他是很能忍耐的,如黄龙曾窘辱过他,对此尚可喜忍耐了。当黄龙被哗变士兵囚禁后,他又以德报怨,从大局出发,斩杀哗变者,救出黄龙。其后为协助登州明军歼灭孔有德、耿仲明军,他奉命率军往登州助剿,不巧,在海上遇飓风,船毁人亡。他与部下漂至登州赵家滩,被明军俘获,险被祖大弼错杀。幸亏有认识他的对祖大弼说明情况,再加上黄龙又飞箭来调,这才使其安全回到旅顺,对此,尚可喜也忍耐了。而这次不同了,沈世魁已经摆好架式等着自己去自投罗网,如去皮岛必有性命之忧,那么又如何应付眼前的局势呢?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摆在尚可喜面前的路可以说有五条:一条是按照沈世魁的命令继续前往皮岛,一任其宰割;一条是将计就计,率兵前往皮岛与沈世魁拼个你死我活;一条是还居广鹿岛,向明朝官员或者明朝皇帝上书说明情况,为自己辩解;一条是回广鹿岛,公开与沈世魁对抗,甚至效仿孔有德、耿仲明挑起反明的大旗,与明朝决裂;一条是投降定都沈阳的后金政权,寻求庇护,等待时机,报仇雪恨。

在这五条道路中,第一条无疑是送自己入虎口,不可行;尚可喜的力量不及沈世魁,将计就计前往皮岛与其硬拼,后果难料,没有把握,所以第二条道路也非完全之策,风险很大,不可行;第三条路虽然有其可行性,但对官职卑微的尚可喜来说根本没有上书辩白的机会,即使能上书辩白,也可能成为马后炮,因为沈世魁完全可以在朝廷官员调查之前按违抗军令将其问斩,而且尚可喜也没有什么靠山,再者,当时事出突然,不迅速作出决断是不行的,因而这条路也行不通;依当时尚可喜的力量,回驻广鹿岛,与沈世魁公开对抗,势必招来沈世魁的问罪之师,兵戎一见,尚可喜必败无疑,且这样一来,尚可喜就走上了与整个明朝对抗的道路,一个沈世魁都难以对付的尚可喜又如何对付得了明朝的精兵悍将呢?而且依当时尚可喜的号召力而言,根本比不上孔有德和耿仲明;与前四条道路相比第五条道路是比较可行的,因为到崇祯六年后金军不仅数败明军,给明军以重创,而且攻克了明朝许多军事重镇,如抚顺、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广宁、旅顺、大凌河等。崇祯二年到崇祯三年,又突袭北京,连下迁安、滦州、永平、遵化四城,大败明军,且巧施反间计,除掉了袁崇焕。皇太极继承汗位后,又一改其父的做法,大量任用汉人、汉官,这一切不能不影响到尚可喜的选择,所以,他在派卢克用等与皇太极联系归降事宜后,遂决计归降后金。综上可见,尚可喜是被逼弃明归后金的,当然也与皇太极的新政也有关。

(1)时量长、动量大。具体表现为动作持续时间的增长和动作幅度的增强。东北方言动词重叠式在语法意义上与普通话相反。比如,“摔摔打打”和“摔打”相比,就有更强的表现力,动作更大,持续的时间更长。“甩嗒甩嗒”相比“甩嗒”,也表现出了同样的语法意义。

二、关于与李自成农民军作战问题

尚可喜自归顺后金后,便随后金乃至清朝统治者东征西杀,并屡建奇功。顺治元年(1644)四月二十一日,在多尔衮的指挥下,尚可喜率领属下部队在山海关全力投入战斗。经过激战,大败李自成军,追击至庆都,再败之,斩农民军将领陈光先、谷大成等。待直隶八郡皆定后,尚可喜又分遣马步官兵同固山叶清从德州前往山东,旋移兵山西,所向皆下。又奉命与英亲王阿济格从西路出居庸关,由宣府、大同抵偏头关,再渡黄河至绥德。继而又与固山谭泰攻打延安,大败李锦所部,使其“宵遁”,还分兵追击农民军。顺治二年三月,他又奉命与英亲王等取湖广,继续追击李自成军,由陕西过秦岭,出武关,进入湖北,连下郧阳、荆州、襄阳诸郡,招降农民军将领王光恩、苗时化等,与英亲王会师承天,败农民军,缴获战舰20艘、人数千。接着他又与鳌拜、巴哈纳追击农民军至大冶,擒农民军将领刘芳亮、军师宋献策等。湖北既定,他就与英亲王合兵一处,攻克了江西九江。在获李自成死讯后,他与英亲王班师回京。

