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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窑庄窖藏研究史述

2016-06-27罗志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16年6期
关键词:盱眙铭文文物

罗志

秦汉之际,江淮地区风云际会,西楚重镇——盱眙,以闪亮的身姿登上历史舞台。秦末,陈婴率东阳少年响应陈胜聚义反秦;楚怀王(义帝)被项梁、项羽、范增等楚国贵族拥立为王,建都盱眙;汉高祖末年,荆王刘贾被叛乱的英布大军击溃,败亡富陵……滚滚烟尘,均发生于斯;乱世遗珍,多深埋于地下。

1982年2月,盱眙县穆店公社马湖大队南窑庄(今穆店乡马湖村南窑庄)的村民在挖掘水渠的时候,挖出一件珍贵的青铜器和数十件黄金文物,这一发现被称为南窑庄窖藏。这件震惊世人的青铜重器便是战国后期的陈璋圆壶。陈璋圆壶,又名重金络壶,造型奇伟,纹饰华丽,艺术价值无与伦比。该器同流落在美国的陈璋方壶原是一对,其口沿内、圈足内侧、圈足外缘均有铭文。最后一条铭文记载着公元前315年,齐宣王乘燕国内乱派大将陈璋率兵攻伐燕国,陈璋将掠夺的燕国王室青铜器刻上铭文以记其赫赫战功的历史事件。陈璋圆壶集先秦金属工艺之大成于一身,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并体现先秦青铜铸造工艺最高水平,堪称国之瑰宝。

在南窑庄窖藏中,同陈璋圆壶一起出土的还有众多金器,包括金兽、金饼、马蹄金和麟趾金等,总计重量达20公斤。这批战国末年至西汉初年的黄金奇珍为何匆忙埋藏于此,为今人留下无尽的惊叹和疑惑。因此,自出土以来三十余载,围绕文物窖藏的埋藏时间、埋藏者和埋藏原因,陈璋圆壶的使用者、器物命名、铭文释读、制作年代、工艺复原及文物修复,金兽及黄金货币的拥有者、文物特质和制作工艺等领域,涌现出不少研究成果。笔者即对此作较为系统的梳理,以为后之学人在南窑庄窖藏研究领域提供基础性信息。

一、荒野窖藏如迷雾

南窑庄窖藏埋于荒野两千余载,不见于任何现存文献典籍的记载。对于这一文物窖藏的埋藏时间、埋藏者和埋藏原因,目前说法甚多,莫衷一是。

姚迁在《江苏盱眙南窑庄楚汉文物窖藏》(《文物》,1982年第11期)这份简报中认为该窖藏中“铜壶是战国晚期楚国王宫遗物,传到西汉继续使用。金兽为西汉前期国库的镇库兽。金版“郢爰”为战国时期楚国货币,系不同作坊铸造,传至汉代。金饼,包括圆形金饼、麟趾金和马蹄金,应为西汉武帝时遗物,由于金版和金饼都是完整的,当为汉代国库贮藏物。”因此定为西汉时期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以后的遗物,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产物。而黄盛璋《盱眙新出铜器、金器及相关问题考辨》(《文物》,1984年第10期)一文认为“盱眙曾为项羽尊楚怀王孙心为义帝建都之地,时在公元前208年。其前一年陈婴在东阳响应陈胜、吴广起义,东阳即在盱眙东南,与窖藏地点接近。陈胜、吴广起义之蕲,在盱眙之西。盱眙东西一带为秦、楚、汉纷争之地,窖藏可能与当时战事有关。”将南窑庄窖藏同秦末大起义时的战乱联系在一起。

盱眙文史学者秦士芝(《对盱眙南窑庄出土金饼的认识》,《中国钱币》,1991年第4期)分析认为,南窑庄窖藏的下限不应超过汉初,既可能同楚怀王在盱眙称王建都的历史事件有关,更有可能同荆王刘贾有关。而安志敏(《中国早期黄金制品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报》,2008年第7期)也根据窖藏所出金器认为其时间当在西汉前期。

据考古发掘,秦汉盱眙县城为今盱眙县城北淮河边的甘泉山,而据《太平寰宇记》卷十六《河南道·泗州·盱眙县》载:“楚汉之际,曾以为荆国,封刘贾为荆王,而东阳即此地也。”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叛朝廷,向东进攻荆王刘贾,刘贾败走富陵(今盱眙东北洪泽湖中)。南窑庄窖藏地近楚怀王称王建都的盱眙古城、刘贾封王的东阳(今盱眙马坝东东阳古城)和其败亡的富陵,很有可能与其中某段历史事件相关联。珍贵的国之重器匆匆埋藏于荒野之中,周围没有其他埋藏线索,追索其历史信息,需要拨开千年迷雾,谈何容易。

