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林，于晓光

(1.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南宁　530004；2.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山东济南　250010)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状况分析

——以山东沿海部分城市调查为例

朱海林1，于晓光2

(1.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南宁530004；2.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山东济南250010)

内容摘要：新生代农民工是当代公民就业变化新形势下应运而生的一个庞大群体，直接影响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进程以及社会和谐，其中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对于整个农民工群体有着不可小视的影响力，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流动、家庭状态、子女抚养等都与女性农民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作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摆脱过去传统农民工单纯养家糊口的目的，他们工薪水平相对较高，精神文化层面所触及的内容也直接影响着这个群体的发展。本研究结合社会学量性指标的统计要求，在对问卷的采集特点、复杂关系等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对山东省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状态进行了描述。

关键词：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对应分析；精神文化生活

一、概述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在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具有农业户籍，流动到城镇地区从事非农业职业，在基层和生产第一线的人员。在全国1.45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大约占到 60%，数量约为1亿，规模十分庞大，在某些省份，如广东，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已经达到了75%，人数约为2600万。[1]

所谓精神文化是指属于精神、思想、观念范畴的文化。是代表一定民族的特点反映其理论思维水平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心理状态、理想人格、审美情趣等精神成果的总和。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有着自己独特的追求，但是他们也有着处于城市边缘的尴尬：他们也希望参与社会活动，更多的融入城市，而不是单纯的工作，但很少有人去关注他们，很少有人帮助它们去化解尴尬。同时，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参与度逐渐加深，他们渐渐成为了这座城市的新市民。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这其中必然包括农民工。但是在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大军中，女性农民工作为城市居民眼中的“乡下妹”，作为同是农民工的男性眼中的女人，抛头露面的总是被认为不好。在“夹缝中”生存的女性农民工就成了许多研究者关注的重点群体。

因此本研究将以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作为切入点，旨在通过调查研究让我们对其精神文化生活状况有一个直观、客观的了解和把握，了解她们的需求，有针对性地为她们提供服务，为改善山东省女性农民工文化生活环境、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依据。调查对象为山东省青岛市、日照市、威海市、烟台市等山东沿海城市1980年以后出生的具有农业户籍，流动到城镇地区从事非农业职业，在基层和生产第一线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

二、研究方法

(一)抽样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根据各市填写问卷的对象数目，随机抽取与本群相同比例的问卷，统一组成全省的问卷总体，总计2000份。

(二)问卷调查

问卷中包括精神文化生活相关包括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的满意度、文化生活丰富度、所在企业提供文化活动情况等，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职业、婚姻、从事行业等。

(三)统计分析

对2000份问卷进行统计分析，数据录入SPSS 11.0并用SPSS 17.0进行分析，其中有效问卷1407份。对人口学特征资料进行频数描述，对与精神文化生活相关题目选项进行赋值评分，计数资料进行χ2检验；使用基于定性变量间关系的对应分析技术，帮助我们研究由定性变量构成的交互汇总表来揭示变量间的联系。对应分析的优点巧妙地揭示了行变量类别间与列变量类别间的联系，即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评分与其社会学特征之间的联系，为当前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解读提供了一种方法。

三、结果分析

(一) 一般性描述分析

1.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社会地位满意度。关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对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是否满意这一问题上，29.2%的农民工表示不满意，其中10.3%表示“很不满意”。17.1%的农民工表示满意，而其中表示“很满意”的仅占1.7%。余下的53.7%的人则选择了较为中性的“一般”选项。

目前农民工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却没有得到与其贡献相应的报酬，生活水平普遍较低；社会地位更是不容乐观。他们来到城市，因各种条件限制从事相对底层的工作，本身带着二等公民的自卑心理，在心理上难以主动融入城市，对城市的归属感不高，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作为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我们要做的就是去掉她们的“特殊性”，让其在城市的存在合理化，存在得有尊严有地位，得到与其贡献相匹配的权利。而中国特殊的传统文化积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依然影响着大多数人，因此我们更需要倡导提高农民工的地位，给予他们作为一个“城市贡献者”应得到的待遇和尊重。