顺治三年八月十五日,顺治帝任命恭顺王孔有德为平南大将军,与怀顺王耿仲明等率领满、蒙、汉官兵往征湖广与两广。二十日,尚可喜奉命率领所部官兵赴孔有德军,协征湖广等地。不久,即与投靠永历政权的郝摇旗军遇于道州,以铁骑袭之,大获全胜。在孔有德、耿仲明等攻取衡州、长沙后,他们又合兵一处,克武冈、沅州,底定湖南。顺治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尚可喜随孔有德班师回京。

顺治六年,尚可喜奉命出征广东,经过两年多的战争,到顺治八年广东基本上处于清朝的控制之下。但不久形势又严峻起来。顺治九年,在农民军的打击下,短短几个月,清朝便“两蹶名王”。与此同时,攻克桂林的李定国为扩大战果,转而准备进攻梧州。面对广西岌岌可危的形势,广东巡抚李栖凤等主张“闭关谢使,扼要自全”,对此,尚可喜表示反对,说“不然,定南陷殁,诸将无主,当危疑悲惧之秋,求救于本藩,其心固知有朝廷也。本藩镇抚一方,即悖逆已形,犹且多方招谕,冀其归顺。今粤西文武官兵皆我朝豢养旧人,一旦流离,岂忍坐视。粤西与广东地连唇齿,缨冠之救,义不容辞。若不发兵运饷,加意怀来,彼无所归附,势必投逆,顺流而东下,为患方大,是更遗朝廷东顾之忧,谁任此时失抚之咎?救而有误,本藩一身当之,不以相累也”[1]卷上。说完,即采取行动,一面派兵将往援驻守梧州的马雄,一面安置溃败下来的清朝官兵。九月,终于收复梧州。

顺治十年,面对李定国再犯梧州,进围肇庆,尚可喜立即率兵赶赴肇庆,进行部署,并邀靖南王军助战,终于挫败李定国的进攻,迫其解围而去。

顺治十一年,李定国攻克高州,继又占领阳春、阳江、恩平诸邑,遣兵营于肇庆,与尚可喜率领的清军隔水相望。如何对敌,总督李率泰先主张守新兴,后主张守高明,对此尚可喜表示反对,说“定国剧寇,非大创之,必无两立之势。今之所急,在战不在守”,并具体陈明利害。无奈李率泰不听劝告,令总兵官郭虎、副将杜豹往守高明。翌年九月,尚可喜与靖南王率兵赴江门,援救甲喇章京田云龙,水陆并进,败李定国两路军。同月,为解高明之围,尚可喜等设计诱李定国军,使其中伏败北退兵,并擒其总兵武君禧、游击王天才等16人。

九月三十日,李定国攻克高明,进围新会,由于守将吴进功等的全力守御,新会仍控制在清军手里。为解新会之围,尚可喜等率军往援,十一月十四日,抵新会,两军交战,大败李定国军。到顺治十二年二月,又收复了广东高、雷、廉三府并所属肇庆府属、罗定属三州18县及广西横州、郁林州、北流等州县。

如此来看,从顺治元年四月到顺治十二年二月尚可喜奉清朝之命与农民军进行了十余年的战争,屡败农民军,为清朝政权在关内的立足与巩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对尚可喜与农民军的战争应如何看待,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应具体分析。以顺治二年五月李自成退出农民军为界可将其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顺治元年四月到顺治二年五月为第一阶段,顺治二年六月至顺治十二年二月为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尚可喜主要是与李自成农民军作战。我们知道,入关前,清朝统治者就确定了夺取全国政权的方针。顺治元年,范文程就上书清朝统治者,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清朝表面上是与明争天下,其实是与农民军争夺,为今日计,只有改变以前的做法,申严纪律,秋毫勿犯,才可能使大河以北“传檄而定”[3]。多尔衮在做入关军事动员时也说:“囊者三次往征明朝,俱俘虏而行。今者大举,不似先番,蒙天眷佑,要当定国安民,以希大业。[4]不可否认,这时清统治者是把明朝视为它的劲敌,还没有把注意力转移到农民军身上。随着明亡,清统治者便把农民军视为它逐鹿中原的头号敌人,开始调整入关政策。

