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凌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 2002），乡村邮递员的儿子，早年生活在偏远的西南农村并说一口方言，充分“体验到了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统治”。幸亏他异常聪颖并且勤奋，也幸亏有那么一所不重门第只看成绩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使得他得以通过考试这个跳板，从底层社会“逃亡”。虽然在社交上颇为笨拙、在思想上比较孤独，但是依靠睿智与勤奋，他在1981年终于攀升到了知识金字塔的顶峰：法兰西学院社会学主席，与雷蒙·阿隆和列维-斯特劳斯一样，被誉为“二战”后法国最受尊敬的社会学家，有朋友戏称他为“布尔迪神”（Bourdivin）。

正如他的同行回忆说，布尔迪厄对学术界怀有“异常强烈的复仇欲望”。他并不忠诚于学院这套体制，虽然他自己是这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按照他的夫子自道：“我处在一个本不应该身处其中的世界。我本来会被它淘汰40多次。在法兰西学院的200多年间，只有1%的人与我同类。”——与布尔迪厄境况类似的还有福柯和德里达，在巴黎知识界的同行看来，他们三人皆是“外来者”和“乡下人”，而正是这三人持守反体制立场，鞭辟入里地分析知识遮掩的权力、符号统治下的政治、文字的分延游戏。吊诡的是，恰恰是这三人而不是体制的拥护者，在20世纪的知识界赢得了崇高的地位。他们的成功证明了一种独特的力量果然存在：文化资本。

韦伯曾经指出：在经济利益之外，声誉、权力、生活品位和宗教信仰等因素同样参与了阶级的划分。的确，否则就无从解释人们何以歧视“暴发户”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只有钱也不是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