图1　对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满意度调查

2.休闲文化生活丰富度。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休闲文化生活的丰富度主观认知上不容乐观，对自己的文化休闲认为很丰富和比较丰富的仅占到4.39%和22.28%，而其余的将近四分之三的调查对象都认为自己的休闲文化一般甚至很不丰富。由此看出调查对象对自己的当前的休闲文化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失望，说明他们在城市打工生活之余的休闲文化生活整体表现出较低水平。

图2　对休闲文化生活丰富度主观认知调查

(二)对应分析

1.社会地位满意度与休闲文化生活。由表1可见，对应分析中，列联表(交互表)可以得到行列维度最小值减1的维度，我们看到第一维度Dim1解释了列联表的60.5%，第二维度Dim2解释了列联表的37.2%，说明在两个维度上已经能够说明数据的97.7%，这是比较理想的。以下对应分析当中将不再出示摘要表来证明其合理性。

表1　 社会地位满意度与休闲文化生活对应分析

图3　社会地位满意度与文化休闲对应分析表

根据对应分析图的分析原则：落在远点(0，0)出发接近相同方位及图形相同区域的同一变量的不同类别具有相似的性质；落在由原点出发接近相同方位及图形相同区域的不同变量的类别间可能有联系。据此，由表1和图3可知，“对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很满意”与“认为自己的文化生活与休闲很丰富”存在较高的对应关系，同样，“对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很不满意”与“认为自己的文化生活与休闲很不丰富”存在高度一致性，这说明，越是认为自己文化生活与休闲不够丰富的人，其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越不满意，存在着对社会的对自我的不满，越容易潜伏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于是，“对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感觉一般”与“认为自己的文化生活与休闲一般”也表现出高度的对应关系，基本吻合，可见，对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群体，在工作生活中的文化生活与休闲的情况，将大可能地影响着这一群体对待社会的态度。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2]

2.参与文化娱乐频率、是否有子女、是否与城里人接触与文化休闲丰富度的多点对应关系。“经常参加”文化娱乐活动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多数表示自己的文化生活与休闲“很丰富”或“比较丰富”，并且“渴望”和“适应了与城里人接触”，而且大多育有一到两个孩子。“不知道有活动”以及“知道有活动，但没有被邀请”的女性农民工表示自己的文化生活与休闲“很不丰富”和“不太丰富”，同时“知道有活动，但没有被邀请”的女性农民工更多的表示“不喜欢”城里人，“不知道有活动”者则认为城里人“一般”，而且这些人多数没有孩子。

图4　文化生活丰富的多相关性

现在分布在城市各个区域在基层从事生产一线工作的农民工大多数是80后，作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她们的思想比过去更具有时代性和活跃性，她们渴望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的一份子，而不仅仅是城市务工人员，但是她们所或缺的恰恰正是一些可以感受城市的温暖、触动城市脉搏的机会。同时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娱乐活动的参与度越高，农民工对城市的印象越好，满意度也越高，反之亦然。而另一方面有孩子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家庭则能够更好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更多的参与文化娱乐活动，更要求我们要做好外来务工子女的教育基础工作。因此，更多针对农民工的文化娱乐活动的开展是很有必要的，其中亲子活动尤为重要。可以通过参加社区开展的亲子类活动，更好的和社区内的人互动交流，也更有利于她们尽快的融入社区，融入城市，得到自己和城市的认可，满足她们的精神需求。