顺治元年四月十六日,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在回复吴三桂的信中说:“予闻流贼攻陷京师,明主惨亡,不胜发指,用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灭贼,出民水火。”[5]卷四开始把李自成农民军看作是主要敌人。进京后,清统治者一面继续下令追击农民军,一面为崇祯帝发丧,祭祀明太祖,争取明朝官员的支持。六月初一日,多尔衮又发布文告说:“深痛尔明朝嫡胤无遗,势孤难立,用移我大清宅北土,厉兵秣马,必歼丑类,以清(靖)万邦。……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6]卷一百二试图与南明王朝联合对付农民军。怀庆之战失败后,清统治者异常震惊,立即改变战略,令南下的多铎转向西进,与阿济格率领的清军共同对付农民军,这表明清朝已经把农民军视为劲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第二阶段,尚可喜主要是同农民军的余部作战,即同大顺军余部和大西军余部作战。我们知道,顺治二年,大顺军失去李自成后便与南明隆武政权联合起来。后来他们又与永历政权联合起来;顺治四年二月,大西军余部也提出了“扶明讨逆”的口号,并与永历政权就联合抗清问题进行谈判。顺治八年,孙可望接受永历帝的“秦王”封号,翌年,将永历帝安置于安龙。短短几年时间,他们便实现了与南明政权的联合,成为南明政权与清朝抗衡的工具。很显然,这时的大顺军和大西军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抗清既是为自己,又是为南明,不像以前全是为了自己。不过,无论是为谁而抗清,都是清朝所不允许的。

作为清朝的名臣战将,尚可喜没有理由不执行清朝统治者的命令,不去追击农民军和帮助清朝建立对全国的统治权,否则即是不忠,不仅要丢前程,而且身家性命也可能不保。另外,尚可喜投靠清朝以来,清朝对其可谓恩宠有加,一方面封他为智顺王、平南王,另一方面给他各种赏赐,这些都使尚可喜感恩图报。相反尚可喜与农民军从无来往。因此说,尚可喜与农民军兵戎相见是各为其主。

三、关于“三藩之乱”问题

“三藩”指的是清初的三个藩王。我们知道,顺治初年,清朝统治者曾分封了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四个异姓王,可是到康熙十年(1671)四位藩王只剩下三位,即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底,平西王吴三桂反叛清朝。在吴三桂的利诱与煽动下,南方的许多汉官降将纷纷倒戈叛清。康熙十三年二月,孔有德的女婿广西将军孙延龄在桂林背叛清朝,与吴三桂遥相呼应。更为严重的是康熙十三年三月十五日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州起兵叛清。由于 “三藩”中有两藩公开叛清,康熙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尚可喜之子讨寇将军尚之信不知何故也接受吴三桂“招讨大将军”的伪号,杀其父谋士金光,炮击清军兵营,所以后人将吴三桂挑起的这次叛乱称为“三藩之乱”。

其实,将吴三桂挑起的这次叛乱称之为“三藩之乱”是不准确的,因为当时尚可喜是尚藩之主,而尚可喜自始至终没有参与叛乱。

众所周知,吴三桂发动叛乱的直接原因是康熙帝的撤藩。康熙帝下令撤藩是在康熙十二年(1673),而在这之前,尚可喜就多次表示要归老引退。顺治十二年十月,尚可喜以自己积劳多病、子女众多为由,提出将山东兖州“故明鲁王虚悬地亩,拨给耕作”,或者在辽东“旧地筑居安插”,结果被清廷拒绝。康熙十年,尚可喜上疏康熙帝,以自己年老有疾,“航海归命以来,效力封疆三十九年,南方边地一有缓急,恐难卧理”为由,请求交出兵权,由世子尚之信回粤暂管军务。康熙十二年,尚可喜又上疏康熙帝说:“方今四海升平,臣年已七十,精力就衰,正退耕垄亩之日。伏念太宗皇帝时曾赐臣以辽东海州及清阳堡等地。今乞准臣仍归辽东安插。”[7]卷一“愿归老辽东,有旧赐地亩房舍,乞仍赐给。臣量带两佐领甲兵并藩下闲丁、孤寡老弱,共四千三百九十四家,计男妇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五名口。其归途夫役口粮,请敕部拨给。”[8]卷四十一,康熙十二年三月对此,康熙帝表示赞赏,说:“王……欲归辽东,情词恳切,具见恭谨,能知大体,朕心深为嘉悦。”[8]卷四十一,康熙十二年三月不久,康熙帝就批准了尚可喜的请求。尚可喜之请求引退,与其谋士金光的话有很大关系,金光曾说:“王已位极人臣,恩宠无以复加。树大招风,朝廷对王很不放心,历来外姓封王没有能长久的。莫如交出兵权,回辽东养老。”既然尚可喜早就真心决定归老辽东,所以他就没有必要对康熙帝的撤藩产生不满,也就没有必要追随吴三桂叛乱了。