二、地不爱宝献重器

南窑庄窖藏所出的青铜重器,引起学者极大关注。因为保存条件所限,南窑庄窖藏所有文物在出土后迅速移交南京博物院,因此对于南窑庄窖藏文物的研究,以南京博物院最早,逐渐为文物界所关注。黄盛璋(《盱眙新出铜器、金器及相关问题考辨》,《文物》,1984年第10期)、吴蒙(《盱眙南窑铜壶小议》,《文物》,1982年第11期)、殷志强(《南窑庄铜壶》,《东南文化》,1985年)、吴振武《释“受”并论盱眙南窑铜壶和重金方壶的国别》(《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等学者对这件铜壶的出土情况、制作年代、器形名称、器物特点等作了初步探讨,黄盛璋、吴振武在初步释读铭文的基础上认为是战国晚期燕国青铜器,吴蒙和殷志强等认为是战国晚期楚国风格的青铜器,并称之为重金壶或铜壶。

1986年,经南京博物院专家研究寻访,发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所藏陈璋方壶与南窑庄出土的这件青铜器原为一对,在铭文上大致相同,可互为补证,故称为陈璋圆壶。而陈璋方壶已在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第十三卷第24页,1937年影印本)、陈梦家《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第746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年)中有著录。据此,周晓陆(《盱眙所出重金络缶靈陈璋圆壶读考》,《考古》,1988年第3期)、李学勤(李学勤、祝敏申《盱眙壶铭与齐破燕年代》(《文物春秋》,1989年第Z1期)等学者在这一突破的基础上,基本梳理出陈璋圆壶蕴含重大历史信息,从而为破解陈璋圆壶之谜提供了思路与方法。

对于该器物的定名,主要围绕其为“罍”“缶靈”还是“壶”的争论上。姚迁《江苏盱眙南窑庄楚汉文物窖藏》暂定其为“错金银梅花钉饰虬龙套铜壶”,吴蒙认为其与端方《陶斋吉金录》卷五所载“秦重金罍”相似,应为“同一大套器物的遗留”。李家浩《盱眙铜壶刍议》(《古文字研究》第12辑,1985年)根据圈口铭文径直称为“廿二壶”。周晓陆则认为在使用其与陈璋方壶对应的俗称陈璋圆壶的同时,兼顾其铭文所命名“重金络缶靈”,合称“重金络缶靈·陈璋圆壶”。目前,学界一般仍然习惯称这件青铜重器为“陈璋圆壶”或“陈璋壶”。

对于陈璋圆壶的所有者,随着圈足外缘铭文的释读和研究,而确认为齐宣王伐燕中的重要将领陈璋。李学勤论证圆壶为齐宣王五年(公元前315年)孟冬戊辰,率军进驻燕国都城的陈璋向齐王献纳所俘获的器物,认为陈璋圆壶的制作年代不晚于公元前314年。周晓陆《盱眙所出重金络缶靈陈璋圆壶读考》(《考古》,1988年第3期)一文也详细论证陈璋与齐国伐燕的史事,认为该器物“有燕国的容量记载,实测该壶容水3020毫升,它是反映战国燕国量制的一件重要标准器。”而且,其铭文包含齐、燕两种文字,“为研究战国重器文字异同提供了重要资料”,将两件陈璋壶与著名的“中山三器”列举,认为都“生动地反映了当时齐、燕、中山等国的关系”。

陈璋圆壶之谜的揭开,离不开对其铭文的考释。继姚迁、黄盛璋、李家浩、李学勤、周晓陆等研究文章之后,曹锦炎《盱眙南窑铜壶新出铭文考释》(《东南文化》,1990年第Z1期)、孙贯文《陈璋壶补考》(《考古学研究》第一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朱晓雪《陈璋壶及郾王职壶综合研究》(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孙刚:《东周齐系题铭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张娜《江苏省出土古文字资料整理与研究》(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尚友萍《“燕亳”与“燕亳邦”考辨》(《文物春秋》,2014年第5期)等多有进一步考释。仅扼要说明如下:

口沿内铭文:周晓陆释读为“廿五,重金络缶靈,受一孛五掬”,李学勤释读为“廿五,重金络缶靈,受一觳五掬”,“ 缶靈”“壶”的争论,已见前文略述。

圈足内侧铭文残损,略见数字:“王后右酒。”此无异议。

圈足外缘铭文:周晓陆释读为“隹王五年,奠易(阳)陈□(得)再立事岁,孟冬戎启,齐臧鈛(戈)斿,陈璋内,伐匽(燕)亳,邦之隻(获)。”李学勤释读为:“惟王五年,奠易陈得再立事岁,孟冬戊辰,齐臧鈛孤,陈璋内伐匽亳邦之获。”此两条释读一直为学界所沿用。

关于铭文中的“陈得”“陈璋”两位历史人物的稽考,朱晓雪《战国“陈得”“陈璋”考》(《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08年总第三辑)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做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就陈得而言,“无论是张政烺先生所考证的‘田惠子得,陈梦家、丁山二位先生所考证的‘田忌,还是董珊等先生所考证的‘孟尝君田文,这三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地位很高,都是齐国的执政大臣。”而陈璋,则与传世文献《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等记载的“田章”“章子”为一人。

陈璋圆壶不仅因其身世积淀着历史风云,精湛的制作工艺也令学界惊叹。诚如王厚宇、刘振永在《论淮安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一文中所概括的:“盱眙南窑庄出土的重金铬铜壶,是一件铸有镂空三层网络套,内错银,外错金,附加玉石镶嵌的稀世珍品。该壶综合使用了浑铸、分铸、铸接、金银错、玉石镶嵌之工艺,集先秦青铜加工技术之大成,构思奇巧,造型别致,铸造技术高超,部件组合新颖,几乎包容了整个先秦金属工艺的铸造和装饰技术,无疑代表着当时金属工艺的最高水平,是国家一级文物,国宝级重器。”

陈璋圆壶出土以后,对于其制作工艺,便有了初步研究。姚迁在《江苏盱眙南窑庄楚汉文物窖藏》(《文物》,1982年第11期)中细致描述器物的青铜工艺。谭德睿《中国古代失蜡铸造史话》(《特种铸造及有色合金》,1988年第1、2期)、《陈璋圆壶——中国金属工艺史的巅峰之作——〈中国古代艺术铸造系列图说〉之五十五》(《特种铸造及有色合金》,2011年第7期)等文章对陈璋圆壶由失蜡法铸造的工艺进行了研讨。近几年,伴随着文物科研技术的显著提升,制作陈璋圆壶的神秘工艺逐渐被揭示出来。其中,南京博物院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主持对于陈璋圆壶修复和复原研究的项目中,采用X射线荧光分析(XRF)、工业CT分析、显微镜及X光观察等科技手段,“对陈璋壶进行全面分析和检测,以科学的数据解析陈璋壶,期望完成这件战国重器的铸造技术、装饰技术、度量衡技术、微雕技术等领域的研究”(范陶峰、万俐《陈璋壶制作技术的初步探讨》,《铸造》,2012年第10期)。

南京博物院对于陈璋圆壶制作工艺的研究形成一系列研究成果,如万俐《从陈璋壶看春秋战国的冶铸技术》(《文物鉴定与鉴赏》,2010年第3期),范陶峰、万俐《陈璋壶制作技术的初步探讨》(《铸造》,2012年第10期),万俐《南京博物院藏战国透空蟠龙纹青铜器》(《东南文化》,2013年第6期),万俐《试析中国先秦时期透空蟠龙纹青铜器铸造技术的发展与传播》(《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4年第1期)等。其主要结论是:“陈璋铜壶的各部件为分开铸造,然后再进行装配;古人采用了Cu-Sn-Pb不同组成比例铸造的装饰件使铜壶在视觉效果上形成色差,铜壶整体上有层次感;‘龙穿梅花的透空装饰技术是铜壶制作技术中最为复杂的部分,它的制作连接方法和形成的高度对称性值得更深一步的研究和探讨;铜壶的金银装饰技术同样代表了战国时期高超的铸造技术,给人以华丽炫目的视觉冲击;铜壶在局部装饰件上出现的微雕技术更使大家为之称赞。总之,陈璋圆壶是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瑰宝,对它制作技术的研究是一项艰巨而有意义的课题,它是研究我国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标本。”(范陶峰、万俐《陈璋壶制作技术的初步探讨》,《铸造》,2012年第10期)。

