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悦晗

长久以来，于亲历者及研究者而言，文革都是一段充斥着无休止的权力之争与暴力伤害的不堪记忆。于亲历者，不论当年曾经被划入“地、富、反、坏、右”中的哪一类，在“拨乱反正”后，都对文革持谴责与批判之声。研究者也始终聚焦于从政治层面，考察非常时期高层的派系冲突、权力结构等问题，探究强大的国家机器如何在一次次动员民众的过程中走向失控和瘫痪。

然而，再虔诚的革命者也无法不食人间烟火，不面对“食、色”这两大老祖宗两千年前就看透的人性内容。肩负革命教化任务的政权，面对青年人的本能欲望与生理机能时，选择了回避和抑制。由此带来十年浩劫时期被最高领袖动员起来的一代青年人，在性与婚姻的人生大事上缺乏正面引导，或“无师自通”，或“自生自灭”。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的李秉奎副教授的新作《狂澜与潜流：中国青年的性恋与婚姻（1966-1976）》一书，集中考察了“毛主席的孩子们”在那段非正常时期的性恋与婚姻状况，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政治高压下不易被觉察的向人性与本能回归的过程。

从“性纯洁”到“拍婆子”

现代中国的民族救亡是压倒一切的革命任务，由此注定，恋爱与婚姻自由、个性解放、思想启蒙等话语，在非常时期只能让位于“救亡”。文革初期，革命理想空前高涨。因得到最高领袖的授意，而自视为将要引领历史潮流的红卫兵一代，尽管其年龄多是十几岁到二十来岁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但他们视革命为崇高理想，视正常的生理欲念为“下流”与“污秽”。……