再者,吴三桂叛乱后,尚可喜一直不为吴三桂所利诱,坚定地站在清朝的立场上。康熙十三年四月,尚可喜把吴三桂派来劝他叛清的使者二人及约他起兵叛乱的书信一同解往北京,报告朝廷,向清廷表明心迹。孙延龄叛清后,针对其叛乱檄文中有“三藩并变”之语,尚可喜又上疏康熙帝说:“窃臣叨王爵,年已七十有余,虽至愚极陋,岂肯向逆贼求功名富贵乎?惟知捐躯矢志,竭力保固岭南,以表臣始终之诚。”[8]卷四十七,康熙十三年四月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当吴三桂派兵马两万至黄沙河后,他立即指出事态的严重性,“孙、吴二逆合兵一处,则势益猖獗”,请求朝廷向广东调派援兵,与他一同征剿孙延龄。随后他还派其子都统尚之孝、副都统尚之节及藩下将领与叛将刘进忠、靖南王耿精忠展开激战,连战皆捷。康熙十五年,面对“粤东十郡,竟失其四”,朝廷援兵迟迟未到的残酷现实,他就在府中后楼准备了薪柴,以便广州不守时以死报效清朝。同年,尚之信接受吴三桂伪号,炮击清军兵营,病中的尚可喜知道后,痛心疾首,“投缳自尽”,幸被人救下。十月二十九日,他弥留之际,令诸子给他沐浴,穿上清太宗所赐冠服,扶他面北叩首,对诸子说:“我死之后,必返殡于海城,魂魄有知,仍事先帝。”如此忠于清朝的平南王怎么能与吴三桂相提并论呢?

从康熙帝对待尚藩的态度来看,也与对待吴、耿二藩不同。吴三桂叛乱后,康熙帝一方面下旨切责,康熙十三年四月,他说:“吴三桂以枭獍之资,怀狙诈之计,阴图不轨,自启衅端,藉请搬移,辄行叛逆,煽惑奸宄,荼毒生灵,极恶穷凶,神人共愤,已经遣发大兵进剿,刻期荡平。”“孙延龄包藏祸心,背恩忘义,结连逆贼吴三桂,辄行反叛,煽乱地方,国法难容,宜加显戮,今削其将军职衔,大兵指日进剿,立正典刑。”“耿精忠赖祖父之余勋,冒朝廷之崇秩,自宜感恩图报,殚竭忠忱。不意其包藏祸心,潜谋不轨,乘吴逆之变,辄行反叛,煽乱地方,罪恶昭彰,国法难宥,今削其王爵,遣发大兵进剿,指日荡平。”[8]卷四十七,康熙十三年四月一方面下令平叛,征剿吴三桂、耿精忠等,而且谕令将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孙吴世霖处死,将耿精忠之弟“禁于一室,其属下官员俱著闲住”[8]卷四十七,康熙十三年四月。可是对待尚藩就不同了。从康熙十三年到康熙二十年,清廷一直在表奖尚藩。康熙十三年四月,康熙帝针对尚可喜辩白“三藩并变”之疏说:“王累朝勋旧,性笃忠贞,朕心久已洞悉。近复屡摅猷略,保固岩疆,厥功甚茂。览奏,披沥悃忱,深为可嘉,著益殚心料理,相机剿御,以副朕倚任之意。”接着又谕兵部说:“尚可喜奏请调遣官兵保固疆圉,忠诚显著,深为可嘉。”[8]卷四十七,康熙十三年四月对尚可喜表示了充分的信任。十三年五月,康熙帝谕兵部说:“尚可喜累朝勋旧,久镇岩疆,劳绩茂著,自吴逆叛后,尤能笃守忠贞,殚心筹画,屡抒谋略保固疆圉,事平之日,从优议叙。”[8]卷四十七,康熙十三年五月康熙十四年正月,进封尚可喜平南亲王。康熙十五年正月,尚可喜以自己有病请求朝廷派威望大臣驻镇广东,对此,康熙帝谕示说:“王实心为国,计虑周详。朕与王情同父子,谊若手足。”