3.农民工从事行业、性别和社会地位满意度。从具体行业和社会地位满意度的对应关系来看，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主要从事“住宿和餐饮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以及“批发零售贸易业”，她们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的满意度多为“较为满意”和“一般”；男性农民工主要从事“农林牧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制造业”和“采矿业”，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的满意度多为“很不满意”、“较不满意”和“一般”。这并不能说明女性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比男性要高，而是说明女性更容易满足，在心态上较男性更为平和。因为男性农民工需要为养家糊口担起更多的责任，普通的工作，微薄的薪水，难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因此他们大多从事着高压高危或高体力消耗的行业，在身体和精神上承担着更多的风险。

图5　农民工从事的行业与其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查

整体上，农民工所从事的各种行业多交杂聚拢在一起，并没有太明显的分界，说明农民工在行业领域上其实没有特别明显的性别区分，一些女性农民工也会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建筑业”和“采矿业”等体力消耗较大、危险系数较高的职业。女性天生的身体构造以及并不过硬的身体素质使她们在长期繁重的劳作下不堪重负，不仅对她们的身体状况和精神健康产生了极大地影响，由于女性在家庭成员的照顾上所付出的更多，她们难以拿出更多精力顾及家庭，进而也会影响着整个家庭的氛围。从整体满意度看，农民工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的自我评价普遍偏低，而从事采矿业的人似乎满意度更高一些，但是同时危险系数也高，为了谋取更多的经济收入以提高生活水平，依然有很多农民工选择这种行业，而让自己和家庭承担着更多的隐性风险。

农民工的工作往往繁重而枯燥，工作的环境也不尽如人意，工薪水平更是有待提高。他们从事着城市里最苦累的工作，清洁着城市的每一个街道，筑造着每一栋环境优良的楼厦，在将城市变得越来越美好的同时，他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当然，每一项工作都是平等的，我们不能因为其风险性而不让他们去做，而是应该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和保险措施；不能因为工作的枯燥单一而不让他们去做，而是应该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和更多的文化娱乐活动，以减轻他们的工作和精神压力，提高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

4.精神状态与所从事行业。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批发零售贸易业”以及“制造业”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精神状态多是“愉悦平和”，但也伴随着“枯燥无聊”。从事“建筑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以及“农林牧渔业”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精神状态多是“紧张充实”，偶尔伴有“孤独寂寞”。从事“采矿业”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精神状态多是“暴躁易怒”。而从事“住宿和餐饮业”和其他职业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多感到“压抑苦闷”和“孤独寂寞”。

图6　从事行业与其精神状态的关系

不难看出，图6与图5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们的精神状态，进而影响着她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指数。农民工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在城市的整体和谐发展的道路上越来越有着无法令人忽视的影响力，他们的精神状态整体偏向消极，无论是从他们自身还是社会的整体来看都是必须正视的问题。我们无法让他们避免高危职业的选择，也无法去除个别职业的高危性，但我们能做且应该做的就是关注农民工的精神状况，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更为人性化的活动安排，更无忧的安全保险措施。

(三)量性描述

1.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娱乐活动形式。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平时参与的娱乐活动中“看电影或电视”的均值高于1.3，位居首位，远远高于其他娱乐活动。“听音乐”和“睡觉”的均值在0.75—1.00之间，位居第二。其次是“逛街”和“看报”也以微小的差别位于第三。余下的几项娱乐活动的均值则接近或者少于0.25，其中“去图书馆文化馆”、“参加公益活动”、“体育文娱活动”、“在住所上网”等更是少之甚少，趋近于0。但是选择“没有闲暇时间”的均值并不高，说明她们并非没有闲暇，而是工作和生活条件的限制使得他们的生活单一。住所少有电脑，作为女性的外籍工作者又不会经常出入网吧、KTV等娱乐场所。

图7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平时参与的娱乐活动均值

这项调查能够说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日常娱乐活动形式单一，可选项少，她们休闲时间较少，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所以忙于生计的她们也没有更多的财力和精力投放在娱乐活动中。另一方面，农民工中也有经济和时间稍有宽裕的群体，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一群体所选择的娱乐活动以“听音乐”、“看电影或电视”、“睡觉”、“读书看报”、“逛街”等居多，“参加公益活动”、“和朋友聊天”、“体育文娱活动”等集体活动却很少，说明她们不仅需要满足物质上的充裕，活动选择上的丰富，更需要心灵的交流，情感的慰藉以及人际关系的疏导和加强。