由于长期受到江淮地区相对潮湿的埋藏环境侵蚀,出土后的陈璋圆壶产生严重的锈蚀情况。据范陶峰、万俐《陈璋壶锈蚀状况研究》(《东亚文化遗产保护学会第二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器物金银纹饰被锈蚀物覆盖,纹饰发生起翘、脱落,透空盘龙及梅花饰物矿化严重,部分盘龙和梅花残缺、断裂,而且铜壶表面已经出现危害极大的“粉状锈”。目前,对于陈璋圆壶修复和复原的研究已取得重要成果,2013年在铜陵成功实现复原铸造,凝聚着两千年前古人智慧的夺巧天工,进一步为现代科技所解析与模拟。

三、石破天惊寻千载

伴随着陈璋圆壶出土的,是数十斤重的耀眼夺目金器,后之学者径以“金光耀眼出污泥” (徐湖平《金光耀眼出污泥——南京博物院藏金兽等文物之来历》,《东南文化》,2000年第4期)为题赞叹这次发现。卧于陈璋圆壶盖口的金兽重达9公斤,是我国目前出土的古代黄金铸器中最重的一件,其中一块重610克的金版“郢爰”,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最大的一块黄金货币。

姚迁在《江苏盱眙南窑庄楚汉文物窖藏》(《文物》,1982年第11期)和《江苏盱眙南窑庄金币文物窖藏》(《中国钱币》,1983年第9期)两份简报中对这批黄金文物的基本情况作了介绍,并初步对金兽、金版“郢爰”、金饼(圆形金饼、麟趾金和马蹄金)作了定性,并认为其埋藏的时间为西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铸麟趾金、马蹄金与西汉末年王莽复古改制之间。前面提到的秦士芝《对盱眙南窑庄出土金饼的认识》一文则认为,南窑庄窖藏的下限不应超过汉初,可能与楚怀王在盱眙称王建都或荆王刘贾被英布杀于富陵等楚汉史实有关。

南窑庄出土的这批金器,对于研究战国至秦汉时期我国黄金制作工艺,以及研究战国楚国货币——郢爰和西汉早期货币——麟趾金、马蹄金等有重要价值。陈尔俊《江苏出土的楚国郢爰》(《考古》,1995年第3期)、齐东方《中国早期金银器研究》(《华夏考古》,1999年第12期)、吴兴汉《楚金币的发现与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6期)、冉万里《略论汉代金银器》(《秦汉研究》,2013年总第七辑)、江楠《中国早期金银器的考古学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等文章对这一批黄金文物均作了探讨。

南窑庄出土金币上有着阴文刻划符号,成为研究秦汉时期黄金铸币计量标记的重要实物。例如,张沛《盱眙、阜阳出土金币上的数码符号试析》(《中国钱币》,1993年第2期)一文认为盱眙、阜阳等地出土楚汉金币上的刻符“是早期算筹记数形式的真实记录,是研究中国数学史的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成增耀《江苏盱眙出土金币上阴文刻划与实测重量关系之探讨》(《安徽钱币》,1994年第2期)通过实测数据,探讨这些金币上刻划的文字、数字符号确实起到标注其实际重量的功用。王永波《汉代黄金铸币计量标记研究》(《古代文明》,2005年总第4辑)结合多地的出土实物,认为这些汉代黄金铸币上面的刻画文字、符号和钤印,多为重量标记、事由或姓氏、地名,对于研究汉代货币政策、黄金铸币的铸造、用途、计量,以及中央与各诸侯国相互关系,提供了基础性资料。

四、结语

南窑庄窖藏出土文物共38件。陈璋圆壶制作工艺高超精湛,部分器物铭文可以补证史册,具有极高的文物、历史和艺术价值。这些文物多数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其中陈璋圆壶、金兽和金版郢爰三件被定为国宝级文物。无论是流光溢彩的陈璋圆壶,还是“金色中国”的熠熠金兽,它们从僻处江淮一隅的盱眙原野中乍现,一跃而成为江苏乃至中华古代璀璨文明的重要实物。近些年来,对于南窑庄窖藏珍贵文物的宣传和科普频见,在报道中不乏“陈璋圆壶写春秋”“青铜瑰宝一窥”“流光焕彩” “江南艺术,国宝荟萃”等褒扬、赞叹之辞。两千多年以前,陈璋圆壶、金兽……神秘宝藏被匆匆掩埋入地,两千多年以后,地不爱宝而石破天“金”,荒野窖藏惊现人间,引得多少学者专家孜孜以求那段文明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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