康熙十五年十月,尚可喜病逝,二十年五月,康熙帝谕示廷臣说:“尚可喜当阖城皆叛,矢志不移。临殁,犹被服太宗文皇帝所赐朝衣,言死后必葬于海城,魂魄有知,仍事先帝。其忠诚之心,始终无二。今尚之孝往迎骸骨,俟至都门,即以奏闻。”[9]卷七十八九月,尚可喜灵柩至丁字沽,康熙帝特遣内大臣等往奠,评价尚可喜说:“王素笃忠贞,人尽如王,天下安得有事?朕又念王至老怀诚,克殚忠荩,殊伤悼之!”赐白银8000两,归葬海城。如此恩典与吴、耿二藩形成鲜明的对比,反差巨大。

再从当时尚藩的地位来看,已到人生的顶峰。尚可喜投降后金后,崇德元年四月封智顺王,顺治六年五月封平南王,康熙十四年又进封为平南亲王。如果他响应吴三桂叛乱,与清朝对抗,成功以后其地位也不过如此,何况这还是个未知数,由此而言,尚可喜没有必要放着现成的亲王不做,而与吴三桂等纠缠在一起,反叛清朝。

将尚藩列为“三藩之乱”的成员,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尚之信曾接受吴三桂“招讨大将军”的伪号,杀其父谋士金光,炮击清军兵营。对此,我们应该具体分析。其一,尚之信之发动兵变,尚可喜并不知情。否则,他不会气愤交加,上吊自尽。其二,尚之信虽然是尚可喜的长子,但他代表不了尚藩。康熙十五年十月以前尚可喜一直是尚藩的主宰。康熙十三年四月,尚可喜上疏说:“臣众子中惟次子都统尚之孝律己端慎,驭下宽厚,可继臣职,至于军机事宜,臣虽衰老,尚能指挥调度,断不致有误封疆。”[8]卷四十七,康熙十三年四月在他的要求下,康熙帝令尚之孝袭平南王。所以康熙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尚可喜病逝后,直到康熙十六年尚之信反正,尚之孝实际上是尚藩的代表人物。在吴三桂叛乱期间,无论是尚可喜,还是尚之孝都没有参与叛乱,反而坚定地站在清朝的一边,抵御叛军。由此,我们不能将尚藩次要人物的污点强加到其主要人物身上。其三,对尚之信是否从乱,史学界尚有争议,有的认为尚之信是真叛乱,有的认为尚之信是假从乱,已经与康熙帝达成了某种默契。不过,从清代的档案等记载中可以看出,这期间尚之信仍与清朝保持着联系,假从乱的面比较大。如果这样的话,将尚藩列为“三藩之乱”的成员就更不妥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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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沈馆录,卷七,第13页注。

[5]清世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谈迁.国榷[M].北京:中华书局,1958.

[7]平定三逆方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8]清圣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清史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责任编辑李兆平]

About the Major Problems of the Study on SHANG Ke-xi

LIUHai-song

(LiaohaiPress,Shenyang,Liaoning110003,China)

Abstract:Shang Ke-xi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men during the alternation from Ming to Qing Dynasty. Controversial topics have always been following him. Three of the most prominent problems are “his betrayal to Ming and surrender to Late Jin”, “the suppression of the peasant uprising” and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insurgency of WU San-gui”. For a long time, due to different criteria, scholars haven’t reached an agreement on the three problems and this kind of variation in cognition affects the general judgment of SHANG Ke-xi. Based on historical records, this paper explains these arguments from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way and tries to present a real SHANG Ke-xi in the history.

Key words:SHANG Ke-xi; Late Jin; peasant army; San Fan; insurgency

收稿日期:2015-10-11;修回日期:2016-01-22

作者简介:柳海松,男,山东栖霞人,辽海出版社编审、辽宁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明清史、东北地方史。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0X(2016)06-0118-05

■历史·民族研究·尚可喜研究专题

[编者按]清初平南亲王尚可喜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曾背叛明朝,投靠后金政权,与大顺农民军作战,不断升迁,爵高位显。作为朝廷所封的四个藩王之一,虽然第一个自动提出撤藩,仍然卷人康熙时期的“三藩之乱”,但是,本人及其家族得与大清王朝相善始终,如何评价尚可喜及家族史?其中,有许多历史疑团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究破解。学术主持人柳海松编审经与陕西学前学院学报编辑部磋商,从其组约的一批尚可喜研究论文中遴选了2篇论文先期在本刊发表,对目前尚可喜研究中的焦点问题予以探讨,分析了尚可喜归降后金的基本原因并作简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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