2.文化程度与参与文娱活动频率。在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参加企业组织的文化娱乐活动中，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有一半“没有参加过”，次数最高的是“每年三到五次”，“每年五次以上”的为零。文化程度在“初中”和“高中”的农民工中“每年一到两次”的比例在增加，同时“每年五次以上”占有一定比例。文化程度在“中专”“大专”和“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农民工中“每年三到五次”和“每年五次以上”的比例在依次增加，“没参加过”的比例在呈下降趋势。

图8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文化程度与参与活动的关系

从图中可以看出，文化程度越高的女性农民工参加企业组织的文化娱乐活动的机会越多，次数也越多，而文化程度越低，参加文化娱乐活动的机会也就越少，由此可见受教育程度对女性农民工的生活质量有着极大的影响。多数女性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是有限的，致使她们无法从事更具有技术性的高薪工作，而她们的受教育程度多半也是受制于本身的经济条件。我们能做的就是倡导政府和企业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进行再教育和相应的技术培训，并鼓励她们主动争取职业技能培训和进修的机会，以实现自我成长，提高就业选择渠道和生活质量。

四、结论

通过以上对应性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我国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处境极其微妙，我国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渴望在工作中寻找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在现实中我们往往忽视这部分群体的诉求和愿望，总是以问题视角来给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贴标签，而不是以优势视角的眼光发现她们的闪光点。所以我们要在满足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基础上实现她们自身的价值，但我国对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体制机制不健全，而且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度不高，法律法规不健全，自我满足感低等。有学者提出代际与阶层交互变量影响的存在，说明历史逻辑(代际)和结构逻辑(阶层)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产生了一种特殊效应，[3]正是这种待机特殊效应的产生，使得我们要对此作出回应。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的变化和社会处境面对这些困境，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国家层面，国家应该创新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体制机制，加大对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关注度，健全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权益保障相关法律法规，使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遭遇不公时有法可依。各级政府应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加大对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财政补贴，加强技能培训，重点提升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生存技能，使其在社会有立足之地。

二是社会层面，应该加大对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宣传，使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度得到提升，社会公众应该提高对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包容度，促进其参与到城市化的进程中来，在城市化和社会化中找到自我价值，提高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对自身的社会认同感。

三是个人层面，新生代农民工应该树立良好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合理追求自己的目标。我国有句俗语“打铁还需自身硬”，新生代农民工应该努力提升自身技能，使自己拥有在社会中立足的本领和能力，真正实现自身价值。

参考文献：

[1]张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究,2011,(6).

[2]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J].江苏纺织,2010,(8).

[3]李培林,田丰.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J].社会,2011,(3).

On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Life of the Female Migrant Workers in New Generation

ZHU Hai—lin, YU Xiao—guang

Abstract:Th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new generation are a large group in the new situation of employment. Their social existence directly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social harmony. The women migrant workers have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n the whole migrant workers, such as the social mobility, family status, and children support etc. Meanwhile, as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as emerged in the past the traditional migrant workers simply breadwinner purpose, their wage levels are relatively high, the level of spiritual and cultural content also touched a direc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group. Combined with statistical requirements sociology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in terms of the basis of the questionnaire collection featur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on the Shandong Province, the new generation of female migrant workers spiritual and cultural life of the state made a basic description of the elaborate and issue the corresponding proportions charts, bar charts,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table diagram, so that there is a reasonable target set forth a clear presentation.

Key words:new generation; female migrant workers;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spiritual and cultural life

收稿日期：2016—03—09

作者简介：朱海林(1989-)，男，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4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52(2016)02—0069—06

于晓光(1991-)，男，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